文/朱宥勳

若談到以小說創作回應社會議題、歷史題材,平路是絕對不可能被略過的作家。從〈玉米田之死〉、〈台灣奇蹟〉到《東方之東》,都扣住了某一面向台灣人的生存困境;而〈是誰殺了XXX〉、〈百齡箋〉、《行道天涯》和《何日君再來》等「名人」系列,更是透過小說重塑了人們對蔣經國、宋美齡、宋慶齡、鄧麗君等人的形象。而平路的新作《黑水》,就可以視為是這兩條脈絡交叉的接點。

黑水》的主要敘述聲音有兩條,分別影射前幾年驚動全台的「媽媽嘴命案」中的兩名女性。以平路過去的小說創作軌跡來看,選擇女性視角是可以想見的,但《黑水》有趣的地方,在於這兩名女性剛好是兇殺案中的兩端,一是「加害人」、一是「受害人」。設計上如此針鋒相對,但小說中兩人的敘事卻少有對撞之處,她們各自敘述了自己的過去(佳珍的貧窮和渴愛、女教授失敗的婚姻),看似毫無交集;但兩人的困境又是如此相像地疊合在女性困境上。

因此,這不是一部推理小說,小說的第一章就揭曉了兇殺案的結果。作家更在意的是「為什麼」這個問題。為什麼殺人?為什麼被殺?撇除世人的道德直覺不管,孰令致之?一個可以進一步觀察的重點,是這兩位敘事者分別「向誰說明」。我們會看到佳珍的敘述多半發生在法庭訊問的場合,但總是與法官希望聽到的答案格格不入──不只是在道德預設上,法官希望聽到她「悔悟」;也更是在事實陳述上,佳珍的說法裝不進法律語言的「規格」當中,有太多溢出的細節。個體的意義和情感,必須被拗折縮減司法權威「聽得懂」的陳述,此中扞格,有著明顯的批判方向。

但更有趣的,是女教授說明的場合──她基本上已經死了,一直躺在命案現場的水裡說話。(雖然小說敘述她還有被救活的機會,但以常理度之,這應該比較像是冤魂的一廂情願)所以不管她說了什麼,是不會有任何人聽到的。而與之對照的,是她身邊的學姊、同事或鄰居的證言,這些與實情相反的證言,註定了她的處境將無人理解。如果我們睽諸事態實際的發展,無論是小說中還是現實中,倫理攻防的論點確實就會落在「佳珍是否情有可原」或「洪伯是否遭人抹黑」這兩個互斥選項中,女教授就只是一個純粹的受害者,純粹得一無所有。

然而,也正是在小說和現實的對讀當中,我們會看到《黑水》最大的困境。小說家很明顯是透過小說創作,抗拒簡化的道德觀點,但多少落入了「翻案」的陷阱當中。當人們皆曰佳珍是「蛇蠍女」時,是將佳珍的犯罪行為本質化,她會殺人是因為她有道德問題;但當《黑水》梳理佳珍幼年的貧窮、偏斜的性啟蒙的時候,雖則將她從本質化的道德批評中拯救出來,卻也將她重新放回了另一個「必然性」的結構當中。她會殺人不是因為她天生有道德缺陷,而是因為她的幼年經驗──這樣的解釋真的有將小說中的女性角色「拯救」出來嗎?

而也正是在這種翻案或說拯救的執著裡,《黑水》一路寫來,對許多富有潛力的線頭往往淺嚐即止,沒有繼續發展下去。比如洪伯作為一個奸詐細膩的角色,性格是如何養成的呢?(一如佳珍的幼年經驗早成的心理動機)比如佳珍的男友憲明,這樣一個無憂無慮的暖男角色,是否還有更加立體化的空間?當然,我提這兩個角色,並不是要指責小說家只著眼女性、忽略男性;而是從理論和技術上來說,那些造成佳珍和女教授的悲劇的巨大結構,應當也會以某種方式作用於男性角色身上,就像父權不只是傷害了女人、也扭曲了男人一樣。更深刻地挖掘周邊的角色,也或能深化主線的兩位女主角吧,讓我們看到真正的倫理核心,而不只是為犯罪行為找一個合理的解釋。

在比較好的狀態裡,「簡化」的相反應該要是「複雜」,而不是另一個簡化。這點在平路的〈是誰殺了XXX〉、〈百齡箋〉和《何日君再來》等作當中,透過後設手法的層疊對照,曾經讓我們看到如何化簡為繁,澱積出人性深度的可能性。而《黑水》的表現,多少讓我覺得一則以憂、一則以喜。憂著如同前幾段所言,小說亦步亦趨追隨著現實事件的發展,並且虛構出一套幼年經驗,試圖提出一種可能的心理動力解釋,落入「翻案」的陷阱當中;但樂觀來看,我們或許可以說,小說家平路正試著拋棄相對輕巧、炫目、討好且容易操作的後設手法,而回到寫實主義的傳統裡來,正面迎擊這些「名人」的故事和困境。

這是一條比較難的、需要勇氣的路,但平路不偏不倚地走上去了。無論如何,前輩小說家願意走出過往的成功模式,試著再開蹊徑,都是令人感佩的。

朱宥勳
一九八八年生,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畢業。耕莘青年寫作會成員,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國藝會創作補助、全國學生文學獎與台積電青年文學獎。在寫小說、讀小說、學一點理論的同時,也是棒球和電競的觀眾。

已出版個人小說集《暗影》《誤遞》《堊觀》,評論散文集《學校不敢教的小說》,並與黃崇凱共同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

二○一三年起,與一群朋友創辦電子書評雜誌《祕密讀者》,評論犀利,卻道盡了對台灣文壇的熱愛與深遠期許。

※ 本文為「黑水・私觀點」系列書評,繼續閱讀其他書評、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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