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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楊力州

《梁山伯與祝英台》這部片,是因為在六○年代,這部女扮男裝的電影,現在看來還是相當前衛。

女兒身的凌波反串現象,在當時如此受歡迎。仔細回看當時新聞片裡人山人海,想要從中判斷影迷是男是女,似乎很難;而電影裡凌波反串的男性形象,我認為是一種情人的理想原型──「他」堅毅不霸道,「他」溫柔卻不柔弱。

六○年代,台灣還在戰爭氛圍裡,我們記憶中的男性形象,是非常權威的,像蔣中正那樣。好長時間,社會充斥著這種英雄或烈士形象。相對於這樣的男性,凌波的梁山伯,「他」更明白女人心,與以往的威權感反差很大,橫掃全台,魅力可見一斑。

因著舞台上下的距離感,銀幕裡的女扮男裝,創造出一種神祕且理想的男性形象,除了黃梅調的凌波之外,還有歌仔戲的楊麗花,時代及形式的相近,也同樣在庶民生活中受到歡迎,更確認了這樣的角色在當時的意義。

這是一個愛情的安全投射,凌波是女的。我相信有很多人很喜歡帥氣的男性演員,但是只能遠看,因為對父親、丈夫或男友而言,這傢伙是不安全的,在整個社會以男性價值為依歸的氛圍,那是一條不能被跨越的紅線。

凌波吸引了這麼多瘋狂影迷,在那個保守年代,可以看出時代裡有趣的性別翻轉信號。在中國戲劇裡關於反串,還有兩個很有特色的人物,一是從軍的花木蘭,一是早期梨園的梅蘭芳。花木蘭女扮男裝是盡孝,但在史實中,她必須用這種方式分享男性社會所擁有的權勢及其主導的權力分配。

而早期梨園的男扮女裝,是因為女生不能唱戲,旦角就由男生來扮演,然後大部分是男性去看戲,就慢慢喜歡上男扮女裝的旦角,裡面又有比較曖昧的同性關係,像張國榮主演的電影《霸王別姬》。

電影有一種任務,抒發整個社會某種壓抑情感的缺口,它可以讓這種情感去創造新價值觀,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舊價值觀,暗潮下其實波濤洶湧。

女扮男裝反串梁山伯,也是花美男的最初原型。當花美男出現時,他和張自忠截然不同,花美男是當時社會或國家控制底下可以容忍的尺度。電影也好、社會也好,《梁山伯與祝英台》的時代意義,代表男性的、一言堂的戒嚴政權底下,其實暗藏著某種自由的躍動。

※ 本文摘自《我們的那時此刻》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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