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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邵式柏

本書重心在研究臺灣從原住民島嶼轉變為貿易殖民地,並從難民前哨站轉變為中國府縣的歷史過程,尤其是島上平埔族群被長期忽略的歷史角色。其他中國邊疆很少像臺灣這般有豐富的歷史紀錄,這是由於十七世紀以來這座島嶼動盪的政治發展及其戰略上的重要性。關於臺灣原住民狀況寶貴的詳細紀錄,讓研究者可以追溯中國漢人的移墾擴張過程,並評價各個不同政權的對臺經營與治理政策。

關於早期臺灣歷史發展有兩個影響深遠的錯誤認知,分別是「流離說」(displacement scenario)及「忽略說」(neglect hypothesis)。無論是西方、中國或日本的東亞歷史研究者,通常都假定十七和十八世紀的漢人移墾摧毀大部分的臺灣原住民社會,並迫使剩餘原住民撤退至內山地區。因此流離說被用來解釋為何原住民部落出現在中央山區,而非平原地帶。伴隨流離說的,則是對此時期臺灣漢人人口規模和增長速度的過度誇大。有些歷史學者即使發現在許多漢人早期移住的臺灣西部平原,仍持續生活著漢化的平埔族群時依然採用上述說法。少數學者甚至注意到漢人曾向平埔族人租用土地。然而並沒有太多研究嘗試解決臺灣平埔族群延續存在並保有土地所有權的事實,及主張他們被驅趕流離至內山地區假設之間的矛盾。

人類學家與考古學家的研究成果也對流離說提出進一步質疑。費羅禮(Raleigh Ferrell)對臺灣原住民文化及語言的調查,顯示山地與平地文化差異的存在。而考古遺址則證明早在漢人移墾數百年前,臺灣山地便曾出現原住民社會。如果中央山地的原住民部落並不是被漢人移墾擴張所驅趕的結果,我們便必須對西部平地原住民的歷史發展提出解釋。

本書指出臺灣西部沿海原住民不但並未被驅趕至內山地區,更在十七和十八世紀的臺灣扮演關鍵的歷史角色。臺灣曾在十七世紀分別成為荷蘭殖民地、漢人反清基地,及中華帝國的地方州縣。然此時期的首要經濟項目,是原住民獵人所生產鹿製品的出口貿易。直到十八世紀,當中國東南沿海的經濟復甦與人口膨脹將移民推向臺灣時,漢人移墾開發才轉變臺灣西海岸的經濟發展。但在這過程中,平埔族群的利益必須被照顧。然而當平埔族群被大量漢人移民所淹沒,並推至歷史舞臺角落時,這段歷史及平埔族群的歷史角色便輕易地被其後的歷史觀點所遺忘。

因此忽略平埔族群在臺灣歷史的角色,將導致我們無法理解清代邊疆治理及其政治經濟的更大錯誤,當中包含整體面向和臺灣個案。臺灣並非如同許多歷史論著所說,是個被清廷忽略的邊疆。相反地,她是個經常受到中央政府重視的戰略邊陲。清政府自始便嘗試限制中國漢人移民至臺灣,以避免成為叛亂基地。對官方而言,漢人移民是破壞均衡現狀的入侵者。控制臺灣邊疆的經濟考量,讓許多官員相信保護平埔族群的生計,包含其土地權利以及借重其武力來平定漢人與其他原住民的叛亂,將是符合政府最佳利益的做法。但如果要控制漢人人口的成長,並維持臺灣的行政開支,中央政府必須有效處理邊疆移墾和開發問題。本書因此記錄並分析十七和十八世紀政府、漢人移民及平埔族群間,如何在彼此衝突與協調中獲得權宜均衡,並奠定臺灣社會發展基礎的歷史過程。

臺灣歷史研究中第二個流行主題,是將清代臺灣行政的腐敗,以及叛亂發生的頻繁,歸因於清廷的忽視。忽略說的提倡者通常無法區別政府政策措施的擺盪,及中央政府關注重心的循環。大部分論著均過分聚焦於十九世紀頻繁的分類械鬥,並以此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籠統概括十七和十八世紀的史實。這些論著未能正確評價早期隔離封禁政策背後的理性計算,也無法理解清政府決策,尤其是財政的內在限制。同樣重要的是,它們無法提出清楚的比較標準來衡量臺灣的政府施政品質與民間動亂程度。況且大部分的研究均隱晦地以二十世紀的標準,論斷十九世紀臺灣的問題。然而,如果要證明中央政府忽略說,合適的方式應該是將臺灣與其他中國邊疆進行各個時期和政策階段的比較。我個人認為,隨著我們對中國其他邊疆的認識增長,即使是十九世紀的臺灣社會,也不會顯得特別動盪或政治腐敗。因此本書將證明清廷在臺灣的統治政策選項內容,與其他地區社會並無不同(參見第十二章)。

兩個相互作用循環的交會,一個大致是經濟的,另一個是政治的,形塑出十七和十八世紀臺灣社會的演進過程。臺灣在此兩世紀間,處於中國東南沿海區域經濟及其國際連結的軌道中。東南沿岸經濟與人口的擴張與緊縮,交替地促進並減緩臺灣的貿易和移墾過程。從東南沿海貿易獲利的商業機會吸引日本人和歐洲人,但明朝卻企圖將外國勢力排除在外,迫使這些外國人只能利用臺灣的港口進行貿易。而明清易代與明朝的滅亡,也將戰爭難民及統治者們送到臺灣。清朝的軍隊及官僚最後終於將這個邊疆島嶼納入帝國版圖。政府接著介入處理漢人移民與平埔族群的互動關係,並在十八世紀期間監控臺灣逐漸轉變為中國農業社會的過程。

隨著清朝鞏固其統治而來的和平與繁榮,使得中國人口從1650年(順治七年)的1億5千萬人,增加為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的2億7千萬人。要支撐這樣龐大規模的人口增長,需要擴張可耕地,及遍布全國各邊疆的大量人口遷移。區域間的移民與邊疆的開發因此成為清代社會史與中華帝國晚期的顯著特徵。在第一章 導論:臺灣邊疆的政治經濟最為龐大複雜的前現代農業官僚國家中,中華帝國治理著遍布於次大陸的區域社會並徵收賦稅。十八世紀的人口與農業開發的擴張,也挑戰帝國對遙遠而增長中人口的控制能力以及財政需求。雖然有著驚人的人口增長,但十八世紀清廷卻(基於以下討論的理由)劇烈地限縮其文武官僚數目和經費的成長,並被迫將其有限的行政與軍事資源集中在幾個關鍵問題地區。此舉導致文武官員在人口與空間上的蓄意不平均分布。因此就戰略邊陲地區如臺灣而言,便出現國家力量遠大於其少數人口的不合理現象。對於臺灣地方社會史的細部研究,將可提供分析清廷如何面對邊疆人口與聚落擴張挑戰的重要個案。

因此若要了解清朝晚期如何處理漢人移民與臺灣平埔族群的互動關係,便不能忽視上述的宏觀政治經濟脈絡。而清朝晚期的財政限制,遠較其他因素更影響著邊疆地區吸納及土地權利的分配。中國在東亞軍事組織及技術上的優越性,使得征服新領土成為可能,但在軍事和行政上永久控制遙遠而荒涼區域所需要的高昂財政負擔,常使得納入版圖成為不受歡迎的選擇。所以當政府進行兼併某區域的戰略決策時,如何降低控制成本及增加地方稅收以減輕中央財政負擔,乃成為優先考量。

由於徵稅的高昂成本、難以管控稅務人員濫權,以及重稅所必然產生的反抗,中華帝國晚期常選擇維持低稅率並力求輕省。此舉需要減縮文武官僚規模以降低政府開支(可能只是因為軍備優先),而逐漸仰賴地方知識分子協助政府。上述考量結合儒家重農輕商的財政與統治理論,形成一個經費有限,其收入的四分之三均來自私有土地稅賦的政府。 因此為了收稅,地方政府必須將分配土地所有權及確定土地稅賦責任列為優先事項;而釐清地權及防止所有權糾紛,也成為降低地方控制成本的重要工作。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邊疆地區控制成本與土地收入的平衡,決定國家是否支持原住民的土地權益,還是傾向漢人農業擴張與新開發墾地的徵稅。以臺灣而言,清廷的經驗導致其致力於調和原住民地權的決定。

本文介紹:
臺灣邊疆的治理與政治經濟(1600-1800)》。本書作者/邵式柏;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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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1. 台灣史話
  2. 被遺誤的台灣 荷鄭台江決戰始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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