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傑拉德‧德朗提
本文原刊載於讀書共和國,獲授權轉載

正是冷戰的意識形態框架,塑造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歐洲認同,其中一項最重要的驅力,就是新經濟民族主義浪潮。這兩者當然是相關的;反共為戰後的成長年代中,席捲歐洲的新物質主義提供強而有力的正當性,而資本主義變成它自己的意識形態。法西斯主義的挫敗所造就的意識形態真空,促進新歐洲理念的鞏固。

戰後出現的歐洲理念,是一種使自己適應民族國家的理念,反映在戴高樂「諸民族國家的歐洲」信念中,每個國家都是在彼此協助的情況下,獨立追求自己的目標(Milward et al., 1993)。這點同樣反映在邱吉爾對「有點歐洲」謹慎的支持,英國與其至少有著外部的聯繫。英國的偏好讓人猜不透,因而成為邱吉爾所構想,有條件地「相伴卻不屬於」歐洲的存在,當挑戰來臨時或許會站在大西洋這邊(Radice, 1992)。

戰後英國的國族認同,在大英國協中找到了自己的化身,大英國協為英國提供的角色,就像歐洲之於西歐其他地區。

新的歐洲意涵是以布魯塞爾為中心的官僚實體。官僚集中制(bureaucratic centralism)與西歐意識形態之鞏固作為順應冷戰而組織的貿易集團,被視為是這方面更進一步的發展。新的政治制度出現,協助塑造新且簡化的歐洲:西元一九四八年成立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EEC)即為日後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西元一九四九年出現的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以及西元一九五七年的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西元一九五八年時,歐洲經濟共同體(EEC)誕生了。儘管有美國的援助,它仍反映出法國想要利用德國經濟力量,藉佔德國便宜的方式,來取得歐洲領導權的野心。

這沒什麼新鮮──自從查理曼大帝向西擴張以來,歐洲的特色就一直都是處於德法爭奪歐洲其他地區霸權的鬥爭中。

歐洲共同體下的「新歐洲」

隨著歐洲共同體的創立,歐洲理念呈現新的面向。它明顯不是政治共同體,而是經濟。這點並非偶然,政治上來說,歐洲認同是由一堆偏見與冷戰產生的偏執妄想所形塑的。歐洲不再只是有關政治,更是關於「共同市場」與戰後重建的新消費主義。

戰後的階段中,作為「精神與哲學」的「歐洲」概念工程已然結束(Patocka, 1983)。戰爭使歐洲文化作為心靈生活的名聲蒙塵;新歐洲是物質主義的,除了由資本主義現代性提供的正當性之外,不另他求。

「共同」市場,如同其中一項對它的批評,是「對那些付帳的來說才是共同的。而且這筆帳與其說是以經濟單位來記,毋寧說是以政權單位來記」(Galtung, 1973, p. 17)。在湯姆森(E. P. Thompson, 1980, p. 85)的筆下,「走進歐洲」對英國中產階級而言是「有關溫飽的。一個關於消費的市場。共同市場被想像成一個鼓脹的胃:一個有各種陷阱、消化廳房與稅收胃酸的大器官,吸收著油膩的消費商品。」

作為經濟共同體的新歐洲理念,對美國來說,歐洲一體化的計畫是個方法,以解決自西元一九一九年存在以來的失敗民族國家(failed nation-states,譯註:未能履行某些主權政府應有的基本條件和責任的國家)所製造出的問題。以一種特殊的方式來說,德國就是失敗國家的極端例子。為了使威瑪共和的災難絕不再次發生,抑制舊的歐洲民族國家便被認為是不二法門。

為了遏止德國問題,以及更重要的,為了打造作為對抗共產主義的堡壘,政治穩定的歐洲,由美國領導的新全球秩序鼓舞歐洲聯邦的形成,但這並不僅僅是歐洲民族國家之間的合作體系。這些族群顯然並非全都具備國族主義的傳統,或是能以政治動員,但儘管如此,他們可以被認定是在政治框架中,作為文化整體的存在,其瓦解意味著衝突的到來。再者,美國聯邦體系所興起的社會環境是和歐洲歷史經驗迥然不同的。

西德是這種體系唯一能夠成功移植的國家。可是它是異例,而且德國聯邦憲法是在打了兩次世界大戰後,由外部強加的。藉由瑞士的例子意味著,聯邦理念對歐洲經驗來說並不陌生,但歐洲當代史上並沒有什麼跡象表明,聯邦政府體系能夠以高於民族國家層級的美國模式強加給歐洲。

作為自由民主共同體的歐洲理念,基本上是作為追求新的政治綱領與經濟工程的陪襯品,因為經濟是無法仰賴倫理與政治來運作的。歷史終結的共同體假設,深深根植於歐洲知識份子的傳統中。是共同體而非社會,才是國家或民族長久以來渴望的歷史目標。這種理念對基督教、文藝復興時期的烏托邦思想、國族主義與共產主義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

是否有所謂的「歐洲文化」?

大部分想要建立歐洲文化認同的嘗試,在文化工程的部分都顯得不怎麼樣:歐洲歌唱大賽(Eurovision Song Contest)、歐洲迪士尼(Euro-Disney)、歐洲貨幣單位(ECU)、年度歐洲文化之城(annual European City of Culture)以及新制度中的文化機器,都不足以從中建立新的符號結構。歐洲文化普遍來說指涉著往昔的文化,而非國家的文化。官僚同化與制度建立因而只能有著物化的效果。可能也是出自相同的理由,歐洲共同體的主題曲──貝多芬第九交響曲第四樂章(譯註:即快樂頌)──有著物化的音調。

西元一九八〇年代,創造官方歐洲文化的嘗試註定是失敗的,因為將較早期的歐洲統一概念,翻轉為帶有最低限度政治統一的經濟概念此一冒險之舉,可以施力的點不多。諷刺的是,在企圖超越國族主義這方面,歐洲共同體卻試著以十足國族主義的工具來打造歐洲認同:旗幟、主題曲、護照、組織名稱與共同歷史的意識。然而,不若國族認同,歐洲認同的政治,在於從布爾喬亞高等文化中尋找正當性,像是主題曲的選擇與「文化之城」的題詞等諸如此類。相反地,國族認同是傳統地往鄉村以求靈感,而非城市,並且它試圖用以定義民族的文化,總體來說是語言學的。當共同體在許多層次上都是可能的時候(Gusfield, 1975),歐洲主義之政治,則證實為無力創造可以提供有別於國族且有聚合力的共同體之認同。

那麼到底什麼是歐洲文化呢?根據喬治.史坦納(George Steiner, 1992, pp. 43-4)的研究,最好的例證是像咖啡館之類的風尚,這在他的觀點中是定義為「大略上自西邊的葡萄牙開始,一條沿著列寧格勒、基輔與奧德薩(Odessa,譯註:烏克蘭港口)之界線以南一帶的歷史場域」,但明確地把莫斯科排除在外。

對帕托什卡(Patočka, 1983)而言,歐洲文化是在柏拉圖所開創的形上學思辨之哲學傳統中尋得的。這種擁抱精英文化的歐洲文化,同樣也能在塞斯.諾特博姆(Cees Nooteboom)所召喚的大都會生活風格中找到,但有相當顯著的差異,也就是這位荷蘭作家所強調的,國族認同本身即為超越民族的文化影響之熔爐,而歐洲主義僅能在承認異中有同的情況下存在。美國可視為是一種生活方式,但歐洲不行,除非可能是歐洲人到美國旅遊時,突然發現他們的歐洲特質。

在一九四五年之後的階段中,民族國家不再是歐洲理念的衡量標準,而變得與新的實在緊密相連。然而,這並不意味著歐洲成為新的政治認同之基礎。西方理念,對實際上成為美國東方邊界的歐洲來說才是新的衡量標準。歐洲古老的民族-文化主義因此得以在敵對的冷戰政治,以及它所遭受的文化暴力中倖存。歐洲共同體將西歐國家整合起來,並壟斷了歐洲理念:歐洲就是西歐,其象徵為冷戰的人工製品「西德」,這一直要到冷戰於西元一九八九年結束才終結。

西元一九八九年,這個溫馨的世界崩塌了,歐洲隨之成為自由民主的西方。

本文介紹:
歐洲的誕生:理念、認同、現實
本書作者/ 傑拉德‧德朗提 GERARD DELANTY;出版社/廣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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