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喬爾.丁斯戴爾

大屠殺說到底,就是個英雄太少、加害者與受害者卻多不勝數的故事。

──克里斯多佛.布朗尼(Christopher Browning),
《普通人》(Ordinary Man),一九九八年

一九六○年五月十一日,以假名瑞卡多.克萊門一直潛逃在外的蓋世太保猶太人事務部門首長阿道夫.艾希曼,在布宜諾斯艾利斯外遭以色列探員逮捕。他去除了身上的SS刺青,以洗衣店老闆的身分融入了當地德國移民社區。一晚,待他一下公車,以色列特務便將他抓住,下藥迷昏。過了幾天前往機場,讓他穿上以色列航空制服,裝作前一晚喝太多的機組組員,避開阿根廷海關耳目,將他押送至以色列。

艾希曼的審判在隔年四月開庭,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定罪,一開庭便舉世譁然,也打破眾人對集中營的沉默。紐倫堡審判十五年後,世人又有機會可檢視納粹領袖。猶太人遭逮捕移送至集中營,乃經艾希曼精心策劃,他高竿的組織能力則成了致命武器。

社會哲學家漢娜.鄂蘭坐在耶路撒冷法院旁聽席上,仔細觀察聆聽其證詞。這名個性剛烈的老菸槍在移民美國前,曾遭蓋世太保囚禁,亦經歷過納粹的折磨。這也是為何她一篇發表在《紐約客》雜誌上義憤填膺的文章,會令人讀來猶如芒刺在背。筆鋒尖銳、機智過人的她所提出的一連串問題,惹得天怒人怒:若集中營囚犯起身反抗,不就可大大降低死亡率嗎?猶太委員會(Judenrat)屈從與納粹合作,是否加深了猶太人的苦難?是不是有些倖存者做出有愧於心之事?艾希曼的審判合法嗎?當時世人才剛開始談起在集中營的經歷,鄂蘭卻彷彿在指責遭囚禁的倖存者是自找的,而活下來的人可能是犧牲較不幸的牢友,才得以倖免於難。

鄂蘭的著作《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chmann in Jerusalem)甫問世,便大受輿論撻伐,責難威脅接踵而來。知名歷史學者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滔滔吐露出世人憤怒的心聲:「她的論點是,猶太人太容易就屈服,殺身之禍也算自討苦吃。詭異的是那些倖免於難的人緊抓著這點不放,尖聲撻伐。藉由將罪惡感轉移至受害者身上,讓其他人放下心中重擔,才是此篇文章吸引人之處。」

鄂蘭的另一個觀點也令世人震怒。對她而言,艾希曼不是怪物,只是個工作時不涉及任何情感或道德,幹起活來樂在其中的平庸公僕。審判時,坐在玻璃包廂中的艾希曼,虛弱無力、臉色蒼白、衣衫襤褸,看起來完全不像罪大惡極之人。納粹獵人賽門.威森塔(Simon Wiesenthal)表示:「他身上毫無邪惡的氣息,看起來就像個連開口要求加薪都卻步的會計師。」

艾希曼認為屠殺猶太人不是自己的責任,強調自己並非決策者,光是安排交通工具將人遣送出境等業務就忙不過來了。在鄂蘭眼中,這個既平凡又毫無存在感的傢伙,宛如惡之平庸的化身。

艾希曼所帶來的問題是,像他一樣的人多不可數,既不變態也非殘酷成性。他們是再正常不過的一般人。以司法單位的角度及道德標準判定的觀點來看,如此正常狀態,遠比所有殘惡暴行的加總還來得可怕,因為這代表新型罪犯是在自己幾乎毫無所知也毫無所愧的狀態下犯下惡行。

鄂蘭認為艾希曼不僅是較正常的人,而且還以工作至上,一心只想平步青雲,才無視自己行動造成的後果:

當時除了庸庸碌碌奮力扶搖直上外,他完全沒其他目的……他只是……未曾明白自己的所作所為……他不笨,只是做事完全不加思索……才會成為史上重大戰犯之一。若這就是「平庸」,若從艾希曼身上找不到任何真真切切的惡意,那這並非司空見慣之事。要是人變得如此脫離現實、不去思考,造成的災難遠比本性邪惡還要來得慘烈……這是我們在耶路撒冷學到的教訓。

起訴艾希曼的檢察官吉迪恩.豪斯那(Gideon Hausner)完全不同意鄂蘭的描述,說艾希曼是個道德敗壞的怪物、殘暴的精神病態者。但就連豪斯那也承認,如機器人般謹守規定的艾希曼不太尋常:「某天早上,守衛送早餐時誤給了六片麵包,而非平時的兩片,他六片全吃個精光。守衛問他以後是不是就吃六片,他卻回答:『不用,其實兩片就夠了。但你給了我六片,所以我不得不吃完。』」

被問及工作時,艾希曼表示:「我從工作中得到非比尋常的樂趣,處理這些事很有趣……我工作時皆全力以赴,以服從為最高原則。我將服從視為生命的典範。」對他而言,從命乃至高無上的樂事,他甚至還語帶悲傷地說:「戰爭結束後,我覺得自己日後將成為孤苦伶仃的無主冤魂,無人對我下令,也無從聽命,更不會有相關條令可拿來遵循了。」

法庭觀察員聽了艾希曼這番句法迂迴、邏輯不通的詭辯,亦大感震驚。他邊講邊抽蓄,證詞也常拐彎抹角、晦澀難懂。

在漫長審判中全程旁聽的鄂蘭表示,艾希曼就像個從未停下思考自己行為道德層面的機器人。也有證詞說他對猶太人抱持強烈恨意,但鄂蘭僅輕描淡寫帶過。她並不是說艾希曼是無辜的,而是他不是怪物。艾希曼並非墮落之極的邪惡化身,只不過缺乏同理心,行事完全欠缺思考,亦毫無道德感而已。

傳播學學者瓦萊麗.哈托尼(Valerie Hartouni)精妙地評論了鄂蘭的文章。哈托尼認為艾希曼對工作的熱忱遠高於鄂蘭所述,但她形容他行動不經思考,也算「很接近事實」。她巧妙地替鄂蘭和吉迪恩.豪斯那的辯證作總結:「鄂蘭看到的是她所謂完全平庸的邪惡,檢方想追捕的卻是對猶太人的恨意綿綿無絕、邪惡暴戾、麻木不仁的納粹官員。」

紐倫堡審判期間,鄂蘭曾和德國哲學家卡爾.雅思培(Karl Jaspers)通信討論邪惡的本質,這也影響她後來對艾希曼的看法。她因紐倫堡一案心神不寧,雅思培卻提醒她,切勿過於鑽研納粹邪惡的特質,反而建議她「應將其視作日常可見的平庸瑣碎之物……細菌可引發亡國的流行病,但說到底,細菌仍只是細菌而已」。換言之,無需惡意也可造成苦難,輕率行事的後果,也可跟惡毒造孽相提並論。艾希曼事件後,鄂蘭和猶太學者葛修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辯論時,回想起雅思培的比喻,卻以黴菌取代了細菌。「惡如黴菌般攤成一片荒蕪,毫無深度,亦無魔之特色。」「我不再討論『根本的邪惡』……如今,邪惡在我看來毫無深度,亦無魔之特色,宛如黴菌在地表增生擴散,令世界一片荒蕪……這就是它『平庸之處』。」

紐倫堡審判的餘波及鄂蘭對艾希曼大審發表的這番言論,催生出一系列極具啟發性的社會心理學實驗。這些學者乃出身耶魯、哥倫比亞、普林斯頓、史丹佛等大學,學術背景無懈可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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