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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觀者的冷漠:約翰.達利及畢伯.拉丹內(一九六八年)

年輕的凱蒂.吉諾維斯(Kitty Genovese)光天化日下在紐約市遭人殺害後,社會心理學界又開始探討起惡的本質。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三日夜裡,吉諾維斯下班後走在皇后區基佑植物園路上,被歹徒追趕刺殺。更駭人聽聞的是,她並未當場殞命,歹徒不停追著她,對她又刺又砍逾三十分之久。又驚又恐的她大聲呼救「請救救我!請救救我!」,卻無人伸出援手。

殺人案時有所聞,但這件慘案非比尋常。當時有三十八人目睹吉諾維斯遇害,卻無人出手援救:無人嘗試阻止歹徒攻擊,也無人出聲嚇阻歹徒,連報警的人也沒有。有名目擊者還狡辯:「我不想自討苦吃。」目擊者的冷漠震驚全國,世人也紛紛開始省思,並拿納粹德國作借鏡。冷漠確實足以致人於死地。數年後,伊恩.克肖表示,納粹德國時期的輿論「與其說是由強烈的恨意所形塑,還不如說是因為對猶太民族的命運無動於衷,才釀成慘事」。

約翰.達利和畢伯.拉丹內這兩名學者設計了一系列的實驗,來研究為何人能在他人生命垂危時還視若無睹。。為何沒有人伸出援手救吉諾維斯?為何這麼多人在一旁看好戲,卻沒人幫助猶太受害者?這也是漢娜.鄂蘭在另一處極欲探討的主題:「多數人會就範,但有些人不會。若要地球一直如此適合人安居樂業,只要拒絕就範即可!別無其他要求。」悲哀的是,拒絕就範的人僅占少數。

老實說,緊急事件常事發突然、令人不明就裡,也並非旁觀者日常生活中會有的經驗。達利和拉丹內兩人費煞苦心在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做了數個實驗探討此問題,結果發現,社會環境本身其實會影響人如何應對緊急事態

達利和拉丹內為評估受試者面臨危機時的應對,巧妙地設計了兩種情境:獨自一人,以及跟一小群人在一起。當其他人對突發事件視若無睹時,受試者將如何反應?

在其中一個實驗,受試者被帶到房間內討論都會生活問題,接著暖氣出風口不斷冒出煙霧,但並非僅飄出幾縷輕煙而已,而是到實驗快結束時,「整個房間都煙霧瀰漫,伸手不見五指」。當受試者獨自一人在房間時,75% 的人會通報冒煙,但當房內另外有兩人,且故意無視煙霧時,受試者的行為便截然不同。儘管他們「又咳嗽又揉眼,還開窗透氣」,仍僅有 10% 的人通報房裡正在冒煙。

在另一個實驗中,接待員向抵達實驗室的受試者打招呼後便起身將隔簾拉起,然後爬上椅子想拿一些文件夾,同時偷偷打開錄音機,播放猛然倒下的巨響、尖叫聲及以下話語:「喔天啊,我的腳……我……的腳動不了。喔……我的腳踝,我無法把這……東西……從身上移開。」錄音機傳來啜泣呻吟聲。問題很簡單:有沒有人會去查看接待員發生什麼事?事發多久後會做出反應?單獨出場的受試者,有 70% 去查看接待員,這結果或許令人欣慰,但遺憾的是,若跟受試者一起等的陌生人對遇難的接待員袖手旁觀,則只有 7% 的人會伸出援手。

在第三個實驗中,人們更是冷漠。實驗者將受試者帶入小房間,請他們用對講機跟其他受試者聊在大學遇到的困難。其中一名實為研究者共犯的受試者透露,除了一般大學生所承受的壓力外,自己還患有癲癇,對此感到很丟臉,接著講話開始言不及義:「我呃恩我認為我需要呃呃有誰來呃呃呃呃呃呃呃幫我一下呃幫我一下因為呃我呃我呃呃現在呃呃呃有點問題呃呃有誰來幫幫我呃呃呃就好了……因為呃呃我呃呃好像癲癇發作呃要是有人來幫個呃小忙呃呃呃呃(嗆到的聲音)……我快死了呃呃我……要死了呃救救呃呃癲癇呃(嗆到的聲音,然後鴉雀無聲)。」

當受試者獨自一人在小房間內時,85% 的人會在一分鐘內起身去查看那名假裝癲癇發作的受試者。當受試者跟其他人一起待在小房間內,如果配對的人被偷偷要求必須無視突發狀況,則有 62% 的人會起身去查看發病的學生。然而,若受試者跟其他四名無視他人癲癇發作的共犯在一起,只剩 31% 的人會去查看同學狀況,而且反應時間平均要花三分鐘。

相關實驗設計有無數種版本,但所傳遞的訊息是一樣的:人會被他人的舉止渲染,認為事不關己。若旁觀者看見其他目擊者置若罔聞,自己也會見死不救,對此,達利和拉丹內以「旁觀者的冷漠」一語道破。

史丹佛監獄實驗:菲利浦.金巴多(一九七一年)

迄今,社會心理學家已觀察到一般人也會聽命施暴,而旁觀者鮮少會對遇難受苦的人伸出援手,但更糟的還在後頭。

一九七一年,史丹佛大學教授菲利浦.金巴多設計了史丹佛監獄實驗。施測者告訴自願參加者,為了研究人在監獄的行為,會隨機將他們分配到囚犯或獄卒組,並置於虛擬監獄環境。數年後,金巴多回想起實驗拉開序幕的情景:「時間是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星期天,早上九點五十五分,氣溫約攝氏二十一度。濕度一如往常不高,視野清晰,天空蔚藍,又是一個加州帕羅奧圖市如詩如畫的夏日。」

突然間,囚犯受試者被押入警車、上銬矇眼,移送至在心理系大樓地下室臨時搭起的監獄。為增加真實性,金巴多在處理細節上一點也不馬虎,將囚犯編號收監、脫衣搜身,拍下臉部照片。另外還發了制服、黑色太陽眼鏡、警棍給擔任獄卒的受試者,要他們在不傷害囚犯的前提下,給他們下馬威。金巴多則在旁觀察受試者的行為,實驗原定兩週結束。

但過沒多久便脫序,一發不可收拾。獄卒開始騷擾囚犯、對其施暴,就算囚犯又叫又鬧又哭,仍不肯罷休。一天又一天過去,獄卒變本加厲,把違規的囚犯剝個精光以示懲誡,不給他們食物吃,還限制他們去休息室的時間。囚犯則越來越百依百順,有的人甚至受不了虐待而崩潰。實驗進行六天後便突然中止。

事後受訪時,一名獄卒說他開始視囚犯為牛群,另一人則說:「我自己也嚇到了。我竟然命他們……徒手清廁所。」還有一人承認:「扮演權威還滿好玩的。權力有如春藥,令人愉悅。」一名獄卒則坦誠:「現在回想起來,我很訝異自己竟然對他們毫無同情。」結果有約三分之一的獄卒被激發出陰暗的一面,虐待起囚犯來。

儘管此研究倫理飽受質疑,金巴多的實驗彰顯了另一個令人擔憂的事實:單單社會情境即可引人作惡多端。只不過扮演獄卒一角就足以荼毒人心,令其對囚犯發號施令,並濫用職權加以虐待。這些受試者都是沒有反社會行為或精神病史的大學生,然而一旦隨機分配到不同角色時,他們的行為也會因角色的不同而改變。權力使人腐化,因而產生酷吏。

也有人批評這樣的研究和第三帝國不可一概而論,金巴多的實驗不過就像兄弟會中的霸凌情形失控,這些年輕人過陣子就會清醒恢復正常,但這樣的假說卻無法加以證實。根據納粹殺人犯的說法,反而是殺戮時間越長,下手越容易。

金巴多的實驗還有個耐人尋味的插曲,令人不禁想到達利和拉丹內所觀察到的事實。金巴多曾在多次受訪時坦誠,若非同事克莉斯汀娜.瑪絲萊制止,即使暴行橫生,他還是會讓實驗進行下去。她之所以出手干涉、他之所以聽勸,都要歸功於達利和拉丹內。然而,金巴多在一九九七年一場鮮為人知的訪談中表示,至少有五十人在旁觀察實驗經過,卻無人出聲反對。

總結

漢娜.鄂蘭精於觀察人性,卻不是個實驗主義者。自信滿滿、咄咄逼人的她,在分析艾希曼時亦曾失言。艾希曼的確心懷恨意,因此鄂蘭「行事不經思考」的說法有些過火,但她形容邪惡如黴菌的比喻卻十分貼切。黴菌四處擴散肆虐,即使引發災難也只是無心之過。就像酒後肇事逃逸的駕駛。行事如此欠缺考慮,才會使惡行如黴菌般無情地擴散開來。

實驗主義者則旨在探討這樣的行為是如何擴散開來,反思紐倫堡一案,也反思了生活周遭。然而,實驗結果所揭露的人性,著實令人沮喪。拉丹內和達利觀察到,就算好意助人,在特定社會情境下也會選擇默不作聲,若周遭冷漠的人越多,個人責任感也會隨之四散,令人缺乏伸出援手的勇氣。金巴多探討了何謂行事欠缺思考之惡,讓我們大開眼界。要是賦予人某個角色,那人就會不經思索地根據從文獻電影所見及從小觀察到的行為,扮演起那個角色來,就連殘忍暴行也照做不誤。

※ 本文摘自《恨意、精神分析與羅夏克墨漬測驗:紐倫堡審判以來犯罪心理研究的演變》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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