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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勞勃.弗格森

在美國,最不負責任的懲罰者就是州與聯邦的立法者。這是很嚴厲的指控,但犯罪學者未如其往常那樣詳細解釋,就支持此種指控。他們發現,「刑法,至少就立法者訂定的刑法來說,根本未堅守任何的規範理論,只有一點,越重越好。」

立法者建議採取嚴厲的措施,卻不用對未來法律的詮釋或執行負責。美國監獄人滿為患,尤其在近幾十年來囚犯人數已翻了四到五倍,這些現象的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立法者的此種措施。數據是相當驚人的。在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因違反毒品法規而被逮捕的人數,從 581,000 翻三倍變成 1,476,000,而州立監獄裡違反毒品法的囚犯從 6.4% 上升到 22.7%。」

這一切是否只因為對犯罪強硬的態度可以贏得民調呢?自從一九六八年以來,全國性的政黨為了贏得總統選戰,無不對此議題採取強硬的立場。成功的政治人物提到「一個簡單的原則」:「在美國,要在政治戰場上打勝仗,控制犯罪的議題是一項必要的條件,雖然不見得是充分的條件。」或許如此,但是犯罪議題的討論是否也一樣簡單呢?

一個屬於警察的國家

「一個屬於警察的國家」(the state of the police)並無意引起「警察國家」(a police state)的想像,即使第二個用詞輕輕觸動了現代社會的恐懼。大部分的警察盡力做好自己的工作。如果你想瞭解一個執法者的熱情,聽聽優秀事蹟的故事,請記得,警察花費他們大部分的時間協助被害人,而不是去抓犯罪者。我們應該對警察有比現在更多的瞭解,為了瞭解更多,我們必須承認在他們的職業中,有相當大的挫折,大到足以讓警察支持一個嚴厲的懲罰體制。

大部分的人透過他們獲得警察幫助、被警察保護的方式來認識警察,但是我們能否跳脫對他們的需要來認識他們呢?

這個問題可能比乍看之下更難回答。執法組織是基於一種向內看的軍隊模式,裡面有隊長、分隊長、巡佐、巡警等職位。他們在嚴格的階層關係中工作,受到清楚的分工約束,依照職階與同仁合作,並遵守心照不宣的規定而自我節制。

這種結構傾向讓警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他們堅守自己的世界,並且學著閉嘴不談他們的所做所為。

衡量這個職業的文化疏離程度是無可避免的。「絕大多數的警察都被其所處的環境逐漸侵蝕。」他們經常遇到的不當行為變成一種宿命的通則。

「這份工作異於你曾經有過的每一種美好的衝勁,」一個 38 歲的偵查員說出他的觀察。在處理他們沒辦法阻止的犯罪行為的過程中,警察發展出一種沉默的辛酸。他們憤恨種種限制讓他們無法對明知有罪的人採取行動,而且有些法律程序讓他們的工作更難執行,甚且變得更危險,對這些法律程序他們也失去尊重。

在高犯罪地區進行巡邏,有多大程度是出於種族考量?紐約市警察在 2011 年做了 684,330 次攔停,有時候是很有禮貌的,有時候並非如此。這些攔停中有百分之八十造成了有色人種的不便,然而街頭的暴力犯罪同樣具有這樣的種族傾向。在這樣的問題裡,對於相互衝突的利益以及所造成的尖銳對立,並沒有真正的答案。對於經常被攔停的人來說,侵犯性的搜身動作讓他們對警察像對犯罪一樣恐懼。

腐敗是存在的,但不像一般所以為的那麼普遍。警察活在一個充滿毒品、貪汙、非法金錢、槍枝與賣淫的環境裡。他們從對這些事物的偵查中找到宣洩的出口,而且每個警察單位都有些「待退的老骨頭」會放縱自己。

所有這些界定警察工作的特徵加起來,就可以解釋為什麼警察通常相信嚴厲的懲罰。可以使用強制力、街頭的危險與誘惑、對公眾反應的輕蔑、對於犯罪註定有密切的感受、對法律限制的挫折感、貪腐的風險、內部團結的需求、面對欠缺同情的外部世界時那種心照不宣,以上這些正是使他們走向嚴厲懲罰的特質。

執法環境的草莽特性迫使執法人員傾向最簡單的道德判斷,而不是採取客觀標準。情況很快就變得非黑即白──或者支持他們,或者不利他們。

要瞭解警察,必須接受他們對懲罰的觀點有其獨特的基礎。他們是法律系統中總是能見到不法行為的結果的一群人。強姦案件的被害人、被毆打的妻子、哀慟的父母、被虐待的小孩,以及房子被搗毀的屋主,這些人在認罪協商主導的法律系統下根本很難進到法庭裡,但是他們已經向警察提出證詞,而且他們可能不只談過一次,也寫下了有關其痛苦的完整陳述。

在警察眼中,造成這麼多痛苦的人難道不該付出代價,接受法律所許可的最大懲罰?要期待那些每天與犯罪行為戰鬥的人有其他的思考方式是不合理的。懲罰犯罪者正是警察的目標,而當他們手上還有許多積案要處理時,達成懲罰的目標就等於清掉了一個案件。

檢察官的裁量權

「檢察官是定罪的機器。」一位檢察官這麼說。儘管其職務描述的內容比這廣泛多了。他們「是人民的律師」,起訴犯罪人,保護社會大眾的憲法權利、指示法律執行上的優先順序、監督警察行動、解釋法令,並使社會大眾知悉相關安全事務。他們被推定應當確保法律程序的正義,此項要求優先於勝訴。然而,「定罪的機器」這種自我描繪的圖像,仍然是相當準確的。

檢察官在職務上所面對的壓力,在許多方面跟警察是一樣的,但是當他們被這些壓力擊敗時,較無正當理由可說。檢察官被認定應該要贏,因為他們在對抗式的訴訟程序中通常握有王牌。他們決定是否起訴,以及在什麼階段起訴,而且掌握比對造更多的資源。

檢察官會做什麼以求獲勝?在同一次的演講裡,傑克遜警告說:「在美國,檢察官比起任何其他人,對於人的生命、自由與聲譽有更大的控制權。」

新任檢察官一開始不習慣犯罪事件,但很快就會習以為常,或者至少假裝已經習慣了。同僚期待一個檢察官在公開場合表現出強悍的模樣,特別是對付辯護律師的時候,而那種強悍就會變成一種生活模式。「你明白這種警察心態,而且用這種暴戾的心態對待每天打交道的人,」一個檢察官這麼透露,「而你就變成那樣了。你對生與死感到厭煩。這麼說很笨,但你會去驗屍,然後對著屍體解剖後的某些部位開玩笑。」

這個工作可能比想像的更快摧毀正常的感官能力。「你開始用一種不太人性的方式看待世界。」「一個檢察官每天看到的是凶案報告。每天你都會看到那些你絕對不想看到的照片。」處理那些「真的爛掉的人」會造成一種特殊的,而且有時候是孤獨的看待事物的方式。「社會大眾看不到有些人可以有多壞。」

對抗式的程序透過檢察官的思考造成一種奇特的扭曲。「我不知道究竟能怎麼做,好讓一個否認犯罪的人改邪歸正。」另一位檢察官這樣說,雖然他也同意「無罪」辯護在法庭內是標準的程序。

檢察官經常在公開場合引用定罪率作為績效的證據,這點也能證明實際發生的情況。對於高定罪率的需求創造了一種以非正式方法管理的認罪協商生產線,結果是監禁的刑度仍然相當長。在每一個認罪協商背後的有罪推定,鼓勵快速、節省成本、成功的追訴,而不需要依照審判所落實的更高度的標準加以證明。

審判長

法官仍然是法律上正式的懲罰者。

司法功能時常面對來自四面八方的懷疑,而法官「對犯罪軟弱」是助長犯罪而非阻止犯罪這樣的想法,更助長了人們對司法的不信任。依據法律,法官相信「法院的功能在於判斷被告的有罪或無辜」。懲罰的狂熱者在一九七○到八○年代間開始大力主張一種不同的目的:「那是決定對人要做什麼,無關乎他是有罪或無辜。」

「民粹式的重懲」(a populist punitiveness)在一九七○年代接管大權,並且至今仍占有地位。「犯罪已經變成政治宣傳的糧草;『寬容的』法官在報紙與新聞頻道裡被修理。」

在《有罪:刑事司法的崩壞》這本書裡,哈洛.羅斯華法官在法律生涯一開始時是富有同情心的,他在法律扶助協會為弱勢被告擔任辯護律師;這個司法制度下充斥著這種弱勢被告。但他承認,後來他讓自己變成了著名的「黑暗王子」,這位法官在紐約州最高法院任職超過二十五年的期間內,比其他法官更嚴厲地懲罰犯罪人。

有三個基本的影響讓這個充滿理想的弱勢辯護者變成一個嚴厲的懲罰者。

第一個影響是,當羅斯華法官主張,「在這個國家裡,進入審判程序待審的人有百分之九十都是有罪的」,無罪推定就消失了。在他的論理中,辯護律師「始終是為有罪的人辯護」,並且說謊以保護他們的客戶,而檢察官則陳述真相。

第二個影響則發生在任何坐在法官席上的人。「當你是個辯護律師時,」他說,「你將重點放在代表一個人對抗全世界。而當你是法官時,你關切被告,你關切被害人,而你也會關切如何讓刑事司法程序能正義而有效率的運作。所以你會有較寬廣的眼光。」

第三個影響則是透過他個人作為懲罰者的經驗而來,而且這種影響適用於整個懲罰體制。「一個案子接著一個案子,時常這些案子的細節是如此相似,我們必須努力避免將這些案子當作可怕的常態。」如果你本來是個正直的人,懲罰會將你的生命消磨得幾乎一無所剩。一個人如何處理這種情況?

獄警作為矯治人員

就像沒有人會希望自己老死在監獄裡,也沒有人是從小就立志做獄警。受僱者通常是誤打誤撞進到這一行。這份工作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對一個只受過有限的教育,技能也有限的人來說,有一份很好的薪水,以及明確的政府福利。缺點在於這是一個懸崖。你每天跟恨你的人打交道。他們也是很好的仇恨對象,你必須在有壓迫感的工作環境中全力應付他們每天的惡意、殘酷與暴力。

在監獄裡,不愉快是一種普遍的現象,某些人會說這是本來的設計。作為一個獄警,你在工作場所藉著經常執行的脫衣搜身與腔體檢查,除去每一件階下囚想要做的事或想要有的東西,包括他們的尊嚴,而且在未經預告的牢房搜索中,你總是有權拿走他們僅有的東西。你必須應付囚犯之間可怕的犯罪行為。在你周圍一再發生傷害與疾病。最重要的是,你必須裝模作樣,並展示身體力量,以便在受到挑戰時能夠嚇阻囚犯,而這種挑戰是經常發生的。

如果你愛這份工作,你便是個虐待狂。如果你用正當的方式辦這份差,你必須仰賴耐性、勇氣、一致性與公正。但即使你具備並展現上述的每一項特質,你仍然會被仇恨。懲罰的險惡關係有太多的證據,這點是其他任何機制都比不上的。任何能夠完全控制別人的人,都有可能在某種程度上濫用權力,特別是如果被控制的人拒絕配合,而在監獄裡,配合是很少見的。一個囚犯如果站在獄警那一邊,即使他有再好的理由,也可能冒著被其他犯人報復的風險。

監獄裡虐待的場景是惡性循環的一部分。獄警在執法圈與整個社會中的地位極低。矯治人員是他們偏愛的職稱,但他們覺得自己受到眾人嘲笑。欠缺任何其他的出口以發洩工作上的挫折,許多獄警拿他們所控制的囚犯出氣,而囚犯也會想盡辦法阻撓獄警的職權行使。

獄警的邏輯是這樣的:囚犯應得懲罰,如果他們找麻煩,這只證明了他們仍然不聽話以及身為罪犯的地位。因此大部分的囚犯都應該得到更多的懲罰,或者,如果你想要的話,可以說是更多的矯正。如果目前的懲罰不能改變他們的態度,那就增加懲罰。

獄警在心態上已將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關係去人性化。在許多監獄既定的模式裡,成群的獄警穿著防護盔甲並戴著防毒面罩聚集在一起噴催淚瓦斯,並且毆打不配合或只是抱怨的囚犯。

壓力是虐待的另一個因素。許多人,特別是被訓練做身體對抗的人,在壓力之下會產生侵犯性的反應,而獄警所承受的工作壓力高到足以被稱為是「重大的關切事項」。在大部分監獄裡,獄警與囚犯之間的緊張關係總是接近崩潰的臨界點。

觸發肢體報復的壓力所造成的焦慮並非只是想像。「每年都有矯治人員因為與囚犯的衝突而受傷」,而且受傷的程度並非輕微。「矯治人員有最高的非致命的職業傷害比率。」監獄過於擁擠、幫派活動猖獗、毒品黑市,以及許多囚犯被判無期徒刑,所以他們就算搗亂也沒有什麼可以再失去了──這些情況造成監獄安全上許多重大的問題。所有這些情況都讓維持秩序的工作更加複雜,也增加獄警必須面對的風險。

一般州政府的獄警受過什麼樣的訓練以處理這種壓力呢?大部分的州對獄警的要求是高中畢業學歷,以及六週的職業訓練,或許還會要求有部隊或相關工作經驗。

矯治人員的數量已大幅增加以應付監禁率的升高。最近幾十年來,矯治人員角色的主要改變,在於他們透過籌組工會的能力而取得了政治影響力,而且在整個美國,他們對刑罰政策的控制力也越來越大。

不只是囚犯的困境,還有許多法律與政策日益操控在獄警手裡,那些教育程度有限且對犯人懷有最強敵意的政府僱員。矯治人員的工會支持並成功遊說了增加刑期的立法。他們對抗可能減少州立監獄人數的改革方案。他們捐助大筆的金錢給捍衛「法律與秩序」的候選人,並且在立法者、法官與檢察官的選舉中捐款對抗那些不擁護他們的觀點的候選人。

政治人物承認他們已經感受到這些工會對於他們競選連任時所產生的壓力。即使是典獄長,若被工會逮到機會,指控其採取「對壞蛋太好」的政策,也會倒大楣。任何縮減獄警管制措施、增加獄中囚犯舒適,或者朝向可能改善刑罰關係的創新做法,例如「榮譽廠場」(honor-yard)計畫,或者讓模範的囚犯可以有更大的自由,都會受到獄警工會的挑戰。

獄警工會反對改革是朝向更好的制度發展的過程中一個嚴重且日益壯大的阻礙,而此種反對的力量可以從大法官肯尼迪提出的觀察,以及他人的沉默裡看出來。如我們所知,法律的懲罰是病態的,而且病得越來越重,因為多種有待探究的病症同時作用著。

※ 本文摘自《失控的懲罰》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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