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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胡展誥

眼前這個十五歲的男孩叫昌仔,他總是面帶微笑、彬彬有禮地坐在沙發上。他和我的互動有問必答、口語表達流利且內容豐富生動,甚至也主動提及自己在生活中的成熟與懂事是對於辛苦的父母親最大的回報。這種善於表達、樂於合作的個案絕對是新手心理師最喜歡的類型:主動配合、內容具體、紀錄好寫。

但是聽著聽著,此刻的我卻皺了眉頭。

因為這些聽起來正向又合理的內容,不僅跟轉介單上的資料、導師與社工的表述大相逕庭,也跟他前幾次諮商所講的內容有許多出入。

我試探性地拋出一個問題來「關心」他說詞前後矛盾的部份。他停了一下,臉上似乎閃過一絲不悅,但剎那間卻又立刻綻放出陽光般的招牌笑容,除了急忙為自己的記憶模糊感到抱歉,也感謝我願意這麼仔細的聽他說話。

這下可好,我的內心開始上演了拉扯的戲碼:「個案說了謊,要拆穿他?或者當作沒事發生?」

我腦海裡浮現導師與社工將他轉介來接受諮商的理由:「他就連對女同學做了『那種事』也絲毫不承認自己有錯……」、「這孩子習慣性說謊,嚴重的程度已經到了無處不撒謊、在班上做的壞事都推給別人……」而個案在我面前活生生就呈現出轉介者所說的狀況,此刻不處理,要我這個心理師做什麼?

但是,如果現在我試著去拆穿他說的話,他會承認嗎?我和他的關係會不會因此破裂?關係破裂後個案可能就不想繼續來談,那諮商也就沒有可以著力的地方了。

心理諮商這份工作最困難的地方就在於「人」的問題千變萬化,複雜到儘管你研究所念了很多很多年才畢業,你依舊無法從課堂或書本的講解中看遍所有類型的問題。即使有,也不會跟你後來實際與其他個案接觸時完全相同。

對大多數新手心理師而言還有一個經常要面對的困境:關係的建立與維持

助人工作是一種雙方一起合作的過程,再厲害的諮商師都沒辦法、也沒有權力強迫當事人掀開過去的創傷,或探索任何自己並不想去面對的事情。唯有建立起信任與合作的關係,當事人才可能讓諮商師陪伴他去面對它些過去曾經難以接觸的議題,以及那些曾經被自己屏棄的部份。

我選擇了繼續傾聽。

一來是因為剛開始還在建立信任關係的階段,雖然個案所說的內容跟其他人說的有許多落差,但若在此時急著「戳破」,我擔心破壞了彼此的關係,也讓個案減少持續接受諮商的意願。

另一個原因是:我無法確認到底什麼才是「真實」。

如何定義真實?誰說的話才算真實?多數人聲稱的真實是真實嗎?如果許多人對某人說的話感到質疑,但他卻對自己所說的打從內心深信不疑,那他是說謊嗎?有沒有可能所謂的真實就像是身在同一個地球上的我們,住在不同的角落看到的風景都不盡相同?那麼,誰的真實比較重要……?而且如果每個人說的都是「真的」,那到底是誰在說謊?如果無法確定誰的真實比較真實,諮商工作又該怎麼進行……?

說到這裡,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幾年前還是實習心理師時,某一次帶領完團體諮商後,我們在接受團督時討論關於「防衛機制」的議題,話題圍繞在「在剛剛的團體進行中,有誰用了防衛機制?如何辨識個人所使用的防衛機制?要如何指出來?」幾位實習生討論得正熱烈,一旁的老師冷不防拋出了一個問題:「你們為什麼要指出當事人的防衛機制?」、「指出來了,要做什麼呢?」

大夥突然停下來狐疑:「防衛機制是個人用來否定現實、避免去接觸現實的行為」、「這種不適當的行為不是就需要被指出來,然後教他更適當的因應方式嗎?不然諮商師要做什麼?」面面相覷的表情彷彿不約而同地掛著同一個困惑:「這種簡單到爆的問題有什麼好問的?」

「提醒他,讓他知道他一直都在使用防衛機制啊! 」一個夥伴回答。

接下來老師說的一番話讓我至今印象深刻依舊:「你們覺得,人是不是因為遇到了太痛苦的事情,才需要用這些防衛的方式讓自己好過一些?」有些人點點頭、有些人沒有回應,似乎是第一次從這個觀點思考問題。

老師轉了轉桌上的咖啡杯,環顧我們的反應之後繼續說道:「那是一個人在歷經各種痛苦的經歷後好不容易才找到、讓自己繼續生活下去的方式,雖說是一種防衛,但那對當事人而言卻可能有相當重要的功能和意義。」

「可是我們卻在當事人可能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殘暴地擊破他習以為常的因應方式,指責他長久以來的模式是我們認為『不健康』的、不合宜的……」

「你們想,那對當事人而言會是怎麼樣的感受?你們是否有準備好怎麼陪伴當事人度過那樣的感受……?還有,我們有什麼權利強迫當事人去面對那些痛苦的感受或過去的經驗?」忘了那天的團督最後是怎麼結束的,我只記得當下的震撼很大很大。

幾年後再想起這件事情,要不要去指出當事人所使用的防衛機制已經不是我的首要考量,「當事人究竟經歷了什麼樣的痛苦?是什麼樣的理由讓他必須要用某種方式才能繼續生活下去?」才是我努力想去了解、陪伴的。

笑笑的比較不會出事?

話題再回到「說謊」這個行為。

雖然說謊與防衛機制並不完全相同,但他們卻都是個人用來因應創傷與危險的方式之一。

說謊,某種程度是當一個人面對他覺得危險或有威脅的情境、卻沒有足夠的能力去承擔或因應時僅能使用的幾種方法之一。儘管它在我們的道德價值觀裡經常都被視為負面的行為,但卻可以讓我們得到暫時的「安全」與放鬆。

昌仔的輔導資料上是這麼記錄的:他的母親經年累月被丈夫家暴,某一天她送昌仔去上學之後就悄悄離開了這個家、更換了手機號碼,從此杳無音訊。母親離家之後,昌仔成了父親毆打的替代對象。

昌仔從小就出現許多脫序的行為,母親離開後,父親每次只要接到學校老師的電話後就會痛毆昌仔一頓。最後一次是因為昌仔性騷擾班上的女同學,學校發現後緊急通知父親;剛剛結束工作、喝完酒回到家的父親接到學校的電話後,暴怒之下隨手撿起院子裡的木板就往昌仔身上砸了過去……。

「醒來的時候,我已經躺在醫院了。我的頭被飛過來的木板砸出了一個很大的洞,血一直流出來……,」昌仔嘆了一口氣:「我就是因為家暴才被學校送來接受諮商的。」

「因為家暴所以被送來這裡接受我的諮商?」雖然昌仔被父親家暴是經過社工證實的,但那跟他來我這邊接受諮商的事件並沒有關聯,於是我的心裡升起了問號。

大概是因為覺察到我的疑惑,昌仔立刻又補了一句:「其實是我後來曾經痛毆過學校裡一個大家都討厭的傢伙。因為對方的傷勢太嚴重,所以我犯了重傷害罪,因此才被法院判定要接受諮商。」

看到這裡,不知道你是否已經展開推理:「到底哪一句話才足以採信?」

除了母親離家、他被父親長期家暴,以及性騷擾班上女同學這幾件事情經調查屬實之外,後來我發現,就連學校的資料表、老師、社工對於昌仔所記錄的資料之間也有許多不一致的地方,而這些不一致很可能是來自於他們與昌仔個別晤談後收集到的資訊。

但是,就算發現昌仔正在瞞天撒謊,我又能怎麼樣?

難道我要掐著他的脖子對他大吼:「你為什麼就是不承認你對女同學做的事情! 」或者像是美國影集《別對我說謊》(Lie to me)裡的主角那樣瞇著眼睛告訴他:「你剛才告訴我那件事情的時候眼神一直閃爍、呼吸也變得急促,我認為你八成是在說謊。」

個案承認了,那又如何?難不成要立刻拍桌大喊:「原來兇手就是你! 」然後拎著他到學務處俯首認罪?

個案如果矢口否認,難道諮商就無法繼續進行嗎?

諮商心理師不是探求事實真相的福爾摩斯,也不是裁判個案有罪與否的法官,更不是對個案曉以大義的教誨師。諮商師要做的,是陪伴當事人長出面對困境、探索自己的意願與動力,同理個案不被理解的情緒,協助個案接納那些被自己或被他人排拒在外的部份。如此一來,人可以活得更輕鬆、健康,而不需要時時刻刻用力偽裝自己的情緒,假裝自己不在乎,或者苛求自己放下那些根本還沒有被處理過的情緒。

人若要過得輕鬆自在,不是努力地去偽裝那些不愉快的情緒,而是實實在在的認識自己,然後接納自己,不管是喜歡或是討厭的部份。

很難感覺出昌仔的情緒有什麼高低起伏。他說他從來不生氣,不管到哪裡遇到的人都能變成他的好朋友;他的生活沒什麼不開心的事,對父母親從來沒有任何怨恨,他覺得生活就該正向而快樂。但是我覺得說出這些話的他,像是牢牢穿著一件鐵灰冰冷、堅硬無比的盔甲,保護自己不被外界傷害,也不讓脆弱的自己被看見。

他掛在嘴邊的笑,對外像是一種習慣性的保護措施,向內則是一種對自己的拒絕,拒絕去碰觸那些會令自己窒息的感受與情緒。經過了幾次談話、聽了他許多前後不一致的故事之後,我終於忍不住面質他:「昌仔,你有發現嗎?你正在講一件不管是誰聽了都會很難過的事情,可是你卻在笑……」

昌仔愣了一下,然後慢慢地回答:「我習慣了,笑笑的比較不會出事。」

這句話相當耐人尋味。

「笑笑的」比較不會出事,難道他曾經因為表達出真正的情緒而遭到不舒服的對待嗎?是否因為這樣,他才學會不管怎樣,一律都用笑的方式來面對這個世界?但是,一直都在笑,別人能夠理解他嗎?

「會不會你一直都在笑,不管遇到什麼事都笑笑的……結果其他同學或老師都無法了解你真正在想的是什麼?」我問。

「他們是不了解我。」

「嗯,是他們真的不理解你,還是……你選擇不讓他們理解你?」

「應該是後面那個吧,反正他們知道太多也沒用,講了也是浪費口水而已。」

「所以每次當你遇到困難的時候,其實都沒有人幫你,你常常都是要自己去承受那些痛苦……」我說。

昌仔點點頭沒有講話,那是第一次我看見他的嘴角收起了慣性的笑容,取代而之的是有些嚴肅的表情,即使只是一下下他就又綻放出正向的眼神,但那一瞬間,我至少能夠感覺到坐在對面的他傳達出來的溫度。雖然只有短短的幾秒,但我相信那對他而言已經很不容易了,畢竟是難以令人承受的生命經驗啊。

那是我們第五次的見面。

人的每一個行為都是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前進

下一次、再下一次,以及之後的很多次,昌仔再也沒有出現在諮商室。導師說昌仔覺得國三要準備會考,需要更多時間讀書,等考完以後有機會再繼續來接受諮商。

雖然心裡有諸多疑惑,但我還是點點頭,請老師轉達我對他的關心,也透露出在結束諮商之前,我期待可以邀請他再來談一次,說說他不想繼續來晤談的決定。不過,縱使我提出了這個邀請的訊息,心裡卻也覺得他應該不會再來了。

為什麼昌仔再也不來接受諮商了?是我搞砸了嗎?我太快指出他的狀態了嗎?還是有沒有可能,維持在本來的情緒因應模式,對現階段的他其實是最輕鬆也最安全的呢?

總之,我與昌仔的諮商就在這裡劃下了一個休止符。

你問我會不會很想直接問他:「你是不是在騙我?」、「事實的真相到底是什麼?」、「你為什麼要一直說謊?」老實說,我當然會想啊! 但那樣一來我就只是在滿足我的好奇心而已。諮商不是用來滿足諮商師好奇心的工具。

記得有個家長曾經對我說:「你傻了喔你! 明明知道他在說謊,你還不拆穿他! 」聽到這句話,一開始著實很難受。但在從事諮商工作一段時間之後,我慢慢發現自己對這件事情的態度是:「我知道你正在說謊,但那是因為此刻的你必須要用這種方式才能面對外界、面對我,以及面對你自己。」

雖然我不同意你總是用說謊的方式面對問題,但是我接納你說謊的動機。人正是因為面臨了困境,但不願意、不敢或不知道如何去面對而選擇了說謊,因此最先需要被協助的並不是說謊的行為本身,而是那一份獨自面對困境的挫折要被同理與接納;接下來,當事人可能需要被陪伴著一起去面對問題、探索問題解決的可能之道;最後,人還需要被鼓勵著去找尋自己的優點與正向能力,長出屬於自己的那份勇氣,以便在未來能夠持續以適當的方式去面對未知的挑戰。

這大概就是心理諮商有時讓人覺得「詭異」的地方:對於那些被老師與家長抱怨的學生問題行為,或者個人覺得那些困擾自己已久的問題,諮商師似乎經常沒有直接「對症下藥」,而是做一些令人乍看之下摸不著頭緒的事情。

近幾年相當受歡迎的心理學家阿德勒(Alfred Adler,1870-1937)認為,人的每一個行為都有其目的,要了解一個人的行為,你必須先去了解他做這個行為背後的目的是什麼。換言之,你必須認真去認識他的生活或行為的脈絡,才能真正理解他的行為到底想要滿足什麼需求、達到哪些目的?

比方說,一個孩子的偏差行為究竟代表著他的個性卑劣、缺乏適當的行為價值觀,或者這樣的行為其實具備某種程度的「功能性」,能夠讓他在學校或警局雞飛狗跳之際,見到離了婚的父母因而聚在一起?確認父母親在他身陷麻煩之際還願意挺身而出?

如果沒有理解孩子行為背後的目的與他所處的環境脈絡,我們只會看到問題的表徵,卻沒有讀到真正的目的與需求,在這樣的狀況下企圖去輔導或改變孩子的問題行為,經常只是事倍功半。

我偷偷修改了一下阿德勒的名言:「個人的每一個行為都是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前進。」只是,那個「利」是很主觀性的,未必是每一個人都認為好的方向。

談到了這裡,如果你還是很好奇:「到底該不該教育孩子不要說謊呢?」我的回答是:提醒孩子以誠實的態度來面對生活當然是必要的教育目標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一個有自信與勇氣去面對困境、解決問題的人,根本不需要花許多力氣在說謊與圓謊呀。

※ 本文摘自《遇見,生命最真實的力量:一個諮商心理師的修練筆記》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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