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浩威

滑溜了的記憶,果真完全消失了嗎?

一九九一或九二年的門診,我第一次「發現」自己的某位個案原來是童年性侵害的倖存者。

她例行地來門診,例行地領取撫慰靈魂的抗焦慮劑。而我就像每一位門診醫師一樣,偶爾納悶為何這長久的治療依然無法根本地消除她的夢和恐慌,卻又快快地因為忙碌而遺忘了。

直到半年或更久的門診以後,這位中年的女性勞動人士不經意地問說:「A 型和 O 型會生下 B 型嗎?」我雖然遲鈍,看見她聽到答案後的沮喪,卻也驚訝地發現這問題背後猶豫的動機,至少不是時髦的星座或血型問題。

她在不可思議的年輕時代就嫁給一位垂老的丈夫──在父親的安排下。因為,她懷孕了,而且,懷孕的對象就是她無限次的強迫性行為,而後又安排一樁買賣婚姻的親生父親。

忙碌只為了逃家

結婚以後的她,以性生活會傷害年老丈夫的元氣為理由,儘量避開了親密關係。甚至,開始變得像個能幹的男人婆,承包下無限的勞動工作,用沉重生活壓力的負擔,試著讓自己不要再想起過去,也試著讓自己面對丈夫和丈夫疼愛的兒子時,自己一切愧疚有某些象徵的彌補。

只是,偶爾記憶乍看是遠去了,自己以為可以暫時忘記,看到相關的蛛絲馬跡時卻又全浮現了。

她的勞動工作成為最好的逃家理由,既可以賺很多工錢來贖罪,又可以儘量不要看見喚起在他鄉異地時,她多麼地想念孩子;可是一見到兒子,禁不住又在他的臉龐擔心看見任何「像」她父親的痕跡──而每次又都覺得自己看見了。於是,她對孩子的母愛,永遠在逃亡的心情裡同時完成又失落。

問我血型的那一次,剛好是下山拿藥順便回家一趟。已經是高中年紀的兒子,正玩弄著自己的身分證。她忽然想到血型問題,A 型的丈夫,O 型的自己,還有 B 型的兒子,所有要躲避的記憶全湧上了,而是迎面而來地擊痛了她最撕裂的傷口。

我忽然才想起來第一次見到她時,因為頻頻抱怨心悸而例行生理檢查時,聽診器稍稍觸及一小塊皮膚,她整個人繃緊地幾乎都要痙攣了。

只是,那一天的門診,在兩人完全沒預期的心情下,她說了將近二十年從沒露過一絲口風的所有祕密;一位精神科醫師,也被這樣無從想像其中悲劇的十分之一,整個人有些愣住,而反應遲純了。

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她。

如今我已經知道,沒有適時和她一起處理這一切讓她崩潰的情緒的結果,我當時曾經發生的聆聽,我的臉龐,甚至我的問診,這一切和她記憶發生過關係的人事物,將是她不得不以逃亡來迴避的一切了。

記憶空白的鋼琴師

曾經翻閱一位鋼琴家的回憶錄,細細描述她內心最遙遠也最不願記憶的矛盾,關於父親的愛和性侵犯。記憶空白,這是書名,也許也是她最困惑的一點:如此親歷的深刻經驗,怎會平空消失多年以後,才又冒出來呢?然而,我在字裡行間,讀到更多的,都是她自己的音樂風格:永遠過度急切又準確的節奏,每一次演奏都是一次現場演出的爆炸。

作為一位精神科醫師,一位男性的精神科醫師,我從無限病人的痛苦經歷裡,開始慢慢懂得聆聽像《記憶空白》作者卡絲那樣的急切鋼琴聲。

那一股永遠沒法慢下來的琴鍵,我聽見了焦躁,聽見了逃亡,聽見了她自己永遠無法解脫的莫名愧疚,也聽見了我自己深沉的無力感。

我多麼希望時光倒流,多麼希望在遇見我的病人以前就看見這一本《記憶空白》(雖然這本原著當時還沒完成),如果這樣,我就知道自己在面臨這一切終於潰堤的記憶時,不是只有惆悵對坐而已,而是對她微笑,真的,誠懇而欽佩地微笑,說:「說出來了,人生又活過來了。」或者說:「唯有活著,才可以說出來;唯有說出來,才可以讓自己活著。」

徹底遺忘是唯一的逃亡

然而,我的個案卻永遠消失了。

我那一天表情的驚訝和錯愕,彷如代表了整個世界站在她面前,雖然沒直接說出任何話,卻已經以「不可思議」的反應彷如告訴了她「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就像她從小就不願開口,因為敏銳的生存技巧早已測知周遭的人們就是這樣的態度。

於是,唯一的辦法就是逃亡。逃到深山裡,承包最陡峻的高山果園,成為諸多果農中落單的女性。逃到沒有人認識的地方,讓自己的過去可以永遠追不上,成為一個沒有回憶的人。至於盛裝在腦海中的記憶,最好是遺忘,徹底的遺忘才是唯一的逃亡之道;至於無法遺忘的,還有那些只假裝遺忘的,也就沉澱成為落在心口的砂石,永遠折磨著自己的焦慮,教自己不得不半夜醒來的失眠,連藥石都不易根治了。

偶爾,在臨床工作時,和住院醫師們談起這類的門診經驗。我說,雖然教科書並沒記載,不過,經驗上來說,那些乍看應該容易治癒卻沒明顯反應的個案,恐怕都該懷疑還有更深的逃亡記憶。

這時,不免又想起了她:

妳在那裡呢?果真成為這個世界集體從每一個人的手中滑溜而刻意遺忘的存在了嗎?

※ 本文摘自《憂鬱的醫生,想飛》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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