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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平路

一九九二年四月間,台視一連三天播出關於女同性戀的報導。本單元是在未告知當事人的情況下偷偷拍攝,旁白又夾雜足以造成負面印象的敘述,五月五日,節目製作人張雅琴向牽涉到的兩位歌手「表示遺憾」,事件草草收場。其中反映著我們社會對待這個嚴肅議題的輕忽。

電視攝影機採取的角度向來是將多數人的行為置放在「正常」一邊,而將少數人的行為置放在所謂「不正常」一邊。這種二分法因襲著社會既有的偏見,提供了簡化而武斷的價值判斷。

就像平日在電視綜藝節目的順口溜中,也常常將同性戀拿出來逗樂,彷彿那是什麼見不得光的癖好。台上說說笑笑,同樣加強了對少數人極不公平的「刻板印象」。

再以這次的事件來看,台視「表示遺憾」的聲明中,指出節目對歌手造成了「名譽上的傷害」與「實際上的損失」;而唱片公司則表示未上法庭而淡化處理的原因在於「真的打起官司,對歌者的傷害很大」。凡此種種,倒都隱喻著被標籤成同性戀者就代表受到「傷害」。到頭來,同性戀者不僅未從電視台充滿偏見的報導中討回公道,台視與唱片公司雙方的聲明,對同性戀者而言,乃是再一次地中傷!

事實上,正像美國一本探討同性戀的書《賽璐珞祕室》(The Celluloid Closet,1981)作者盧素(Vito Russo)所聲稱的:一般人所以對同性戀者產生反感,媒體要負極大的責任。

影業的立場

不只我們台灣的綜藝節目主持人習於把同性戀當作笑料,艾迪.墨菲這樣的好萊塢明星,也常在道白中隨口說些侮辱同性戀者的話。洛赫遜死後才發表的一篇專訪中,清楚地指證:「電影工業就是反同性戀的,因為本城(好萊塢)的人害怕與同性戀沾上邊。」

商業電影為什麼充斥著對同性戀的偏見?似是而非的理由是……不願意觸怒大多數觀眾。寫出有關愛滋病的暢銷書《樂隊繼續演奏》(And The Band Played On)的席爾茲(Randy Shilts)說過:「片廠都認為一涉及同性戀便等於票房毒藥。」另一位獨立製片人羅伯(Scott Robble)亦一針見血地說:「影視界擔心如果將同性戀者描述成住在隔壁的正常人,觀眾就會關機或者退票。」

抗爭的歷史

同性戀者多年來受到多重迫害,大眾媒體的惡意抹黑只是其中一端而已。

譬如說:在美國,一九五○年間,曾有一名愛達荷州的男子因為同性戀而被判無期徒刑;在英國,一九六七年開始,同性戀者才不再是可以量刑的罪犯;在西德,二次戰後,一些納粹集中營的殘存者,因為觸犯了懲治同性戀的刑法一七五條而接著又去坐牢。

除了犯法,同性戀者當年亦是特務機關偵查的對象。直到一九八四,在美國,福音教派的牧師弗威爾(Jerry Falwell)還在公開信中將同性戀者與共產黨員並列,認為事關一項禍害美國的陰謀。

此外,美國在六○年代,同性戀者也常於派對裡或酒吧間中遭受突襲式的臨檢,然後在警察棍棒之下一哄而散。

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八日,警察又對同性戀酒吧進行騷擾,同性戀者抗爭史中最值得紀念的「石牆暴亂」(Stonewall Inn Riot)於茲發生。地點在紐約的格林威治村。同性戀者跟學生、黑人、反戰份子聯合起來,將那間石牆酒館當作堡壘,與警力連續對峙了兩天。事件轟動了全美國,在之前沒有人能夠料到,同性戀者的力量已經壯大到可以掀起一場暴亂。

經過這場暴亂,同性戀者愈來愈致力爭取自己的權利,歐美各大城市開始有許多公開的同性戀團體。一九七二年,美國已經成立了四百個這類的組織。同性戀者除了走上街頭遊行示威,他們更對報導不公的媒體進行干擾。最引人注目的一回合是同性戀者闖進美國 CBS 電視台的攝影棚,在華特.克朗凱主播的晚間新聞畫面裡,成功地舉出一面「同性戀者抗議CBS偏見」的牌子!

樂觀的年代

回頭看,七○年代到八○年代之初,算是西方同性戀平權運動中充滿樂觀氣氛的十年。

在美國,許多州增添了保護同性戀者的立法;大學的同性戀者團體也陸續成為正式被承認與領取補助經費的公開組織;而城市裡一場大規模爭權益的遊行,參加的人數動輒數十萬(譬如,一九七七年六月,舊金山為同性戀者尊嚴所舉辦的一場遊行,就有廿萬人參加)。

這期間,平權的逐步獲得,尤賴同性戀者公開承認本身性偏好的勇氣。而同性戀者「站出來」的意義有兩重:第一,眾多的人數集結在同性戀的旗幟下,意味著具有不可忽視的實力;第二,同性戀者願意站在陽光裡,亦給予圈外人機會知道周圍的人中間原有同性戀者。一般來說,曾經在親身經驗中認識過同性戀者的人,對同性戀的態度比較包容而尊重。

遺憾地是:自從八○年代初,愛滋病卻將同性戀者多年來的努力蒙上了一層陰影!

愛滋病的影響

愛滋病流行,對同性戀組織立即的影響,乃是人們必須把原來爭平權的精力投向對預防的宣導、對患者的照顧,甚至投向與醫療保險公司冗長的爭端上。

另一方面,在同性戀的圈子裡,許多人因為罹病而過世,更多的人們喪失了伴侶與朋友。而很關鍵地,中上階段的白人男子,於今環繞在愛滋病的恐懼中,原以為只要隱藏起自己的性偏好便可能置身主流的幻覺漸漸消散,這個流行疾病讓同性戀男子徹底摘下面具。在憤慨中、傷痛中、驚懼中……愈來愈多同性戀者公開站了出來,加入拯救族群的努力。

以異性戀者來說,愛滋病的流行卻讓他們先前對同性戀者的敵意有機會赤裸裸地顯現出來。譬如說:在美國,近年針對男同性戀者的暴力事件劇增。又譬如說:為了迎合這股對同性戀者的敵意,政客們謹慎地表態,務必表明了自己維護的乃是「正常人」的權益。像雷根與布希兩位美國總統,對愛滋病患付予的是十分有限的同情。而他們若願意為愛滋病的犧牲者講話,當事人必然是不慎輸入帶原者血漿而被波及的「無辜者」。換句話說,他們痛悼非同性戀者竟有斯疾的「無辜」!此外,籃球明星魔術強森得了愛滋病,他亦一再澄清乃是與異性性交中染病而本身絕非同性戀。顯然前者屬於個人不幸的範疇,而後者才是大惡不赦的病源!

在台灣,這個疾病更反映出我們社會偽善的一面:見諸有人一度主張用「天譴病」的名稱;亦見諸別人生死交關的疾病,中文裡,竟然成為過錯、不道德、咎由自取的代名詞。至於我們的政治議堂中,這樣的標籤當作不祥的詛咒或低俗的玩笑一般滿場亂飛,尤其凸顯我們政客對弱勢者缺乏同情心的鴨霸本質。

總之,對愛滋病的態度,讓人們照見自己心底的黑暗。正像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說的,一種疾病其中包括太多的隱喻!以愛滋病來看,更照見異性戀者自以為正直(或正常!)的沾沾自喜是何等荒謬可笑。畢竟這回也是很好的警告:異性戀者一開始故意忽視這種疾病,把愛滋病看作畸零人的困境,自以為就此與高危險族群區隔開來;到目前,愛滋病已經證明是一種在體液中傳染的疾病,任誰也不敢說倖免!未來,它有可能在異性戀的人群裡蔓延得更快更廣。

無懼的努力

愛滋病肆虐的年代裡,在西方,同性戀者仍然一點一滴地為自己的族群爭取平等,因而也產生了不少令人欣慰的成果。

譬如:一九九○年底為止,美國有五十位同性戀者獲選公職;一百個城市已經通過立法,保障同性戀者的權利。

譬如:漸漸多的獨立製片,開始從同性戀本位的觀點來拍電影。譬如,近一年推出上映的「男人的一半還是男人」(My Private Idaho)與「巴黎在燃燒中」。而作品一向引起爭議的大導演奧利佛.史東正在拍攝以同性戀烈士米爾克(Harvey Milk)傳記為腳本的電影「卡斯楚街的市長」。

又譬如:美國膾炙人口的電視影集「我愛羅姍」、「Beverly Hills 90210」、「洛城法網」,開始出現一些有血有肉令人產生好感的同性戀角包。

同時,愈來愈多的科學研究指出,同性戀者非關生長環境,個人的性偏好不屬於本身意志能夠匡正的範圍,而生理上遺傳基因上的不同才是同性戀的真正原因。譬如,最近一項解剖研究中發現,科學家在人類腦部視丘下找到一塊地方,比較那塊區域的大小,男同性戀者果然與女性較為接近。

期待新的文明和倫理

翻過辛酸的歷史,經過誤解的年代,同性戀者所期盼的是一個對個人的性偏好少去了壓迫與歧視的未來。

卻又不只於此,依照哲學家米修.傳柯的看法,同性戀的意義還不在性行為本身,更有開拓性地,同性戀者所探討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友誼」。傅柯說道,異性的婚姻關係已是僵固的制度,人們依照這個制度生活固然甚是容易,但其中缺乏創造力,至於同性間的情感,正等待定義,卻指著在生活中帶給彼此最大快樂的可能!

在他讓愛滋病奪去性命之前,傅柯曾充滿希望地說,作為同性戀者,可以自負之處在發展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然後產生新的文明、新的倫理……

(1992.5.20. 中國時報)

※ 本文摘自《非沙文主義》,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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