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家庭與工作間的平衡，往往是女性必須作出妥協

文／凱特林．馬歇爾

亞當．斯密的母親叫作瑪格麗特．道格拉斯（Margaret Douglas）。肖像裡的她是一位衰老、嚴肅的婦女，穿著幾乎一身黑的衣裳，坐在房間角落一把紅色的扶手椅上，右手放在一本她顯然闔上的書本上。畫像繪於一七七八年，當年她八十四歲，同一年，亞當．斯密打包家當，舉家遷至愛丁堡。

這幅肖像目前掛在蘇格蘭法夫市的柯科迪藝廊。

瑪格麗特．道格拉斯生於一六九四年九月，是蘇格蘭某個貴族之家的第五個小孩。她成長於絲翠桑瑞堡，距離柯科迪一百二十五英里（約兩百公里）遠。她的父親叫羅伯．道格拉斯（Robert Douglas），是蘇格蘭的國會議員，很有地位。他這個女兒瑪格麗特二十六歲時嫁給老亞當．斯密。她比他小了十五歲。

他們只相伴了兩年。

一七二三年一月，老亞當．斯密過世，六個月之後，他的兒子亞當．斯密出生，瑪格麗特終生未再嫁。

她二十八歲就守了寡，亞當．斯密則在兩歲時繼承了父親的財產。他的母親只能分得三分之一的遺產。自此之後，基本上，她在經濟上要仰賴她的兒子。

他也依賴她，一直到她過世。

「母親自始自終都是亞當．斯密的人生核心。」作者約翰．雷伊（John Rae）在替亞當．斯密寫的傳記裡這麼說。

不管搬到哪裡，替亞當．斯密照料家務的幾乎都是瑪格麗特，有很長一段時間，她和亞當．斯密的一位表親珍奈特．道格拉斯（Janet Douglas）一起打理家中的大小事。對於這位表親，後世所知更少。我們只知道她很重要。一七七八年，當珍奈特．道格拉斯臨終之時，亞當．斯密在一封寫給朋友的信裡寫到：「她將讓我成為全蘇格蘭最貧乏、最無助的人之一。」

然而，在他的經濟學理論裡，看不到這些想法的蛛絲馬跡。就像女性主義者經濟學家伊迪絲．庫珀指出的，亞當．斯密甚至與和他同屬一個時代的哲學家都大不相同，女性幾乎不在他的思考範疇內。

幾個世紀以來，經濟學愈形重要，這個基本的錯誤也造成了深遠的影響。

二○○八年發生嚴重的金融風暴，之後又結束了，但是其基本的經濟架構並未受到質疑，很多人相信這場風暴是無可避免的。有這種想法的不限於銀行。本書主張的是，會有這種情形，部分理由是因為我們不了解經濟人如何誘惑我們。

少了女性主義，我們就無法質疑經濟人；如果不質疑經濟人，如今的我們就無法改變任何重要的事物。

瑪格麗特．道格拉斯便是那一片少掉的拼圖。

但就算你找到拼圖，解決方案不必然水到渠成。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這句話，是經濟學裡最常有人引用的事實之一。

或許我們也該加一句：天下沒有白享的照顧。

兒童照護是我們都應分擔的責任，如果社會不提供，那麼勢必要有人負責照顧，這個人通常是女人。

若活在今天，瑪格麗特．道格拉斯將會是減少工時以負責照料孫兒的奶奶。她這麼做是因為她愛孩子們，也因為除此之外別無他法。女兒女婿都要上班，這個家靠一份薪水是活不下去的，雙薪才讓他們勉勉強強打平。

縮短工時以照顧晚輩的通常都是女人，她們也因此失去了經濟穩定、退休金以及未來的收入。

我們的福利、稅賦以及年金系統都沒有想辦法補貼她們做這項工作，應該說甚至連想都沒想過。

人們說女性負擔照護責任是出於自由選擇，我們認為，如果你是在自由意志之下做了選擇，那就必須承擔後果。從北歐的福利國到新自由主義經濟體，其基礎都是由勞動人口中的女性以極低的代價擔負某些工作。

英國每年有幾千名護士離開故鄉。她們前往薪資較高、工作條件較好的國家。

當某些工作不再僅限於只有女人可做時，她們更難在這些領域找到工作；這些多半是和照護、責任、看護病患、小孩與老人有關的工作。

如果少了這樣的觀點，我們還有辦法討論現今醫療照護與教育面臨的問題嗎？

現代的「瑪格麗特．道格拉斯們」通常既要照顧小孩，又要照顧自己或是伴侶生病的父母。在英國的失業女性中，有 17% 的人之所以辭去最後一份工作，理由都是要照顧某個人。

至於男性，這個數字是 1%。

在很多國家，全職母親幾乎只出現在社會的高層與低層。

超級有錢的人家靠一個人賺錢就可以過得好，貧窮的婦女則面臨低薪及高兒童照護成本，她們出去工作根本划不來。

英國社會便是其中一個範例。不工作的貧窮母親可以領取福利，因此能夠留在家裡，但養不起自己讓她們深感挫敗與愧疚。

當最低薪資根本不足以支付兒童照護成本時，女性就面臨了一個她們無法解決的局面。

保守派的政治人物痛斥社會福利，但在此同時，他們也不想提供普遍性的兒童照護。

反之，左派的政治人物根本難以開口談論對福利的依賴。

最後的結果是，福利國體系根本不適合幾乎已經完全改頭換面的社會現實。

我們告訴自己，我們重視下一代更甚於一切，但我們並沒有用相關的投資來支持這樣的宣言。

歐洲女性想要的兒女數平均為 2.36 人。

但實際上她們只生了 1.7 人。

造成差距的原因是什麼？

什麼理由阻礙歐洲女性擁有她們想要的小孩數目？

傳統男主外、女主內的家庭模式難以促成高生育率。事實上，很多證據顯示那正好是反其道而行。自一九九○年代中期之後，歐洲生育率最低的國家，也是女性勞動參與率最低的國家。

當社會不幫忙或不鼓勵女性得以同時兼顧生兒育女及擁有有薪職，結果就是生育率節節下降。當女性被迫在生小孩和事業之間擇一時，很多人選擇事業。

出現這種情形的國家，例如德國、義大利和日本，都要面臨很嚴重的經濟問題。

當女性平均只生育 1.5 個小孩（目前很多歐洲國家的情況正是如此），代表人口將會萎縮，更少的人要養更多的人。社會無法創造出世代的平等。想解決問題，要不就是縮減福利，要不就是加稅。不然就得開放邊境，吸引更多他國的年輕人前來，再不然就要把自家人民的退休時間延後。

但關於如何平衡事業與育兒的對話，焦點確實是放在已經擁有事業的女性身上。

很少提到男性；但應要談。

更少談到的是沒有事業的女性。

所以焦點僅偏重在有工作的女性身上。

二○一四年三月，夏妮莎．泰勒（Shanesha Taylor）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被捕。這名單親媽媽將兩歲及六個月大的孩子單獨放在車上四十五分鐘，這兩個孩子就坐在酷熱的環境下等著。還好他們沒怎麼樣，但泰勒因為置孩子的生命於險境而被捕。

她的事在美國傳開。

並不是因為這件事有什麼特別之處，而是因為她之所以把孩子留在車裡，理由是她要去面試。

她無家可歸又失業，找來了一個褓姆，好勻出空檔去面試。這次面試的工作，是她認為少數幾個可以改善她家經濟狀況的機會。

但褓姆後來不能來了。

因此她選擇把孩子留在車子裡。

這就是千百萬女性面對的家庭與工作間的平衡。

「事業」可能代表零時契約（zero-hour contract）、不規則的輪班、每天早上發瘋似地打電話問老闆今天有沒有工作。

在二○○八年金融風暴之前，許多經濟體開始演變成沙漏型，兩邊變得極端。頂層以玻璃和鋼鐵建成的銀行業城堡裡多出了很多工作，底層規模愈來愈大、也愈來愈不穩定的服務業亦然。後面這一類的工作，過去通常都是女性在家從事的工作。如今雖然轉移到市場，但薪資很低，也不穩定；這類工作隨著移民潮而波動，透過全球移民潮可知，即便看似不可能，但各個社會仍確實結合在一起。

如果你想了解經濟不均為何愈來愈嚴重，你就必須了解經濟學的女性觀點：亞當．斯密如何能享用晚餐，而這一點又有何經濟意義。

經濟學的討論在二○○八年的危機爆發之後確實有所改變，關於何謂經濟學，我們正處於擴大眼界的過程中。很多人都表達過本書提出的觀點，惟方式與出發點皆不相同。

身為作者，我試著寫出我的觀點。本書要講的，是經濟人如何逃離人性的主要部分，以及我們目前如何在世界觀及背棄（經濟）宗教的路上尋找自我。

女性主義最深藏的祕密是，要針對主流經濟問題找到解決方案，一定要有女性主義的觀點。女性主義涉及一切，從不均、人口成長、福利、環境到很多高齡社會即將要面對的照護不足。女性主義的重點不僅是「女權」，所以說，到目前為止，女性主義革命只做了一半。我們已經納入了女性，吹皺一池春水。接下來，我們要了解這場革命是一場多重大的變動，並從實際上改變社會、經濟體與政治，以適合我們創造出來的新世界。我們要向經濟人揮手道別，之後在容得下更廣義的「身而為人的意義」世界裡建立經濟體與社會。

我們無須將此舉稱之為革命，比較好的說法是改善。

我寫下這篇後記的地點是在北倫敦一座花園裡，靠在藍綠色的庭園式家具上，攀藤玫瑰盛開，我的希望亦然。

※ 本文摘自《誰替亞當斯密做晚飯》，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