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這種人，就怕人家對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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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李玟萱
跟強哥講話的時間一長，就不經意看到他需要深呼吸，八成是剛當街友時，因為愛管閒事帶來的後遺症。
那是民國九十七年，街友晚上還能睡進台北火車站地下停車場的好日子。有位六十餘歲的精神障礙女街友，一頭長髮糾結得比掃把還硬，不知道有多久沒好好梳洗。三名喝醉酒的街友想把髒兮兮的她趕出停車場，俠義心腸的強哥在旁，忍不住多說了兩句：「外面在下雨，你們讓她睡在這裡有什麼關係？」三名街友不服，但眼見其他睡在附近的人都幫強哥說話，就帶著一連串髒話怒目離開。
沒想到強哥醒過來時，人已躺在中興醫院。原來這三名街友趁著半夜大家熟睡後，拿著鐵棍與木棒對強哥一陣猛打，打到他血胸、肋骨凹陷。幸虧送進醫院時，醫生仁心地說：「不救會死」，才讓沒有健保又不願聯絡家人的強哥緊急開刀後住進加護病房，再靠著萬華社會福利中心社工員的幫忙，撿回一條命。
說起來，真正命大的是那三名酒醉打人的街友，若是再早個幾年，強哥出院後絕對會讓他們斷手斷腳。
太保學生
強哥在高中階段究竟念了四個或五個學校，連他自己都不清楚，但他知道自己是從高二開始學壞的。起初只是翹課，翹課後被同學帶去台中成功路上的撞球間鬼混、喝酒，「英文叫斯諾苦（snooker，撞球），那裡就是流氓、混混聚集的地方。」打撞球若贏了錢，就跑到隔壁知名的「小夜曲」舞廳，跳個下午三點到六點的「茶舞」。強哥就是在那裡認識了幫派人物。
當時幫派分台灣掛、外省掛，涇渭分明，出生在南投竹山的強哥加入了台灣掛的「百花小九」，人稱「小九仔」，民國五十年代中期也算是那一帶有頭有臉的角色。「每次要打架，問『你是哪裡的？』一說『小九仔』，大家就知道了。」與強哥同校的混混幾乎都跟他，「我們就像現在電視上看到的十六、七歲『黑衣人』，那時候叫『太保學生』，只要被貼上這個標籤，長大後差不多就是流氓。」
進黑道有什麼儀式或訓練嗎？
「不用，只有一個條件：『有膽！』敢打、敢殺，大哥就喜歡用你，給的錢多，日子就吃香喝辣。」也不必歃血為盟，大哥出面擺一攤酒桌，大家喝一喝，就算加入。
強哥遭退學轉到雲林的高中後，自知不可能考上大學，所以又跟了另一位大哥，當兵前的時間就泡在黑社會裡打混。「這個圈子只有兩種財路，『賭』跟『色』，這家店你負責，營業時間你就要在附近，看看有沒有警察或可疑人物。大哥再發錢給你當生活費。」
當不完的兵
強哥抽中三年役期的海軍，才剛分發到士校就與輔導長觀念不合逃兵，一個禮拜後被家人勸回，但仍判軍法一年。那時軍法幾乎都是發送外地做苦工，強哥被送到嘉義縣布袋鎮海埔新生地的勵行大隊。「哎呀，很苦啊！填海啊、還有造堤防，比你在電視上看到的外國奴工營還要苦太多了，工作量和管理方式都很不人道。」
鹽場的土因為潮濕又帶著鹽分，因此特別重。所有人挑上扁擔之後，都要用跑的，不是必須，只是長官想惡整；動作稍微慢一點，班長手上的扁擔就往人身上抽下去。有些兵因為太苦而偷跑，「但抓回來就是打死，真的是打死，不然就是把你的大腿打爛、打到皮膚發燙，拿雞蛋放在你大腿上面，『咻～』馬上就熟了。」
打死怎麼辦？「屍體丟到海裡，然後報脫逃、失蹤、跳海，都是那樣搞的，死掉很多人。」
那麼苦，為什麼沒有逃跑？「跑不掉啊，要是能跑，我一定跑，那個地方啊，一百個有九十九個都想跑，太苦了。」幸虧強哥念書時愛運動，身強體壯還頂得住。不到一年遇到減刑，回役到陸軍，「變『石頭兵』，在溪邊、河邊採石，跟現在的採石場一樣。」
為什麼阿兵哥要採石？「長官需要啊，私下賣給商人嘛……不過我又跑了！」強哥嘿嘿笑地說。
強哥逃兵後回到台北的黑道圈，大部分都在民生東路、新生北路的區塊混。「那個圈子主要是應召站，閩南話叫『貓仔間』，有性交易的地方就有黑社會，阿帕斗（apartment，公寓）裡很複雜。」
在那個年代，林森北路有很多美國大兵出沒的酒吧，他們常去裡面喝酒放鬆、打撞球，而頻繁出入這類場所的強哥「斯諾苦」打得好，經常跟美國軍人五十、一百美金地賭。
你高中不是一直被退學，英文還這麼厲害喔？
「哎呀，洋涇幫，反正可以溝通，要不然還有八哥。」
八哥？會模仿人講話的八哥？
強哥拼單字給我聽：「bar girl（酒吧女）。」
他沉浸在回憶裡自豪地說，幾乎每打必贏，即使現在老了技術也不會差太多，他有時候還跑去看安麗盃比賽。
只是那天遇到警察上門臨檢，一開始先是因為「逃兵」被帶回派出所，後來旅行社的案子一拿出來核對，馬上被打。「哎呀，不要說用拳頭打，還有用木板打腳底，打得很慘，一直要我供出同夥，我不講，年輕嘛，講義氣。」
恐嚇罪被判一年兩個月，借提到陸軍第一軍團看守所，軍法再判逃兵一年四個月。「當時總司令是郝伯村，但是……我又跑啦，這次是『脫逃』，不是逃兵那樣跑喔，是從看守所脫逃。」
這麼好逃？「很困難，第一軍團很大，有三、四米的高牆，又有憲兵在看守，我是利用出公差時逃跑的，我身體好。」
你這麼多逃兵紀錄，他們還敢讓你出公差？「因為我刑期短啊。」
強哥脫逃後跑到台北漢口街的「東方大舞廳」，找當時在那兒當舞女的女朋友，但有天晚上臨檢差點被抓，女朋友就苦勸他回去。
「我雖然說個性很強，做事情很衝動，可是我很重感情。」拗不過心愛女友的哀求，他決定回去看守所報到，還好那時軍法黑暗，女朋友帶著身邊的幾萬塊錢陪強哥回去，加上她長得漂亮，長官就網開一面把事情壓下來了。
逃兵的刑期服滿回役時，強哥又從陸軍被撥回海軍。
「但我回到左營海軍軍區第二天就跑了，這次是跑台中。」
可是你剛說女朋友在台北啊？「噢，對吼，可是我有好幾個啊，條件好，年輕嘛！今天到這邊睡，明天到那邊睡，比較安全。」
這位女朋友也是性工作者，但強哥特別申明，「除非我在坐牢，否則任何女朋友只要跟我交往，我就一律叫她休息不用上班，我不能接受男人吃軟飯。」
你的女朋友都是性工作者？
「我不可能接觸正常的女孩子嘛，高中時的初戀情人是南投信義鄉的客家人，後來嫁給台中市議員；除了這個初戀是正常女孩子以外，後來就沒再跟正常女孩接觸過。對我來說有這種禁忌啦，雖然經常有桃花運，可是我『絕對』不碰正常的女孩子。」
問他為什麼，強哥說：「就像我到現在都不喜歡到廟裡面去一樣，會有一種罪惡感、自卑感，反正已經壞了，不要太壞。你知道吧，『盜亦有道』。」
警備總部第一個脫逃犯
隔年冬天，強哥在台中殺了圈子裡的一個兄弟，「一般外省掛黑話稱他這種人為『跑二牌』，就是本省掛說的『抓耙仔』，吃裡扒外」，不過強哥只是讓他重傷，沒死。
但年底時，強哥在知名酒家「醉月樓」跟日本人起衝突，醉得迷迷糊糊被警察抓走。原本只是逃兵被判軍法三年外加兩年管訓，後來那位抓耙仔聽到消息也去報案，又讓他多了一條「殺人未遂」，六年，加起來總共十一年。
管訓要幹嘛？
「操你啊，你是流氓？好，我就整你！你當老大？來到這裡看誰是老大！哪像現在坐牢還讓你在裡面做做手工藝，那時候的管訓無論是體能或心理上都很苦啊。」
強哥還解釋，管訓隊裡面有兩種人，一種是流氓，一種是小偷，這兩種在黑道的地位是天差地別。好的老大會警告你有三種罪不能犯：第一個是小偷，名譽不好聽；第二種是「毒品」，因為毒品會讓人一生都完蛋。「像我一輩子什麼壞事都幹，唯獨老大哥交代不能碰的毒品，我真的沒興趣。」事實上，也不是每個人都碰得起，看守所裡有些人會趁著出庭的時候塞在屁股裡，或含在嘴裡，或家人接見的時候，藏在豬肉裡冒險帶進去，「很貴啊，一個五百毫克的膠囊就要八千塊。」
第三種，也是最糟的一種，就是妨害風化，「尤其是性侵，在黑道來講叫『香蕉事件』，只要性侵，進去都被打個半死，還用牙刷刷性器官。這種人一進到看守所，被告還沒找你，中央台那些遞帽仔（警察）就會交代其他人修理你。」
管訓期滿後，強哥隨著其他五、六十人移監到景美的警備總部軍法處，「因為一般軍人監獄不喜歡我們這些『壞牌仔』（台語：壞孩子），很難管。」
但警備總部不是關「思想犯」的地方嗎？
「對呀，裡面關著美麗島事件的黃信介啦、林義雄啦、施明德、姚嘉文、呂秀蓮和陳菊，我們都是看守所的同學！欸！那時候他們很依賴我耶！」
移送警備總部後，強哥起先在洗衣場工作，負責洗燙三軍總醫院等國軍醫院的床單、衣服；幾個月後，長官突然找他去接受測驗。原來是強哥有高中程度的學歷，寫字也好看，就叫他改去「監聽室」服務，專門監聽美麗島事件的思想犯。
這些思想犯被警備總部的保安處整得很慘，為了錄口供，男生抓來就是打，像電視上那樣拿榔頭隔著電話簿打，「如果是女生就不打妳，但脫光妳全身衣服，把冷氣開到最強，電風扇一直吹，妳提供資訊、畫押了才放過妳。」
連每星期三與外人面會的時間，監聽室都嚴陣以待，強哥就是負責透過單向透明玻璃監視他們，後面擺放四台機器，機器一面錄音，強哥一面速記重點，每次一個人，每人三十分鐘。強哥不只要聽他們說什麼，還要注意有沒有小動作、暗號，或是手心寫字等細節。
軍法處的長官非常重視這些思想犯的監聽紀錄，每次面會結束，強哥就要趕在下班之前把簡報上呈給警備總部的總司令陳守山。
面會交接時，強哥會在監聽室門口抽菸等待，有時和這些美麗島思想犯打到照面，他們總說：「陳桑（日語：陳先生），手勢拿高一點！（台語，意為手下留情）」
強哥也總是回他們：「很簡單，三十分鐘錄音，一分鐘也跑不掉，該講的你講，不該講的，你用比的嘛，比的錄不到啊，我能夠幫你們的就是這樣。」
原本以為強哥會因為這份監聽工作知道很多黨外的內幕，但強哥反而像是看盡人性地說，他只尊敬黃信介、姚嘉文與林義雄，特別是林義雄，強哥的牢房就在他隔壁，洗澡也在同一個澡堂，可是林義雄非常安靜，從不跟人多話。國民黨某位大老來跟他面會好幾次，希望林義雄能勸退太太方素敏不要代夫出征角逐民代，並願意交換條件讓林義雄少關幾年，林義雄卻淡淡地回覆：「我連命都不要了。」
強哥說：「哇，像我這種個性的人一聽，雖然你是讀書人，但在我觀念裡，你就像是黑道的老大。」
這份重要的工作讓長官常常給予強哥一些特別待遇，晚上還會找他喝酒聊天。但誰都沒想到，民國七十年強哥會成為警備總部史上第一位脫逃犯，讓長官們緊張到不敢讓消息曝光。
逃獄的動機是因為家人面會時告訴他：哥哥生意出事了，現在也被關進牢裡。強哥一聽心煩意亂，想馬上出去替哥哥報仇。
但警備總部關的是思想犯，戒護特別嚴格，除了四個哨站以外，最上層還有憲兵二十四小時看守。只是好巧不巧，平常帶強哥出門送簡報的老芋仔（台語：外省老兵）那天剛好沒空，改由一個菜鳥上尉帶他出去。民國七十年五月十號，強哥跑了。
「噢！事情大條囉！真的很不好跑，以前我在軍法處也跑過，但從警總跑出來完全不一樣。」不只探望過他的親人被查問，親人的朋友也要被查，還動用一般重大刑案的八號分機全面通緝。「畢竟我在裡面負責的工作太敏感了。」
十幾天後，強哥在家鄉南投竹山被逮，「講起來也是家人出賣我，因為壓力太大；警備總部啊，開玩笑！」
被逮捕前一晚，家人打電話聯絡上強哥，說有重要事情要談，強哥也想回家拿一些錢。結果才剛回到哥哥開的茶行樓上，探照燈就從四面八方打進客廳，他就知道完了！哥哥央求他，家裡有小孩，請他不要反抗。
警總台中分部的檢察官親自帶隊，憲兵、警察立刻衝上樓；當時南投竹山鎮對外的兩條道路，一條往台中，一條往雲林，全部封鎖，可見情況有多麼緊張。
強哥遭到逮捕後，先被帶回警總台中分部痛打一頓，緊接著再送回台北警備總部嚴格訊問，大家都擔心強哥出去後是否洩漏監聽內容，「我要洩漏給誰？我只是擔心我哥哥。」長官不放心地警告他：「現在先把你送司法，如果你有洩漏機密的話，我們以後還是可以辦你。」
「我也相信啊，他們對民進黨、對那些思想犯的手段我最清楚。」結果脫逃罪名判了八個月，另加兩年的管訓，一直被關到民國七十六年才回到社會。但隨即因持槍被抓，交保後棄保潛逃，又再度被抓，這次犯的槍砲彈藥及恐嚇罪，共判了兩年多，外加一條管訓。
又管訓？可見得管訓對你根本沒用嘛！
「對那時的我來講沒用啦，我的觀念就是『反正搞我在搞，被你抓到是你的事，大不了坐牢。』」
兩年多的刑期服滿後，原本應該被接去管訓的他，似乎被紀錄遺漏了，走出大門時並沒有任何警察在外面等他。
你沒問？「我當然不會問啊，只是多走了一小段路，確定真的沒有人，馬上攔了一輛計程車就跑。」
但賺到兩年管訓的強哥，過沒多久又在高雄出事了，「這次是持槍。」
槍容易買嗎？「不好買，要有管道。其實警察賣槍的很多，抓你後故意賣槍給你；也曾經有檢察官明明知道你在賣槍，但給點錢，他就不辦你。」
要花多少錢才能買一把槍？「看年代，民國七十六到七十八年左右最便宜，那時候台灣槍械最泛濫，因為大陸有黑星的跟紅星的走私過來。」黑道圈還一度懷疑這會不會是中國大陸想要把台灣搞亂，所以便宜一點七、八千就買得到，就算關係不夠，三萬、五萬也買得到。
強哥那一次是在高雄的卡拉 OK 跟人起衝突，對方上洗手間時，強哥跟進去用槍托打到他頭破血流，之後還叫對方擦一擦整理一下出來，再請對方及三個手下喝酒。但被打傷的人取得卡拉 OK 的監視器畫面報警，還誣賴說掉了三千塊，一定是強哥拿的。
出庭的時候，持槍打人、傷害、恐嚇，這些罪強哥全都認，「但我跟法官講，如果要拿他三千塊，我出來外面後，還會請他喝酒嗎？在那種店喝酒，難道是幾千塊可以交代的嗎？」但法官認定有，於是另加一條「盜匪罪」，「光是這一條就七年以上，因為那時候還有懲治盜匪條例。」夯不啷噹加起來，又是十一年。
民國八十六年國家曾有一次大減刑，可惜強哥沒減到。
為什麼減刑？
「江南案啊，為了替陳啟禮、吳敦和張安樂他們減刑，其實張安樂也卡不上什麼，主要還是陳啟禮跟吳敦幹的。」
說到張安樂，強哥頗不以為然，「這次（太陽花）學運，像他那種人在黑道來講，呸，下三濫，媽的為老共那邊的政治利益，跟小孩子搞成這樣，這在黑道是很大的忌諱，一般人聽到都吐口水，媽的，在以前被打死。」
強哥義憤填膺：「學生搞學運是為了他們這個世代、為他們以後的前途在爭取，有什麼不對？我只是沒有機會，不然大家來打啊，學生不敢跟你打，我這種老江湖難道不敢？警察來也是一樣，照打。」
減刑沒強哥的份兒，但是馬英九擔任法務部長時刑期縮短了幾個月，因此總共被關了十年多。從年輕到民國九十年五月最後一次放出來，前前後後不算上管訓，強哥總共在監獄裡度過了二十三年的時光。
出獄後，一些道上的老兄弟都公開服了他，因為別人關幾年出來，說不定精神都有問題了，只有強哥，兩次都超過十年，回來還那麼正常。而且強哥在獄中還曾因為是特別壞的分子，被獨自關過兩坪的牢房，連其他獄友都不能接觸，唯一能講話的對象就是牆壁。
你怎麼撐過來的？
「意志力！想要報復！哪個人害我進來，我出去就找你，只要我找得到，就一定讓你吃虧。」
但強哥不殺人，「我幹嘛殺他啊？我要讓他受傷一輩子！你開槍穿過肉沒事，不會留任何後遺症，但沒穿過去打到骨頭，就是一輩子！」
街友相見歡
有一天強哥處理完善後事宜從中國大陸回台，臨時想到台北走走，剛好在車站附近遇到「紅衫軍」的姚立明教授在演講，好奇的他湊過去聽時，遇到了以前管訓隊的舊識，「那個小王八蛋竟然還認得我，多講了兩句話，免不了請他和他的朋友喝酒，那時候他們都戴著紅衫軍的布條，一天一千（補助）。」
真的有拿錢上街頭抗議的人？「這次太陽花學運也有啊，有人會想出錢幫助他們，助攻啦！」
強哥是因為這位舊識及他的朋友，才第一次知道什麼叫「街友」。「以前叫流浪漢，後來叫無業遊民，之後又改成街友。流浪漢係咖羅曼蒂克啦（係咖：比較），街友咖民主。」
隔年強哥上來台北，「又讓我碰到小王八蛋和他的朋友，因為從早到晚他們都在台北車站附近」，那時強哥心情也不好，天天跟他們有錢就喝酒，沒錢就打混，「我說人喔，有劣根性，自甘墮落後，臉皮就越來越厚，就慢慢當起街友了。」
但強哥後來才知道，那一票是街友裡面最惡劣的一群，「吸血鬼，專幹『街友吃街友』的事，他們是一個集團耶！」
這群人大約有十來位，每天聚集在台北車站北一門吃喝玩樂，而且還對新進的街友下手，假借要幫忙繳納之前沒繳完的勞保，等到勞保金下來後彼此對分，「結果不是這樣啊，下來一百萬只給你五萬。」
強哥不願跟他們同夥做壞事，大部分的時間就一個人獨處，但街友都聽說他曾是黑道，也對他客客氣氣，連吃飯都有人幫他領餐盒回來。
倒是有一回強哥自己去排隊領便當，那次是時任副總統的呂秀蓮到人安基金會發便當關懷街友。以前在警備總部時，強哥除了監聽時會與呂秀蓮及陳菊碰上面，每天早上她們也會在放風時找強哥借球具，然後到監聽室旁的羽毛球場打打球，偶爾看到旁邊的花圃有漂亮的花，她們也會開口跟強哥要。幾次的交談機會讓強哥很佩服呂秀蓮，「不愧是哈佛畢業的，知識非常淵博。」
這次呂秀蓮來到萬華，強哥站在一旁跟熟識的基金會社工叨念著：「不曉得她還記不記得我？」社工慫恿他去排隊，終於輪到強哥時，呂秀蓮定睛看著他：「我覺得你很面熟？」
強哥說：「不可能，你認錯人了。」
跟我轉述這段小插曲時，強哥的臉上帶著欣慰的笑意，「看她表情，我知道她還記得我。」
金不換
其實強哥也不是光等著吃基金會提供的便當，他曾經認真找過工作，還去當粗工，「一天一千一耶，但我有骨刺，受不了。」後來去應徵大廈管理員，穿著以前買的高檔衣服，非常體面，但人家一問有沒有前科，強哥老實地說「有啊」，管委會就不要他了；第二次學乖，說「沒有」，但二十幾年的黑道背景與多條前科，「良民證」根本辦不出來，管理員和保全的工作也都不用想了。
怎麼不考慮回去黑社會？
強哥沉默了一會兒，「哎，媽媽年紀那麼大，這一輩子也沒有好好孝順她，講難聽一點，最起碼像台灣人講的『送到山頭』……送終就對了啦，萬一再關進去就送不到了。」
而且強哥也感念一些人，除了醫院把他的命從血胸的情況救回來，社福中心也幫忙安排了掃地的工作，一個月全勤最少有一萬五千五百塊，「說實在的，吃不飽、餓不死，有時在路上想到以前，真的還是會蠢蠢欲動。」
強哥非常誠實地給我四個字：「天人交戰！」
「我不想吃香喝辣嗎？不想左擁右抱嗎？也會！憑良心講，到現在還是會掙扎，壓力很大……我隨時都可以走回頭路。」
但，「這就像喝了很多酒，第二天醒來，昨天像英雄，今天就像狗熊。」黑社會生活對他來說，最後還是一場空。
後來媽媽去世了，為什麼也沒再回頭？
「就台北地檢署的『更生保護會』啊！」
這個民間基金會裡有位陳姓社工員對強哥很關心，「我這種人，就怕人家對我好！」
基金會逢年過節都會送些禮物給更生人，強哥在籌措母親喪葬費時手邊沒有錢，想起也許可以跟基金會申請補助，盡一份孝心，陳姓社工員卻告訴他，因為強哥家裡還有另外五個兄弟，資格不符。
強哥之前透過萬華社福中心向區公所提出申請時，也是遭到相同理由駁回。希望破滅，免不了情緒波動，強哥對社工員撂下狠話：「以後都不用來往了，什麼更生保護會，以後我就是一個人，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以強哥當時的狀況，「爛命一條，沒有爸爸媽媽太太小孩，閩南語講的『無某無猴』，黑社會最喜歡這種人，因為這種人最恐怖，沒有任何顧慮，什麼都敢衝。」
但陳姓社工苦苦哀求：「你不能再走回頭路，媽媽在天上看著你。」
強哥說，只有當事人能懂這句話的力道。
「在的時候想要送終，不在的時候，老人家也還在天上看著我。」
街遊導覽員
如今強哥在萬華社區大學與芒草心慈善協會的培訓下，成為「街遊」（Hidden Taipei）的導覽解說員，每導覽一團有二千元的收入，主題是「弱勢族群與社會局之間的互動」，介紹萬華的老人、街友、性工作者等。有一次強哥在導覽時跟大學生提到「西園路那邊是中國大陸來的女孩子，西昌街這邊都是台灣的女人……」，沒想到大學生對於萬華情色的主題特別有反應，很多人帶著一種暗藏興奮的眼神，這讓強哥對自己的導覽有了信心，「我帶的特色就像公司的品牌『Hidden Taipei』，是隱藏在城市背後的現象，這些都是我經歷過，也了解得很透徹的。」
強哥不介紹華西街夜市、龍山寺歷史文化，「因為這些你在網路上都查得到」。他想提供他個人親身在地的觀察，比如路線起點的艋舺公園，「這個公園每天都好幾百人、上千人，都是街友嗎？不是耶！你看睡袋的數目就算得出來，晚上九點半打開睡袋、早上六點半之前要起床，真正是街友的有幾個？不到一百個，連十分之一都不到！其他都是老年人：賭博的，下棋的，賣明牌的，唱歌的。」
「就算這十分之一也都是六、七十歲以上的、殘障的、精神障礙的老弱殘兵嘛，他們想找個地方遮風避雨，你這邊不讓他睡，叫他睡哪裡？睡到社區的公園嗎？占了空間，那些小朋友怎麼在那邊玩？那才真的影響社區。這邊就一個小小的艋舺公園，一小塊遮風避雨的地方給他，有什麼不好？對別人又沒有造成傷害。」
但強哥也不是一面倒地偏袒街友，當導覽團的學員問他：「街友有沒有好人？」強哥說：「沒有，路是自己走過來的，他今天會走到這種地步，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像我一樣，就是純的報應，活報應。」
強哥進一步解釋，雖然沒有好人，但有「好的人」，在接受社會幫助後懂得感恩就是好的人。
壞的呢？「不知道感恩，拿到社會救濟的便當，把肉吃一吃，其他不想吃的往地上一甩，現在這種現象還是有。」
強哥離去前戴上導覽專用的西部牛仔帽，配上他原本就炯炯有神的眼睛，臉上盡是自信與帥氣。「我跟芒草心的社工說，case越多我越喜歡，叫我天天導覽我都願意，因為有錢哪！有錢賺我就可以還清家人幫我代墊的母親喪葬費。」
還完錢，對未來還有什麼規劃嗎？
原本只求過一天算一天、不出毛病就好的強哥說，他想當社會局的志工。
「隨便做什麼都可以，只要能幫到弱勢族群就好，因為我培訓之後很了解社會局在做什麼。」對強哥來說，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有恩就要報。
說起來，這還挺像早期黑社會最強調的「義氣」！
（本書出版時，強哥的工作已改為《大誌》銷售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