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玟萱

跟強哥講話的時間一長,就不經意看到他需要深呼吸,八成是剛當街友時,因為愛管閒事帶來的後遺症。

那是民國九十七年,街友晚上還能睡進台北火車站地下停車場的好日子。有位六十餘歲的精神障礙女街友,一頭長髮糾結得比掃把還硬,不知道有多久沒好好梳洗。三名喝醉酒的街友想把髒兮兮的她趕出停車場,俠義心腸的強哥在旁,忍不住多說了兩句:「外面在下雨,你們讓她睡在這裡有什麼關係?」三名街友不服,但眼見其他睡在附近的人都幫強哥說話,就帶著一連串髒話怒目離開。

沒想到強哥醒過來時,人已躺在中興醫院。原來這三名街友趁著半夜大家熟睡後,拿著鐵棍與木棒對強哥一陣猛打,打到他血胸、肋骨凹陷。幸虧送進醫院時,醫生仁心地說:「不救會死」,才讓沒有健保又不願聯絡家人的強哥緊急開刀後住進加護病房,再靠著萬華社會福利中心社工員的幫忙,撿回一條命。

說起來,真正命大的是那三名酒醉打人的街友,若是再早個幾年,強哥出院後絕對會讓他們斷手斷腳。

太保學生

強哥在高中階段究竟念了四個或五個學校,連他自己都不清楚,但他知道自己是從高二開始學壞的。起初只是翹課,翹課後被同學帶去台中成功路上的撞球間鬼混、喝酒,「英文叫斯諾苦(snooker,撞球),那裡就是流氓、混混聚集的地方。」打撞球若贏了錢,就跑到隔壁知名的「小夜曲」舞廳,跳個下午三點到六點的「茶舞」。強哥就是在那裡認識了幫派人物。

當時幫派分台灣掛、外省掛,涇渭分明,出生在南投竹山的強哥加入了台灣掛的「百花小九」,人稱「小九仔」,民國五十年代中期也算是那一帶有頭有臉的角色。「每次要打架,問『你是哪裡的?』一說『小九仔』,大家就知道了。」與強哥同校的混混幾乎都跟他,「我們就像現在電視上看到的十六、七歲『黑衣人』,那時候叫『太保學生』,只要被貼上這個標籤,長大後差不多就是流氓。」

進黑道有什麼儀式或訓練嗎?

「不用,只有一個條件:『有膽!』敢打、敢殺,大哥就喜歡用你,給的錢多,日子就吃香喝辣。」也不必歃血為盟,大哥出面擺一攤酒桌,大家喝一喝,就算加入。

強哥遭退學轉到雲林的高中後,自知不可能考上大學,所以又跟了另一位大哥,當兵前的時間就泡在黑社會裡打混。「這個圈子只有兩種財路,『賭』跟『色』,這家店你負責,營業時間你就要在附近,看看有沒有警察或可疑人物。大哥再發錢給你當生活費。」

當不完的兵

強哥抽中三年役期的海軍,才剛分發到士校就與輔導長觀念不合逃兵,一個禮拜後被家人勸回,但仍判軍法一年。那時軍法幾乎都是發送外地做苦工,強哥被送到嘉義縣布袋鎮海埔新生地的勵行大隊。「哎呀,很苦啊!填海啊、還有造堤防,比你在電視上看到的外國奴工營還要苦太多了,工作量和管理方式都很不人道。」

鹽場的土因為潮濕又帶著鹽分,因此特別重。所有人挑上扁擔之後,都要用跑的,不是必須,只是長官想惡整;動作稍微慢一點,班長手上的扁擔就往人身上抽下去。有些兵因為太苦而偷跑,「但抓回來就是打死,真的是打死,不然就是把你的大腿打爛、打到皮膚發燙,拿雞蛋放在你大腿上面,『咻~』馬上就熟了。」

打死怎麼辦?「屍體丟到海裡,然後報脫逃、失蹤、跳海,都是那樣搞的,死掉很多人。」

那麼苦,為什麼沒有逃跑?「跑不掉啊,要是能跑,我一定跑,那個地方啊,一百個有九十九個都想跑,太苦了。」幸虧強哥念書時愛運動,身強體壯還頂得住。不到一年遇到減刑,回役到陸軍,「變『石頭兵』,在溪邊、河邊採石,跟現在的採石場一樣。」

為什麼阿兵哥要採石?「長官需要啊,私下賣給商人嘛……不過我又跑了!」強哥嘿嘿笑地說。

強哥逃兵後回到台北的黑道圈,大部分都在民生東路、新生北路的區塊混。「那個圈子主要是應召站,閩南話叫『貓仔間』,有性交易的地方就有黑社會,阿帕斗(apartment,公寓)裡很複雜。」

在那個年代,林森北路有很多美國大兵出沒的酒吧,他們常去裡面喝酒放鬆、打撞球,而頻繁出入這類場所的強哥「斯諾苦」打得好,經常跟美國軍人五十、一百美金地賭。

你高中不是一直被退學,英文還這麼厲害喔?

「哎呀,洋涇幫,反正可以溝通,要不然還有八哥。」

八哥?會模仿人講話的八哥?

強哥拼單字給我聽:「bar girl(酒吧女)。」

他沉浸在回憶裡自豪地說,幾乎每打必贏,即使現在老了技術也不會差太多,他有時候還跑去看安麗盃比賽。

只是那天遇到警察上門臨檢,一開始先是因為「逃兵」被帶回派出所,後來旅行社的案子一拿出來核對,馬上被打。「哎呀,不要說用拳頭打,還有用木板打腳底,打得很慘,一直要我供出同夥,我不講,年輕嘛,講義氣。」

恐嚇罪被判一年兩個月,借提到陸軍第一軍團看守所,軍法再判逃兵一年四個月。「當時總司令是郝伯村,但是……我又跑啦,這次是『脫逃』,不是逃兵那樣跑喔,是從看守所脫逃。」

這麼好逃?「很困難,第一軍團很大,有三、四米的高牆,又有憲兵在看守,我是利用出公差時逃跑的,我身體好。」

你這麼多逃兵紀錄,他們還敢讓你出公差?「因為我刑期短啊。」

強哥脫逃後跑到台北漢口街的「東方大舞廳」,找當時在那兒當舞女的女朋友,但有天晚上臨檢差點被抓,女朋友就苦勸他回去。

「我雖然說個性很強,做事情很衝動,可是我很重感情。」拗不過心愛女友的哀求,他決定回去看守所報到,還好那時軍法黑暗,女朋友帶著身邊的幾萬塊錢陪強哥回去,加上她長得漂亮,長官就網開一面把事情壓下來了。

逃兵的刑期服滿回役時,強哥又從陸軍被撥回海軍。

「但我回到左營海軍軍區第二天就跑了,這次是跑台中。」

可是你剛說女朋友在台北啊?「噢,對吼,可是我有好幾個啊,條件好,年輕嘛!今天到這邊睡,明天到那邊睡,比較安全。」

這位女朋友也是性工作者,但強哥特別申明,「除非我在坐牢,否則任何女朋友只要跟我交往,我就一律叫她休息不用上班,我不能接受男人吃軟飯。」

你的女朋友都是性工作者?

「我不可能接觸正常的女孩子嘛,高中時的初戀情人是南投信義鄉的客家人,後來嫁給台中市議員;除了這個初戀是正常女孩子以外,後來就沒再跟正常女孩接觸過。對我來說有這種禁忌啦,雖然經常有桃花運,可是我『絕對』不碰正常的女孩子。」

問他為什麼,強哥說:「就像我到現在都不喜歡到廟裡面去一樣,會有一種罪惡感、自卑感,反正已經壞了,不要太壞。你知道吧,『盜亦有道』。」

警備總部第一個脫逃犯

隔年冬天,強哥在台中殺了圈子裡的一個兄弟,「一般外省掛黑話稱他這種人為『跑二牌』,就是本省掛說的『抓耙仔』,吃裡扒外」,不過強哥只是讓他重傷,沒死。

但年底時,強哥在知名酒家「醉月樓」跟日本人起衝突,醉得迷迷糊糊被警察抓走。原本只是逃兵被判軍法三年外加兩年管訓,後來那位抓耙仔聽到消息也去報案,又讓他多了一條「殺人未遂」,六年,加起來總共十一年。

管訓要幹嘛?

「操你啊,你是流氓?好,我就整你!你當老大?來到這裡看誰是老大!哪像現在坐牢還讓你在裡面做做手工藝,那時候的管訓無論是體能或心理上都很苦啊。」

強哥還解釋,管訓隊裡面有兩種人,一種是流氓,一種是小偷,這兩種在黑道的地位是天差地別。好的老大會警告你有三種罪不能犯:第一個是小偷,名譽不好聽;第二種是「毒品」,因為毒品會讓人一生都完蛋。「像我一輩子什麼壞事都幹,唯獨老大哥交代不能碰的毒品,我真的沒興趣。」事實上,也不是每個人都碰得起,看守所裡有些人會趁著出庭的時候塞在屁股裡,或含在嘴裡,或家人接見的時候,藏在豬肉裡冒險帶進去,「很貴啊,一個五百毫克的膠囊就要八千塊。」

第三種,也是最糟的一種,就是妨害風化,「尤其是性侵,在黑道來講叫『香蕉事件』,只要性侵,進去都被打個半死,還用牙刷刷性器官。這種人一進到看守所,被告還沒找你,中央台那些遞帽仔(警察)就會交代其他人修理你。」

管訓期滿後,強哥隨著其他五、六十人移監到景美的警備總部軍法處,「因為一般軍人監獄不喜歡我們這些『壞牌仔』(台語:壞孩子),很難管。」

但警備總部不是關「思想犯」的地方嗎?

「對呀,裡面關著美麗島事件的黃信介啦、林義雄啦、施明德、姚嘉文、呂秀蓮和陳菊,我們都是看守所的同學!欸!那時候他們很依賴我耶!」

移送警備總部後,強哥起先在洗衣場工作,負責洗燙三軍總醫院等國軍醫院的床單、衣服;幾個月後,長官突然找他去接受測驗。原來是強哥有高中程度的學歷,寫字也好看,就叫他改去「監聽室」服務,專門監聽美麗島事件的思想犯。

這些思想犯被警備總部的保安處整得很慘,為了錄口供,男生抓來就是打,像電視上那樣拿榔頭隔著電話簿打,「如果是女生就不打妳,但脫光妳全身衣服,把冷氣開到最強,電風扇一直吹,妳提供資訊、畫押了才放過妳。」

連每星期三與外人面會的時間,監聽室都嚴陣以待,強哥就是負責透過單向透明玻璃監視他們,後面擺放四台機器,機器一面錄音,強哥一面速記重點,每次一個人,每人三十分鐘。強哥不只要聽他們說什麼,還要注意有沒有小動作、暗號,或是手心寫字等細節。

軍法處的長官非常重視這些思想犯的監聽紀錄,每次面會結束,強哥就要趕在下班之前把簡報上呈給警備總部的總司令陳守山。

面會交接時,強哥會在監聽室門口抽菸等待,有時和這些美麗島思想犯打到照面,他們總說:「陳桑(日語:陳先生),手勢拿高一點!(台語,意為手下留情)」

強哥也總是回他們:「很簡單,三十分鐘錄音,一分鐘也跑不掉,該講的你講,不該講的,你用比的嘛,比的錄不到啊,我能夠幫你們的就是這樣。」

原本以為強哥會因為這份監聽工作知道很多黨外的內幕,但強哥反而像是看盡人性地說,他只尊敬黃信介、姚嘉文與林義雄,特別是林義雄,強哥的牢房就在他隔壁,洗澡也在同一個澡堂,可是林義雄非常安靜,從不跟人多話。國民黨某位大老來跟他面會好幾次,希望林義雄能勸退太太方素敏不要代夫出征角逐民代,並願意交換條件讓林義雄少關幾年,林義雄卻淡淡地回覆:「我連命都不要了。」

強哥說:「哇,像我這種個性的人一聽,雖然你是讀書人,但在我觀念裡,你就像是黑道的老大。」

這份重要的工作讓長官常常給予強哥一些特別待遇,晚上還會找他喝酒聊天。但誰都沒想到,民國七十年強哥會成為警備總部史上第一位脫逃犯,讓長官們緊張到不敢讓消息曝光。

逃獄的動機是因為家人面會時告訴他:哥哥生意出事了,現在也被關進牢裡。強哥一聽心煩意亂,想馬上出去替哥哥報仇。

但警備總部關的是思想犯,戒護特別嚴格,除了四個哨站以外,最上層還有憲兵二十四小時看守。只是好巧不巧,平常帶強哥出門送簡報的老芋仔(台語:外省老兵)那天剛好沒空,改由一個菜鳥上尉帶他出去。民國七十年五月十號,強哥跑了。

「噢!事情大條囉!真的很不好跑,以前我在軍法處也跑過,但從警總跑出來完全不一樣。」不只探望過他的親人被查問,親人的朋友也要被查,還動用一般重大刑案的八號分機全面通緝。「畢竟我在裡面負責的工作太敏感了。」

十幾天後,強哥在家鄉南投竹山被逮,「講起來也是家人出賣我,因為壓力太大;警備總部啊,開玩笑!」

被逮捕前一晚,家人打電話聯絡上強哥,說有重要事情要談,強哥也想回家拿一些錢。結果才剛回到哥哥開的茶行樓上,探照燈就從四面八方打進客廳,他就知道完了!哥哥央求他,家裡有小孩,請他不要反抗。

警總台中分部的檢察官親自帶隊,憲兵、警察立刻衝上樓;當時南投竹山鎮對外的兩條道路,一條往台中,一條往雲林,全部封鎖,可見情況有多麼緊張。

強哥遭到逮捕後,先被帶回警總台中分部痛打一頓,緊接著再送回台北警備總部嚴格訊問,大家都擔心強哥出去後是否洩漏監聽內容,「我要洩漏給誰?我只是擔心我哥哥。」長官不放心地警告他:「現在先把你送司法,如果你有洩漏機密的話,我們以後還是可以辦你。」

「我也相信啊,他們對民進黨、對那些思想犯的手段我最清楚。」結果脫逃罪名判了八個月,另加兩年的管訓,一直被關到民國七十六年才回到社會。但隨即因持槍被抓,交保後棄保潛逃,又再度被抓,這次犯的槍砲彈藥及恐嚇罪,共判了兩年多,外加一條管訓。

又管訓?可見得管訓對你根本沒用嘛!

「對那時的我來講沒用啦,我的觀念就是『反正搞我在搞,被你抓到是你的事,大不了坐牢。』」

兩年多的刑期服滿後,原本應該被接去管訓的他,似乎被紀錄遺漏了,走出大門時並沒有任何警察在外面等他。

你沒問?「我當然不會問啊,只是多走了一小段路,確定真的沒有人,馬上攔了一輛計程車就跑。」

但賺到兩年管訓的強哥,過沒多久又在高雄出事了,「這次是持槍。」

槍容易買嗎?「不好買,要有管道。其實警察賣槍的很多,抓你後故意賣槍給你;也曾經有檢察官明明知道你在賣槍,但給點錢,他就不辦你。」

要花多少錢才能買一把槍?「看年代,民國七十六到七十八年左右最便宜,那時候台灣槍械最泛濫,因為大陸有黑星的跟紅星的走私過來。」黑道圈還一度懷疑這會不會是中國大陸想要把台灣搞亂,所以便宜一點七、八千就買得到,就算關係不夠,三萬、五萬也買得到。

強哥那一次是在高雄的卡拉 OK 跟人起衝突,對方上洗手間時,強哥跟進去用槍托打到他頭破血流,之後還叫對方擦一擦整理一下出來,再請對方及三個手下喝酒。但被打傷的人取得卡拉 OK 的監視器畫面報警,還誣賴說掉了三千塊,一定是強哥拿的。

出庭的時候,持槍打人、傷害、恐嚇,這些罪強哥全都認,「但我跟法官講,如果要拿他三千塊,我出來外面後,還會請他喝酒嗎?在那種店喝酒,難道是幾千塊可以交代的嗎?」但法官認定有,於是另加一條「盜匪罪」,「光是這一條就七年以上,因為那時候還有懲治盜匪條例。」夯不啷噹加起來,又是十一年。

民國八十六年國家曾有一次大減刑,可惜強哥沒減到。

為什麼減刑?

「江南案啊,為了替陳啟禮、吳敦和張安樂他們減刑,其實張安樂也卡不上什麼,主要還是陳啟禮跟吳敦幹的。」

說到張安樂,強哥頗不以為然,「這次(太陽花)學運,像他那種人在黑道來講,呸,下三濫,媽的為老共那邊的政治利益,跟小孩子搞成這樣,這在黑道是很大的忌諱,一般人聽到都吐口水,媽的,在以前被打死。」

強哥義憤填膺:「學生搞學運是為了他們這個世代、為他們以後的前途在爭取,有什麼不對?我只是沒有機會,不然大家來打啊,學生不敢跟你打,我這種老江湖難道不敢?警察來也是一樣,照打。」

減刑沒強哥的份兒,但是馬英九擔任法務部長時刑期縮短了幾個月,因此總共被關了十年多。從年輕到民國九十年五月最後一次放出來,前前後後不算上管訓,強哥總共在監獄裡度過了二十三年的時光。

出獄後,一些道上的老兄弟都公開服了他,因為別人關幾年出來,說不定精神都有問題了,只有強哥,兩次都超過十年,回來還那麼正常。而且強哥在獄中還曾因為是特別壞的分子,被獨自關過兩坪的牢房,連其他獄友都不能接觸,唯一能講話的對象就是牆壁。

你怎麼撐過來的?

「意志力!想要報復!哪個人害我進來,我出去就找你,只要我找得到,就一定讓你吃虧。」

但強哥不殺人,「我幹嘛殺他啊?我要讓他受傷一輩子!你開槍穿過肉沒事,不會留任何後遺症,但沒穿過去打到骨頭,就是一輩子!」

街友相見歡

有一天強哥處理完善後事宜從中國大陸回台,臨時想到台北走走,剛好在車站附近遇到「紅衫軍」的姚立明教授在演講,好奇的他湊過去聽時,遇到了以前管訓隊的舊識,「那個小王八蛋竟然還認得我,多講了兩句話,免不了請他和他的朋友喝酒,那時候他們都戴著紅衫軍的布條,一天一千(補助)。」

真的有拿錢上街頭抗議的人?「這次太陽花學運也有啊,有人會想出錢幫助他們,助攻啦!」

強哥是因為這位舊識及他的朋友,才第一次知道什麼叫「街友」。「以前叫流浪漢,後來叫無業遊民,之後又改成街友。流浪漢係咖羅曼蒂克啦(係咖:比較),街友咖民主。」

隔年強哥上來台北,「又讓我碰到小王八蛋和他的朋友,因為從早到晚他們都在台北車站附近」,那時強哥心情也不好,天天跟他們有錢就喝酒,沒錢就打混,「我說人喔,有劣根性,自甘墮落後,臉皮就越來越厚,就慢慢當起街友了。」

但強哥後來才知道,那一票是街友裡面最惡劣的一群,「吸血鬼,專幹『街友吃街友』的事,他們是一個集團耶!」

這群人大約有十來位,每天聚集在台北車站北一門吃喝玩樂,而且還對新進的街友下手,假借要幫忙繳納之前沒繳完的勞保,等到勞保金下來後彼此對分,「結果不是這樣啊,下來一百萬只給你五萬。」

強哥不願跟他們同夥做壞事,大部分的時間就一個人獨處,但街友都聽說他曾是黑道,也對他客客氣氣,連吃飯都有人幫他領餐盒回來。

倒是有一回強哥自己去排隊領便當,那次是時任副總統的呂秀蓮到人安基金會發便當關懷街友。以前在警備總部時,強哥除了監聽時會與呂秀蓮及陳菊碰上面,每天早上她們也會在放風時找強哥借球具,然後到監聽室旁的羽毛球場打打球,偶爾看到旁邊的花圃有漂亮的花,她們也會開口跟強哥要。幾次的交談機會讓強哥很佩服呂秀蓮,「不愧是哈佛畢業的,知識非常淵博。」

這次呂秀蓮來到萬華,強哥站在一旁跟熟識的基金會社工叨念著:「不曉得她還記不記得我?」社工慫恿他去排隊,終於輪到強哥時,呂秀蓮定睛看著他:「我覺得你很面熟?」

強哥說:「不可能,你認錯人了。」

跟我轉述這段小插曲時,強哥的臉上帶著欣慰的笑意,「看她表情,我知道她還記得我。」

金不換

其實強哥也不是光等著吃基金會提供的便當,他曾經認真找過工作,還去當粗工,「一天一千一耶,但我有骨刺,受不了。」後來去應徵大廈管理員,穿著以前買的高檔衣服,非常體面,但人家一問有沒有前科,強哥老實地說「有啊」,管委會就不要他了;第二次學乖,說「沒有」,但二十幾年的黑道背景與多條前科,「良民證」根本辦不出來,管理員和保全的工作也都不用想了。

怎麼不考慮回去黑社會?

強哥沉默了一會兒,「哎,媽媽年紀那麼大,這一輩子也沒有好好孝順她,講難聽一點,最起碼像台灣人講的『送到山頭』……送終就對了啦,萬一再關進去就送不到了。」

而且強哥也感念一些人,除了醫院把他的命從血胸的情況救回來,社福中心也幫忙安排了掃地的工作,一個月全勤最少有一萬五千五百塊,「說實在的,吃不飽、餓不死,有時在路上想到以前,真的還是會蠢蠢欲動。」

強哥非常誠實地給我四個字:「天人交戰!」

「我不想吃香喝辣嗎?不想左擁右抱嗎?也會!憑良心講,到現在還是會掙扎,壓力很大……我隨時都可以走回頭路。」

但,「這就像喝了很多酒,第二天醒來,昨天像英雄,今天就像狗熊。」黑社會生活對他來說,最後還是一場空。

後來媽媽去世了,為什麼也沒再回頭?

「就台北地檢署的『更生保護會』啊!」

這個民間基金會裡有位陳姓社工員對強哥很關心,「我這種人,就怕人家對我好!」

基金會逢年過節都會送些禮物給更生人,強哥在籌措母親喪葬費時手邊沒有錢,想起也許可以跟基金會申請補助,盡一份孝心,陳姓社工員卻告訴他,因為強哥家裡還有另外五個兄弟,資格不符。

強哥之前透過萬華社福中心向區公所提出申請時,也是遭到相同理由駁回。希望破滅,免不了情緒波動,強哥對社工員撂下狠話:「以後都不用來往了,什麼更生保護會,以後我就是一個人,做我自己想做的事。」

以強哥當時的狀況,「爛命一條,沒有爸爸媽媽太太小孩,閩南語講的『無某無猴』,黑社會最喜歡這種人,因為這種人最恐怖,沒有任何顧慮,什麼都敢衝。」

但陳姓社工苦苦哀求:「你不能再走回頭路,媽媽在天上看著你。」

強哥說,只有當事人能懂這句話的力道。

「在的時候想要送終,不在的時候,老人家也還在天上看著我。」

街遊導覽員

如今強哥在萬華社區大學與芒草心慈善協會的培訓下,成為「街遊」(Hidden Taipei)的導覽解說員,每導覽一團有二千元的收入,主題是「弱勢族群與社會局之間的互動」,介紹萬華的老人、街友、性工作者等。有一次強哥在導覽時跟大學生提到「西園路那邊是中國大陸來的女孩子,西昌街這邊都是台灣的女人……」,沒想到大學生對於萬華情色的主題特別有反應,很多人帶著一種暗藏興奮的眼神,這讓強哥對自己的導覽有了信心,「我帶的特色就像公司的品牌『Hidden Taipei』,是隱藏在城市背後的現象,這些都是我經歷過,也了解得很透徹的。」

強哥不介紹華西街夜市、龍山寺歷史文化,「因為這些你在網路上都查得到」。他想提供他個人親身在地的觀察,比如路線起點的艋舺公園,「這個公園每天都好幾百人、上千人,都是街友嗎?不是耶!你看睡袋的數目就算得出來,晚上九點半打開睡袋、早上六點半之前要起床,真正是街友的有幾個?不到一百個,連十分之一都不到!其他都是老年人:賭博的,下棋的,賣明牌的,唱歌的。」

「就算這十分之一也都是六、七十歲以上的、殘障的、精神障礙的老弱殘兵嘛,他們想找個地方遮風避雨,你這邊不讓他睡,叫他睡哪裡?睡到社區的公園嗎?占了空間,那些小朋友怎麼在那邊玩?那才真的影響社區。這邊就一個小小的艋舺公園,一小塊遮風避雨的地方給他,有什麼不好?對別人又沒有造成傷害。」

但強哥也不是一面倒地偏袒街友,當導覽團的學員問他:「街友有沒有好人?」強哥說:「沒有,路是自己走過來的,他今天會走到這種地步,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像我一樣,就是純的報應,活報應。」

強哥進一步解釋,雖然沒有好人,但有「好的人」,在接受社會幫助後懂得感恩就是好的人。

壞的呢?「不知道感恩,拿到社會救濟的便當,把肉吃一吃,其他不想吃的往地上一甩,現在這種現象還是有。」

強哥離去前戴上導覽專用的西部牛仔帽,配上他原本就炯炯有神的眼睛,臉上盡是自信與帥氣。「我跟芒草心的社工說,case越多我越喜歡,叫我天天導覽我都願意,因為有錢哪!有錢賺我就可以還清家人幫我代墊的母親喪葬費。」

還完錢,對未來還有什麼規劃嗎?

原本只求過一天算一天、不出毛病就好的強哥說,他想當社會局的志工。

「隨便做什麼都可以,只要能幫到弱勢族群就好,因為我培訓之後很了解社會局在做什麼。」對強哥來說,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有恩就要報。

說起來,這還挺像早期黑社會最強調的「義氣」!

(本書出版時,強哥的工作已改為《大誌》銷售員)

※ 本文摘自《無家者》,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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