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念真

直到我十六歲離家之前,我們一家七口全睡在同一張床上,睡在那種用木板架高、鋪著草蓆,冬天加上一層墊被的通鋪。

這樣的一家人應該很親近吧?沒錯,不過,不包括父親在內。

父親可能一直在摸索、嘗試與孩子們親近的方式,但老是不得其門而入。

同樣地,孩子們也是。

小時候特別喜歡父親上小夜班的那幾天,因為下課回來時他不在家。因為他不在,所以整個家就少了莫名的肅殺和壓力,媽媽準確的形容是「貓不在,老鼠嗆鬚」。

午夜父親回來,他必須把睡得橫七豎八的孩子一個一個搬動、擺正之後,才有自己可以躺下來的空間。

那時候我通常是醒著的。早就被他開門閂門的聲音吵醒的我繼續裝睡,等著洗完澡的父親上床。

他會稍微站定觀察一陣,有時候甚至會喃喃自語地說:「實在啊……睡成這樣!」然後床板輕輕抖動,接著聞到他身上檸檬香皂的氣味慢慢靠近,感覺他的大手穿過我的肩胛和大腿,最後整個人被他抱了起來放到應有的位子上,然後拉過被子幫我蓋好。

喜歡父親上小夜班,其實喜歡的彷彿是這個特別的時刻──短短半分鐘不到的來自父親的擁抱。

長大後的某一天,我跟弟妹坦承這種裝睡的經驗,沒想到他們都說:「我也是!我也是!」

或許親近的機會不多,所以某些記憶特別深刻。

有一年父親的腿被礦坑的落磐壓傷,傷勢嚴重到必須從礦工醫院轉到台北一家私人的外科醫院治療。

由於住院的時間很長,媽媽得打工養家,所以他在醫院的情形幾乎沒人知道。某個星期六中午放學之後,不知道是什麼樣的衝動,我竟然跳上開往台北的火車,下車後從後火車站不斷地問路走到那家外科醫院,然後在擠滿六張病床和陪伴家屬的病房裡,看到一個毫無威嚴、落魄不堪的父親。

他是睡著的。四點多的陽光斜斜地落在他消瘦不少的臉上。

他的頭髮沒有梳理,既長且亂,鬍子也好像幾天沒刮的樣子;打著石膏的右腿露在棉被外,腳趾甲又長又髒。

不知道為什麼,我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就是幫他剪趾甲。護士說沒有指甲剪,不過,可以借我一把小剪刀,然後我就在眾人的注視下,低著頭忍住一直冒出來的眼淚,小心翼翼地幫父親剪趾甲。

當我剪完所有的趾甲,抬起頭才發現父親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睜著眼睛看著我。

媽媽叫你來的?不是。你自己跑來?沒跟媽媽說?沒有……。馬鹿野郎(日本的國罵「八嘎牙路」漢字寫法,意指對方蠢笨、沒有教養)。

直到天慢慢轉暗,外頭霓虹燈逐漸亮起來之後,父親才再開口說:「暗了,我帶你去看電影,晚上就睡這邊吧!」

那天夜晚,父親一手撐著我的肩膀,一手拄著柺杖,小心地穿越週末熙攘的人群,走過長長的街道,去看了一場電影。

一路上,當我不禁想起小時候和父親以及一群叔叔伯伯,踏著月色去九份看電影的情形的同時,父親正好問我說:「記不記得小時候我帶你去九份看電影?」

那是我人生第一次一個人到台北、第一次單獨和父親睡在一起、第一次幫父親剪趾甲,卻也是最後一次和父親一起看電影。

那是一家比九份昇平戲院大很多的電影院,叫遠東戲院。那天上演的是一部日本紀錄片,導演是市川崑,片名叫《東京世運會》。

片子很長,長到父親過世二十年後的現在,還不時在我腦袋裡播放著。

※ 本文摘自《這些人,那些事》,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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