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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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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湯瑪斯‧吉洛維奇、李‧羅斯

眾所皆知,感覺會影響行為。當悶悶不樂,動作會變得緩慢;當興高采烈或一肚子火,動作會變得迅速。不過,心理學家已經證明反之亦然:我們的姿勢,還有做不同動作的方式,在在能影響感覺,從而像納達爾般改變結果。

民間也有流傳這個智慧,例如在工作時吹口哨(藉此讓工作更愉快),在害怕或沮喪時哼唱快樂的曲調(藉此提振心情)。早些年,大家甚至流傳要在經過墓地時吹口哨,對抗心底對鬼魂的恐懼。

心理學家探討過各種情況下行動對感覺的影響,但早在種種心理學實驗問世之前,兩個深諳人性的智者即對這方面提出洞見。他們一位是二十世紀的美國哲學家暨心理學家,一位是二千年前的古希臘作家。

我們的情緒其實是受到行為的影響?

一百多年前,心理學先驅威廉.詹姆斯針對情緒提出一個有違常理的驚人假設。依常理判斷,情緒主宰反應,但詹姆斯認為其實該反過來:情緒源自身體對事件的反應。比方說,恐懼源自心臟的撲通猛跳,源自扭曲的臉部表情,甚至源自逃跑時腿部肌肉的收縮狀態。他留下一段著名描述:「我們是因為哭泣而難過,因為揮拳而憤怒,因為顫抖而恐懼,而不是因為難過、憤怒或恐懼,所以哭泣、揮拳或顫抖。」

後來社會心理學家加進情緒標籤的概念,把詹姆斯的洞見發揚光大,提出一套理論。根據這套理論,我們把環境裡有威脅時的情緒貼上恐懼的標籤,把看到或聽到好事時的情緒貼上喜悅(或放鬆)的標籤。

無論是詹姆斯的觀點,或後來修正的理論,其實都有些問題(例如臉部表情反應與身體反應其實比假定更為複雜)。不過,研究確實證明身體動作能提振、拉低或翻轉情緒。

比方說,一項著名實驗讓學生觀看一系列卡通,請他們分別替好笑程度評分,但部分學生得咬著一支筆,亦即露出「笑容」,部分學生則用上唇與鼻子夾著一支筆,無法露出笑容。研究結果反映行為線索確實會影響感覺,帶著笑容看卡通的學生覺得很有趣,近乎皺眉看卡通的學生則遠遠不覺得有那麼好笑。

身與心

研究證實,一個情緒(恐懼)引起的高昂狀態,可以促進無關的第二個情緒(激情)。事實上,研究指出生理與心理會大幅交互影響。比方說,某項實驗請一組受試者在聽耳機時點頭(通常代表同意的動作),請另一組受試者在聽耳機時搖頭(通常代表反對的動作),結果點頭的受試者更同意耳機所播放的訊息。

至於「比讚」跟「比中指」這兩個迥異的手勢呢?比出這兩個手勢也會影響想法嗎?為了找出答案,研究人員隱藏真實目的,反而跟受試者說他們在參與一項測試「多工處理」的實驗。受試者先閱讀有關虛構人物多納德的描述,同時在動作感應器前比手勢──有些是豎起中指,有些是豎起拇指。結果如同預料,比中指的受試者認為多納德頗討人厭,比讚的受試者認為多納德聰明討喜。

我動,故我信

智人與其他生物最大的共同點在於,我們的演化是為了更妥善面對周遭環境。就此而論,行為是出於原始本能,後來才演化出憑想法影響行為的機制。從演化歷程來看,無怪乎不僅想法往往影響行動,反之亦然:行為也往往影響想法。事實上,行為科學研究在上一世紀長期以來的一大重要發現是,行為對想法的影響通常大於想法對行為的影響。

許多理論都在解釋行為對想法的影響,其中兩個理論格外影響深遠,並導向相同結論:做出符合某個想法的行為,就很容易有那個想法。

其中一個理論是由當年最赫赫有名的社會心理學家所提出,他大概是這領域最聰明的實驗家。另外一個理論後來由初出茅廬的年輕研究者所提出,他挑戰這位德高望重的大前輩,起初激起同行的怒火。我們在此選擇採取反常的作法,顛倒時間順序,反過來先講那位年輕研究者的理論,而這樣做的原因在於,他的理論跟我們目前的討論息息相關,大前輩的理論則跟後面章節關係密切。

自我知覺理論:從事即相信

當小女孩撞到頭哭了起來,父母大概會跟她提到「受傷」或「很痛」等字眼,她因此學到這些字眼代表這個感覺。她也學到其他內在感覺的意涵,例如在芭蕾表演前是「緊張」或「興奮」,在看牙醫前是「害怕」,在行為遭大人制止時是「不好意思」。換言之,我們會留意自身行為與所處環境,替特定感覺貼上標籤。

我們所說的年輕研究者貝恩(Daryl Bem)正是從這個想法與解讀出發,提出「自我知覺理論」:當內在認知薄弱、模糊或欠缺,我們會根據行動與環境來解讀自己的想法或偏好──正如我們也是這樣解讀他人。

一九五○年代,冷戰最緊繃之際,不少美國人花錢在地下室或後院蓋水泥避難室。這項行為理應反映屋主對核子大戰的恐懼,但根據貝恩的理論,這些屋主反而因此更擔驚受怕,即使他們只是受到推銷或效法鄰居也不例外。同理,家長要是在市面上一看到保護兒童安全的商品就買,不斷監看孩子在戶外玩耍時的一舉一動,反而會更提心吊膽(而這行為也提高孩子的擔心程度)。

這種由外部行為推估內在狀態的機制,甚至適用於飢餓或愛欲等看似清楚明白的狀態。你跟自己說:「我剛吃了第二個三明治,所以一定比原本想的更餓。」或是說:「我發現我一直走到她住的那條街,想說有可能巧遇,所以我大概真的愛上她了吧。」如前所述,你靠觀察自身行為來解讀內在狀態,一如你會靠情境與行為來判斷別人的內心。

這違背多數人的直覺。我們自認「就是知道」自己有多餓,正如我們自認知道自己喜歡何人,抱持何種想法,絕對不是靠推測才得知。不過,如同先前所言,貝恩加了一條但書,那就是當直接的內在資訊「薄弱、模糊與難以解讀」,我們才會這般推測。他最重要的洞見在於,我們對自我的了解確實薄弱、模糊與難以解讀,遠超過多數人的想像。

失調降低:改變想法的動力

學界不太理睬貝恩的理論,部分原因在於他與費斯廷格(Leon Festinger)先前提的理論相左。費斯廷格是他那時代最首屈一指的社會心理學家,他的理論出發點可謂截然不同:他認為我們有動力去消除行為、想法、偏好與價值觀上的不一致。某程度而言,這理論是基於「認知失調」,源自合理化與自我辯護等古老概念,但費斯廷格與同仁不只是新瓶裝舊酒,而是提出在社會心理學史上堪稱極為有趣的一系列幽微發現,揭露「失調降低」的程序,並提出能影響他人態度的一大重要原理。

費斯廷格關注完全發生在個人腦中的認知過程,讓社會心理學進入一段很不「社會」的時期,但其實失調降低與社會相當有關係。我們會幫彼此在碰到想法與行為的潛在失調時好過一點。當我們剛決定多還卡債卻又衝動買下機票,朋友會說我們應該好好度假,犒賞自己;當我們說要少攝取熱量,他們會說吃些高熱量的甜點也沒什麼大不了,畢竟不是餐餐吃;當我們沒善盡職責,他們會說孰能無過。失調降低的負面後果也會發生在團體之間的衝突,以及氣候變遷問題上。

許多深諳人性的智者都提出失調降低的例子,例如伊索寓言裡有隻狐狸認為牠搆不到的葡萄都很酸,藉此擺脫沮喪心情。一般人錯過宴會之後,會說少一次暴飲暴食也好;在相親取消(或對方約會完說「我會打給你」卻始終未打)之後,會說反正本來就行不通;在為了光彩或可恥的目標吃上苦頭之後,會認為這目標很有價值──愈是歷盡艱辛,愈覺價值非凡。一般人也會美化自己的失敗。投資失敗是「很好的學習經驗」。

選擇擴散效應

費斯廷格最初先探討我們熟悉的一種失調降低,在我們做完二擇一之後的失調降低,例如從兩個候選人、菜單上的兩樣食物或兩個度假地點裡選完之後,「選擇擴散效應」會起作用,我們會更相信自己做了正確選擇。

我們會更堅定地認為,雖然我們支持的政治菜鳥雖缺乏經驗,但比上次支持的老手更有熱情推動改革。我們點完餐之後,不去想沒點的牛排會如何滋滋作響飄散香味,而是想說牛排訂價太高,並進一步提醒說我們點的鮭魚是侍者推薦的今晚新鮮漁獲,甚至再跟自己說吃鮭魚省下不少熱量,所以能加點誘人的巧克力慕斯。

這裡有個啟示,那就是下定決心自有好處。換言之,雖然「保持選擇的自由」看似不賴,也確有好處,但懸而未決是有成本的。你也許想盡量拖延職涯選擇,但許多人都發現一個工作的種種優點多半在選定後才會浮現。婚前會想到種種對婚姻的可怕比喻,例如球鐐與枷鎖,但唯有立下婚誓之後,失調降低才會充分展現威力。

關注自己

當有人行為不檢或做事不當,別人會叫他們「好好看一看你自己」。這說法要有效,代表人會格外在意某種不一致:自認的道德與原則是一套,實際行為卻是另一套。因此,如果希望別人行為適當,不妨提醒他要有自知之明,要留意行為透露出的形象。

一項研究鎖定英國某大學咖啡間的自助投錢箱,大家能自己沖茶跟泡咖啡,加不加牛奶都行,最後自行把適當金額投入箱內(由於空間設計使然,沒投錢也不容易被發現)。在茶、咖啡與牛奶的建議價格上面,研究人員貼上一條橫幅,有幾週是花朵圖案,有幾週是一雙往外瞪視的眼睛,結果跟貼花朵圖案的幾週相比,貼眼睛圖案期間的箱內金額多出三倍。

其中幾位研究人員展開另一項後續研究,檢視眼睛與花朵圖案對亂丟垃圾的影響,結果眼睛再顯神威,跟貼花朵圖案相比,貼眼睛圖案期間的亂丟垃圾現象銳減一半。此外,眼睛圖案在咖啡間人少(亦即比較少其他「眼睛」)時格外有效。

一般人想要(其實是需要)正面看待自己,所以做出符合自尊與社會規範的行為。然而,人也會因此替不符規範的行為找藉口,現在我們就要探討這個人性裡較黑暗的部分。

合理化:人性的深切弱點

我們有時會找藉口合理化自己的行為,購買不必要的東西時如此(「這個新產品會讓我做事更有效率」),想吃確實不必要的食物時亦然(「今晚很特別,所以我要多吃一塊派」)。

如果只是偶爾吃高熱量甜點或暫時擱下繁重任務,找藉口還算無傷大雅,但談到公民責任則非如此(「我想投票啊,但隊伍排太長,而且我支持的候選人根本選不上」)。談到損人利己的行動,我們格外有責任看清自己是否在找藉口。

值得注意的是,最好的藉口都包含部分事實。你投票與否確實幾乎不可能翻轉選舉結果,你個人製造的碳排放對全地球而言只是九牛一毛。然而,這些說詞即使都很正確,卻依然是藉口,供你跟他人合理化自己的不妥行為。

明白這個難以面對的事實,有助了解藉口與邪惡之間的關連──首先要意識到明理的人絕少做出不折不扣的惡行,除非他們能成功替自身行為找到藉口。這不只適用於個人的惡行,也適用於群體的輕忽與卸責,從而導致大屠殺、奴隸制度、種族隔離制度與殘酷戰爭,否定基本人權,抹殺人性尊嚴。更深的問題在於,不同於費斯廷格跟同仁對失調降低所做的實驗,這類替邪惡找藉口的行為不單是出自一己之失,更是出自整個社會的攜手共謀。

納粹領袖與宣傳機器鼓勵一個個負責動手的加害者把行為合理化,他們宣稱「死者根本活該」,堅持自身行為背後有一個崇高或必要的目標(這是替戰時惡行辯解的兩大常見說詞)。為惡之後,加害者異口同聲自稱只是「聽命行事」,對惡行袖手旁觀的人也有類似說詞:「不是我,是他們」「我無能為力,只能聽令」「沒人敢跟拒絕上級的要求」。這類藉口常與否認一齊出現。替奴隸制度辯護的人既堅稱奴隸制度在經濟上是必要之惡,又拒絕承認制度背後的深切殘酷。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種種戰事掀起爭論,例如納粹大屠殺、對軸心國城市進行轟炸並造成許多傷亡的盟軍戰略,還有投在廣島與長崎的兩枚原子彈。納粹大屠殺顯然不只涉及數千人的兇殘惡行,也涉及無數人的默默共謀──有些人是販賣鐵絲網,有些人是購買奴隸生產的商品,有些人是接受瑞士銀行的贓款,甚至有些人只是跟隨眾人叫好,只是在擔憂時保持沉默。談到這類人類歷史的黑暗章節,社會心理學的情境推力理論引起諸多道德兩難。

漢娜.鄂蘭提出「平凡的邪惡」論點,剖析艾希曼等高階納粹戰犯,引發諸多爭議,也許略顯過頭,但有一點無庸置疑,那就是大屠殺期間的多數低階加害者在戰前戰後也只是一介平凡人,若非身處在特定時空背景,大概不會犯下邪惡罪行。他們自稱只是聽命行事,只是履行軍官職責,只是受慷慨陳詞的邪惡領導人蠱惑,但這些說詞既是理由也是藉口。他們當中有許多是為了戰爭期間的罪行走上法庭,也有許多是錯在輕忽而非聽命,後來下場各自不同。

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能體認到,對邪惡的合理化與不作為也是對人類的一大威脅,跟納粹加害者的殘酷行為並無二致。我們但願讀者諸君不必面對這種艱難抉擇,不像納粹德國的人民得面臨考驗,但我們也希望讀者停下來思考,如今個人與全體能如何採取勇敢有效的方法,處理自己國家與全球各地的弊病與邪惡。

※ 本文摘自《房間裡最有智慧的人》,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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