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敦城裡的唐吉訶德：一位退休老人的反叛
- 作者
- 最新文章
Readmoo編輯團隊
文／葉佳怡
《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是什麼樣的故事？是一座大城市中住著一名幽怨老男子的故事。
打從得了諾貝爾獎，奈波爾就成為讀者心中的後殖民寫作大家。就論述而言，後殖民代表了奈波爾在印度根源與英國生活間的衝突，但就生活與創作而言，那就是一種憂鬱。他反反覆覆在書寫中尋找、定位自己，而《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作為奈波爾年紀剛過三十歲的奇異的轉折點，反映的是定位座標之外的留白。奈波爾試圖以文字捕捉虛無：那些逐漸消解我們自我的是「什麼」？又或者「不是什麼」？
其實在一九六三年出版《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這部中篇小說之前，奈波爾已出過四部奠定名聲的小說，內容都是描寫家鄉千里達的鄉野生活。《史》是第一部以英國白人男性為主角的作品，背景更設定在倫敦，奈波爾卻說這是截至當時「最接近自傳的一部作品」；另外也有論者表示，雖然史東先生不是印度人，但面對的問題卻和奈波爾之前的小說主角一樣，都是流離失所之人。
一個住在英國的英國人要怎麼流離失所？六十二歲的史東先生住在倫敦郊區，單身，有房，有管家，是在大公司有穩定工作的中產階級。日子乾乾淨淨，幾乎是公民典範。他每天有固定生活儀式，讀報時間也有安排（有時候真讀，但大多時候只是擺個知識分子模樣），生活中所有細節都以數字數算（比如老想著認識某位朋友已達四十二年），就連對管家的惡作劇都有特定腳本。但所有安穩圍繞出一片無法忽視的蒼白，史東先生摸不到那蒼白，但又清楚明瞭。那種摸不著的感受就像奈波爾曾在一九七二年的雜文〈倫敦〉中表示：他覺得被排拒在外，因為「一切都在緊閉的門後發生。」
難道大都會的疏離與後殖民的流離類似？明明是以小說為志向的人，我卻在三十出頭寫了一本以城市為主題的散文集，內容包括伊斯坦堡、台北與花蓮。現在回頭想想，與其是為了認識世界，不如說是為了逼近自己身為城市中產階級的蒼白核心：當身邊朋友大多已在職場落腳，面向未來的衝刺轉了型態，彼此之間成長土壤的差異便更直接地突顯出來。從前我們擁有共同目標（敵人？），也就是在社會上爭個一席之地；此刻我們卻得慢下腳步，更清晰地思考何謂「生活」。於是有人開始複製家中長輩菜色口味，有人開始學習老家年節拜神所有習俗，當然婚姻可能是某些人的成年禮，但無論結婚與否，形塑個人獨立的生活宇宙需要過往星系傳來的訊號。而都會比起鄉村更缺少這些親密人際組合起來的星球碰撞。
比如同樣在那篇雜文中，奈波爾提到常常晚上去夜店或看戲後回家寂寞得不得了，簡直無法忍受這種缺乏「群居樂趣」的「大都會隱私性」。
城市太有能力把生活架空在人際關係之外。便利商店當然是好隱喻。日本大城市許多孤立的繭居族光靠二十四小時便利商店就能過活。消費城市提供的遊樂太多，足以讓人不與人互動卻仍擁有與社會共同脈動的錯覺。或許是想有所抵抗，史東先生是靠廁所窗外的一棵樹來感受時間脈動。活生生的樹。簡單、無趣、缺乏聲光效果，但大自然畢竟是最實在的時光軌跡。相對起來，史東先生屋後那位以無止盡裝修作為人生志趣的「男子」幾乎就是消費主義的奴隸。
為了進一步強化城市的疏離感，奈波爾在故事中將所有弱化人際的身分框架極度強化，幾乎是暴力地把性別規制展現在讀者面前。包括婚姻中的女性如何扮演盡責的妻子，我一邊翻譯一邊忍不住要發笑，「現在他也明白瑪格麗特是個女人，她將自我最重要的價值維繫於身為女性及妻子的功能，也就是替男人備食及著裝，取悅並鼓勵他們，偶爾色誘，且永不讓他們失望。」（五十多年前的小說，跟現在的情況真有差距很遠嗎？）以及男性又如何因為婚姻而被迫成為勇猛護家的丈夫。關於小說，有些作者習慣將所有掌控人類行為的鋼架掩藏在細節裡，有些作者習慣將其全面性裸露，比如董啟章的《安卓珍尼》談女性與男性在權力建構上的關係，某一段就這麼解釋了現在流行稱為「mansplaining」的現象（有人將其譯為「直男癌的說教」）：「我丈夫不是醫生，但他說話的時候總像一個醫生一樣，能夠分析你的病因、判斷你的病況，然後給你設定療程。他不單是一個醫生，而且是一個好醫生，他把一切解釋得那麼清楚、透切和詳盡，讓人沒法質疑他的權威。」
至於擅長細節側照的比如孟若，舉一對男女調情場景為例，她就用細節隱喻並混合了權力關係與角色個性，「他洗碗盤，我負責擦乾。他在我腰間繫上一塊抹布，保護這件衣裳。他拉過兩端綁好以後，一隻手放在我的上背。非常有力的施壓，感覺每根手指都分開，像是在用專業方式測量我的身體。那晚上床就寢時，那股壓力還留在我身上。從小指頭到大拇指，我能感受到強度的變化，我真喜歡。」如果孟若的語言是柔韌的海浪，奈波爾用的是一把形狀有些古怪的肉刀，不算太利但仍能刮下現實的骨邊肉，另外還能切出一點惡搞又自憐的形狀。
比如史東先生在報上讀到一名女性抱怨總被男人偷看，最後激動地說「我還真想直接給他們看好了。」奈波爾便如此作結，「那封信充滿喜悅，以純真語調向眾人證實春天的來臨。」狀似諷刺女性，但對照史東先生對男女性別僵固表現的不滿，裡頭也不免有些哀傷的打趣成分。
雖然如此因為都市而幽怨，基於反叛精神，奈波爾還是讓史東先生去創造了一個讓公司退休人員彼此關懷互訪的「騎士夥伴」計畫。史東先生在都市中試圖行使一種老派的人際互助倫理，姿態幾乎唐吉訶德一般滑稽又悲壯。說到底，他尋求的其實只是那棵樹自由生長的生命力量，是幾乎說出口都讓人覺得難堪的「愛」的連結感。他想卸下所有標籤與儀式，真正碰觸他人靈魂，但城市可沒想這麼簡單放過他。
城市幾乎是獨立活物，它侵蝕你又丟下你，好不負責任的東西。但若要感覺愛，或許也得愛這東西，如同史東先生最後明白，他無法阻擋消費文明的攻城掠地，但若想擁有愛的能力，得先把恐懼提煉出愛。前陣子看了部跟紐約有關的紀錄片，許多紐約人被問了「紐約」這座城市對他們代表的意義。果然這座世界大城之一帶給大家的都是節奏迅速、形貌多變與風格強悍之類的感受，但其中一人是如此語帶情感地說，「我知道紐約不需要我、而且會將我徹底遺忘，光想到這點就令我安心。」這麼通透的愛，也想推薦給史東先生。
※原文刊載於「印刻文學生活誌163期，2017年3月號」
本文介紹：
《史東先生與他的騎士夥伴》。本書作者／V．S．奈波爾（V. S. Naipaul）；出版社／時報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