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等待的是什麼？一個所在、一個人、或是一個神？

發表於 2017-05-102017-05-11By Readmoo編輯團隊閱讀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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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蔣亞妮

每個讀文學的人，至少都要讀幾回史鐵生。

我和同儕差得不多，初讀他那篇寫命與生如滿弦般的〈命若琴弦〉時，是十八、九歲。我並不聰穎，他的小說於我，大約就和他筆下的老瞎子和他好不容易弄來的電匣子（收音機）一樣。那時的我聽是聽見了，卻看不見。

直到現在，我都無法說自己懂得史鐵生了，大約我還未彈斷自己命中的千弦。我是疲懶的存在者，對於存在與本質的界限，從沒有掙扎著弄清過。也許「存在」這件事確實先於本質，人首先存在，然後才自己決定生命的目的。於是，人才會和三弦琴大不同，琴的存在必須先有其目的，才被創造、才能存在。

後來的史鐵生，許多人在談起他時，總會一併談到存在主義。但我卻總記著史鐵生曾說過：「西方有存在主義，也就是沙特講的存在哲學。我對存在的理解並不像他們實在，歸根到底，我仍然是東方的，存在的核心是一種虛空。」每次我讀起這段訪問，總能稍感寬心。為著自己也並不怎麼實在的了解過「存在」，感到被撫慰。

後來的我，花了一段時間，大約至少有彈斷五十根琴弦的時間，一一踏上了許多史鐵生雙輪曾滑行過的石子地、黃沙和樹林。在北京讀書的一小段時間裡，我去了許多次的地壇，為著史鐵生筆下的地壇甚至寫過篇小文。而那時的地壇，早比從前更添塵土，史鐵生筆下的地壇，我已如何都感覺不到了。反而是不遠處的雍和宮、一旁的茶樓，全都密密將它覆蓋，連灰色都變得黯淡。也許正是如此，後來的史鐵生終究搬遠了地壇。在他2002寫就的另一篇文章〈想念地壇〉中，就曾自白，之後他也不常去地壇了，因地壇早已面目全非。

後來的他，所幸還能在想念之中見到地壇，如他所寫：「我已不在地壇，地壇在我。」

後來的我，除了地壇，也曾去到延安附近。去了可能是在他還未癱坐輪椅前，憑雙腳行過最遠的那塊土地，也是他筆痕深劃出的「遙遠的清平灣」。如果說，我的地壇滋味其實更多來自它對面那間廣式茶樓，那麼我的清平灣就全是泡饃、白饃的風味。我並不是因為史鐵生才來到此處，也直到我吃著不知第幾口的白饃時，才想起他曾說起，饃也叫「子推」，模糊的想起是因為要紀念春秋文人介子推的緣故。

那時的我，早已超過他在延安的年紀，也超過了他失去行走能力的年紀。卻就是那麼的晚，我才了解到為什麼總有人說存在主義是一種悲劇。許多人會拿史鐵生和卡夫卡相比，大概是因為他們都曾絕望的在現實肉身的苦痛中書寫。在史鐵生寫《務虛筆記》、《我的丁一之旅》和《病隙碎筆》時，他的尿毒症已相當嚴重。卡夫卡也曾在因結核病惡化而不能進食時，寫出了短篇小說《飢餓藝術家》。

我雖了解了，卻不敢說出同意。直到今日，我仍無法說出存在主義確是一種悲劇，就像我從不覺〈命若琴弦〉或〈毒藥〉是齣悲劇。曾經，我遇過一位在京的師長，他和我說過：「人生若覺不幸運，只因未讀史鐵生。」我卻不明白這「不幸」，不知是從史鐵生悲劇般的病史，還是因他許多回對上帝的呼喊、對自我稱謂的存疑中，推結而來的。

直到多年後，某一個黃昏我在採訪馮翊綱老師時，他忽然提起了賴聲川。他好奇地想透過我問問是否有人發現了，其實賴老師的作品始終都是一種「等待果陀」的存在。「果陀」（Godot），是英語加德語中上帝的合稱，有人等待上帝、有人等待意義。而史鐵生等待著四百年來不變不動的地壇，就像等待果陀。史鐵生的地壇，就是它的果陀，它的零度，可以為它放棄人間繁華。

我無比羨慕那些有果陀可以等待的人。

所以，〈命若琴弦〉中老瞎子有著一千根待彈斷的弦，就像〈毒藥〉裡始終等待吞下毒藥時間的老人。或許，史鐵生的生命就是小說，小說寫的也無脫生命，不論是〈命若琴弦〉還是〈毒藥〉，當中的解藥和毒藥全為虛假。幸福不是真的，但悲劇也不是真的。

至此，我才能稍微堅硬些的說出：「我不曾因為讀史鐵生，而感覺幸或不幸。」當然，我們可以從結果來說，他們誰都沒等到一生追尋的完結，不管那完結是喜或悲。但等待果陀的重點，一直都是等待，而不是果陀。

我翻開我在北京時寫下的那篇短文，它也叫〈我與地壇〉。雖叫我與地壇，我卻是我，而非史鐵生。那年的我，大約曾隱微的感應到一種書寫中有所等待的夢幻神聖，於是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