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莫伊拉.韋格爾

愛情勞心勞力,心理治療專家與自我成長書籍大師們如此諄諄教誨。愛情也很耗時間。既然時間就是金錢,很多約會男女不願意在任何潛在對象身上冒險投注太多時間,似乎也情有可原。

比起戀情受阻,時下的戀人更常遭遇的問題是行程塞爆。你的朋友是不是經常抱怨他們「沒時間約會」或「沒空發展戀情」?又有多少人隨便一句「時機不對」、需要「時間考慮」或「暫時想一個人過」,就把人給打發了?

各方人馬都提出不同方法來對治忙得沒時間找伴的問題,例如有人把找對象設計成遊戲。「線上交友等於一份兼差,」公司網站的橫幅廣告如此宣告。「讓我們的專家為您代勞!」

問題沒有解決:那些每個月沒有幾百到幾千美金可供揮霍的單身人士該怎麼辦?

務實主義者告訴大家,愛情是時機問題。你不該等找到對的人才結婚;而該在對的時間跟當時遇見的人結婚。他們說得順理成章,彷彿我們可以安心地想像自己的心遵循某種秘密時程:那些對的感覺會在指定的時間湧現,讓我們為當時並肩站在平台上的任何人神魂顛倒。只是,萬一我們 28 歲時交往的那個人不是「對」的人呢?萬一我們的人生根本不在這條軌道上呢?

另一方面,浪漫主義者一口咬定,整天操心我們如何或何時找到愛情根本無濟於事。它會在你最不預期的時點出現!根據這種觀點,等你找到那個人,你自然會「找出時間」,因為戀愛中的人會竭盡所能去跟他或她愛的人相處。如果你相信反面說法,認為你的情人沒有竭盡所能地來跟你相處,那麼那一定不是真愛,內心恐怕五味雜陳,有點恍然大悟,卻又哀傷難過。

2004 年暢銷自我成長書《他其實沒那麼喜歡妳》(He’s Just Not That Into You)的作者葛瑞哥.貝倫特(Greg Behrendt)說,那些自稱太「忙」,沒時間當個體貼男友的男人根本是「鬼扯」。「『忙』的同義詞是『混蛋』,」他寫道。「而『混蛋』指的是跟妳交往的那個男人。」為免讀者錯失這番真知灼見,他稍後以黑體字重申這條重要的「戀愛法則」:「『忙』這個字是混蛋常用的鬼話……對於想得到的東西,男人從來不會撥不出時間。」

貝倫特是電視影集《慾望城市》裡唯一的異性戀男性劇本顧問,因而奠定他兩性專家的地位。由於節目內容側重約會──以及女性之間以約會為主要話題的友誼──也難怪貝倫特認為異性戀女子永遠有時間去迷戀跟她交往的男人。然而,說到底,浪漫主義者和務實主義者給的建議基本上大同小異。其中一個告訴你耐心等待天雷勾動地火那一刻;另一個建議你等待一個看似恰當的時機。不管怎樣,重點是:別擔心了。換成另一個說法就是:回去工作!

當生活步調改變

這個忠告其實不算太糟,因為事實上很多約會男女不是「混蛋」,他們是真忙。人們過日子與賺錢謀生的方式往往塑造他們對時間的概念。從自我成長書籍專家所謂的「傳統」約會年代至今幾十年來,我們的生活步調有了劇烈改變。

約會的習俗循著特定次序發展,它來自一個生活應該清楚劃分為工作與休閒兩部分的年代。就連「約會」(date)這個名詞的概念都來自於你跟心儀對象相約在「某個時間點」碰面。同樣地,「外出」也假定外面有個提供娛樂的世界可去,跟家庭與工作的世界不相重疊。

也許這就是為什麼如今「約會」這個詞聽起來總帶點委婉的曖昧意味。我跟新男友曾經巧遇他的前女友,他語帶含糊地用了這個詞,讓我情緒有點失控。

「他說他們約會過兩星期,」事後我對朋友發牢騷。「然後他想了一下,又說,事實上,不到兩星期!這話又是什麼意思?」

「意思是,他們上過三次床,」朋友叫我別想太多。「也許四次。放輕鬆!」

我六點來接妳這樣的話表達了以下觀點:約會代表工作的結束,是排定時程的自發性活動。它也是實實在在的娛樂:一種可以讓人重拾工作活力的玩樂。

那些「莊重」的中產階級約會也隱含著時間軌跡。隨著約會變成求愛活動的主要形式,約會男女意在言下地承諾對方,他們花在彼此身上的時間是一種投資,可以幫他們賺取未來可供提取的親密感。約會中的男女或許會有一段時間腳踏多條船,直到彼此做好步入禮堂共組家庭的心理準備,或者各分東西,跟其他人重新展開上述流程。

性愛自由的出現打亂了這條時間線,它讓陌生人直接進展到性關係,也讓情人同居多年不結婚。

1970 年到 1979 年之間,美國情侶沒有小孩「未婚同居」的對數成長三倍。同一段時間裡,那些幾十年來奉行工作與休閒的節奏的企業也發生重大變化。在彼此認定年代,大型企業提供終身雇員優渥的薪資和慷慨的福利。然而,到了七○年代,這種模式退場了。競爭型製造業經濟在二次大戰期間遭受破壞,戰後大舉復甦,膨脹性蕭條來襲,企業利潤滑落,越來越多公司改聘臨時工、契約工或自由接案勞工。

過去的專業發展途徑已經沒有前景。隨著企業主將越來越多的勞務發包出去,時間本身改變了。所有的時間都可能用來賺錢,卻都不確定。越來越多美國人從享有福利的專職員工變成到處兼差。未來似乎有一種新的危機感,危機感讓人很難墜入情網。

如今人們不只工作模式有別於大學舞會與高中彼此認定的時代,他們的工作時間也拉長了。

當所有人都沒有時間可揮霍,約會不再是一種令人身心舒暢的消遣,而是另一件需要塞進行程裡的事。把時間花在某個剛認識的人身上可能有點風險,而且那種親密感很古怪。

Elle 雜誌有個專欄作家最近坦承,她推掉一次約會,原因無它,只是想到要整晚跟陌生人相處,就覺得心裡發毛。「最近我婉拒了一位男士的晚餐邀約,因為我覺得我跟對方不夠熟,沒辦法跟他單獨相處兩小時。」她的心情不難理解,只是,這麼一來你就沒辦法跟任何不認識的人約會了。

兼職人員與自由接案者雖然時間比較彈性,通常情況卻更糟糕。他們不只收入更低、福利少得可憐或根本沒有,還有必須隨時待命的壓力。清潔工很難拒絕多值一次班的要求;賺取時薪的按摩師會盡量不在夜間外出,以免哪個客戶臨時閃到腰。

正如自由接案者聽見時間滴答滴答地過去,很多約會男女也會擔心認定某個伴侶需要付出的機會成本。尤其是年輕女性,因為人們常提醒她們要多留心。很多人都說,我們女人有個約會大限。一個不小心,妳就可能已經「虛度了很多年。」

女人的「有效期限」

約會之餘還得考慮生物時鐘,是很沉重的壓力。女人受到有效期限的約束,意味著她們沒辦法像男人一樣享受單身生活,也很難專注在事業上。社會習俗的變遷與避孕藥的出現,或許會讓人誤以為約束得以解除,但事實上女性只是用借來的時間在享受情愛。

到了八○年代中期,戰後嬰兒潮女性變成一群「時鐘顧盼者」,這是記者莫莉.麥凱恩(Molly McKaughan)給她們的封號。麥凱恩在巴納德學院兩名心理學教授與《職業女性》(Working Woman)這份華麗雜誌的編輯們協助下,設計了一份問卷,提出這個問題:「妳對生孩子有什麼看法?」收到超過五千份回函。她發現,女人在尋找共同繁衍後代的對象時的焦慮,會決定她們如何看待愛情生活與職業生涯。

麥凱恩在 1987 年出版的暢銷書《生物時鐘》(The Biological Clock)說,那些原本抱持背道而馳心態的女性也都「執迷」於生小孩這個議題。有些人為了遲遲沒有採取行動去尋找孩子的爸感到懊悔。不過,大多數女性很早就覺悟到,她們不能毫無章法地約會。

有個從事金融業的女性告訴麥凱恩,「自從進大學以後,我每一天都在規劃,我知道我要當個成功的女人:先是職業,再來是婚姻,最後是養兒育女的家庭生活。」

這位時鐘顧盼者明白,為了有機會享有她的男同事視為理所當然的那種生活,她得不眠不休地籌畫。

有個經常被引述的統計數字告訴我們,35 歲到 39 歲女性如果嘗試懷孕一年未果,其中有 1/3 的人不會再懷孕。圖溫吉搜尋多個醫學研究資料庫後發現,這個數據來自 2004 年的一項研究,而這個研究依據的卻是法國 1670 年到 1830 年的生育紀錄。不孕的機率同樣也是根據歷史人口數計算出來的。

「換句話說,」圖溫吉寫道。「數以百萬計的女性從小被耳提面命的最佳懷孕時期,其實是來自沒有電、沒有抗生素或不孕症治療的年代的統計數字。」

另一個讓生育能力數據受到質疑的元素在於,我們得到的訊息都是來自那些因為不孕問題找上醫生的患者。我們很難全面性地評估人類的生育能力問題。有多少夫妻沒有孩子是因為他們不想生?有多少使用避孕措施?這些事幾乎無從得知。

強有力的科學證據顯示,女性卵子的數量與品質確實會隨著時間遞減,即使確切的時間線模糊不清,但從這個角度看來,時鐘顧盼者的焦慮其來有自。不過,這方面的研究大多沒有提到另一個關鍵事實:男性的生育能力也會隨著時間衰退。

儘管有知名例外,男人的生育能力不受老化影響這個普遍概念根本不正確。在那些尋求不孕症治療的夫妻之中,「男性因素」佔 40%,「女性因素」也是 40%,另外那 20% 找不到原因。越來越多研究顯示,精子數量與質量也會隨著年齡增長銳減。高齡父親的孩子罹患自閉症與其他疾病的機率,遠高於年輕父親的孩子。再者,「老邁精子」通常只會在它們試圖授精的卵子周遭拍打掙扎,而後死去。

這些事實偶爾會被報導出來,幾乎都是以「男性生物時鐘」的新聞呈現。這類報導需要強調「男性」,間接告訴我們為什麼這種數據多半被忽略。我們的社會輿論往往表現得彷彿只有女人有身體。我們似乎假設繁殖主要是女性的責任。如果出了任何差錯,一定是女人的問題。

生物時鐘滴答響……

很多研究顯示,中產階級女性進入職場之後,仍然包辦過去全職家庭主婦與母親所做的大部分家務。有能力的家庭會雇用其他女人協助做家事和照顧孩子。這些契約工通常是較為貧窮的移民或有色人種婦女,一般認為她們應該為這個拋下自己的家和孩子的機會心懷感恩。

在理想狀態下,家庭必須付錢請陌生人來做妻子與母親長久以來做的事,或許可以讓社會體認家務工作的價值,因而看重它。事實不然,它只是更讓人以為家務事不足掛齒,不值得給予過高的報酬。

一批千挑萬選的女性在企業職場上崛起,並沒有改變家務事屬於女性的既定認知。對生物時鐘的焦慮更讓人覺得,如果女性想要有一份職業,就應該盡力克服身為女性的不利條件。這又產生一種印象:人類的繁衍與職場工作的衝突似乎是個人問題,是一種發生在特定女性身上的疾病(子宮枯萎症候群)。在這個過程中,大家忽略了一個明顯事實:整個社會才是問題所在。

在一個沒有法定陪產假、也沒有育兒補助的國家,那些選擇當媽媽的女性根本不可能平等投入拼經濟行列。生物時鐘恐慌描繪一個畫面:每個女性的卵巢裡都安裝了一顆定時炸彈。這彷彿在告訴大家,女性自己要負責排除障礙。在此同時,媒體對母性過度強調,也讓職業婦女覺得,沒有生小孩是人生重大挫敗。很多婦女吃這一套。至少她們沒有成群結隊選擇不生小孩,也沒有組織起來訴求更完善的產假和州政府育兒補助。相反地,她們聽信專家那套勸告女性的說詞。妳出了很大的問題!幸好,有個昂貴商品可以幫上妳的忙。

輔助生殖科技產業在七○年代興起,打前鋒的是精子銀行。在那十年之中,液態氮技術突飛猛進,人類精子得以運送並長時間儲存。企業家看中這個聚積並販售人類基因物質的商機。事實上,農夫們已經從事得獎種牛精液交易長達數十年之久,早期設立的精子銀行追隨農夫腳步,也稱他們販售的商品為「種精」(stock)。

過不了多少,大學名校周邊開始出現精子銀行。業者的廣告戲謔地宣揚,他們提供大學生全世界最輕鬆的兼差機會。「加州大學男生們,你常做的事可以幫你賺錢!來電洽詢加州精子銀行。」事實上,捐精者並不是抱著猥褻雜誌在舒適小房間待個五分鐘,拿了錢就拍拍屁股走人。大多數精子銀行要求合作的「契約工」定期捐精至少一年到一年半、提供健檢證明、承諾每次捐精前幾天或幾星期內不碰酒和毒品,也不從事性行為。當然,合作期滿之後,精子銀行有權繼續保留契約工的種精。

在 1993 年的愛情喜劇片《精子也瘋狂》裡,黑人女星琥碧.戈柏飾演高瞻遠矚的教授,多年前她利用匿名捐贈者的精子生下女兒。這個女兒長到十幾歲時決定尋找親生父親。結果很令她震驚,因為儘管當初她媽媽指明要「黑人」,沒想到她的生父竟是個有欠靈光的白人汽車商。

「妳說他是白人?就是,純種白人?」琥碧.戈柏聽女兒說出真相,不可置信地質問。

「白人,白人,白人。」她淚眼汪汪地點頭。

時至今日,越來越多精子銀行採用 3D 臉部辨識軟體,幫助顧客找到長相酷似某個他們喜歡的人的捐精者。網路整合平台業者 DonorMatchMe 可以讓使用者搜尋數十個精子或卵子銀行的資料庫,找到最理想的那一個。(「最值得搜尋的銀行,」這個網站建議使用者。「就是捐贈者最像妳的那一家。」)Fairfax Cryobank 是業界規模最大的精子銀行之一,它的網站最近在捐贈者的嬰兒照旁邊附加了一張明星臉名單。

繁衍後代重責大任,女人一兼扛?

有關當媽媽這個議題,我們的社會對比較有錢和比較貧窮的女性傳達截然不同的訊息。那些以中等或中上階級婦女為對象的文章熱烈地頌揚:生小孩能為她們的人生帶來無與倫比的喜悅。至於沒錢的女人,尤其是有色人種女性,卻被警告,小孩會讓她們一輩子擺脫不了貧窮。這兩種說法也許都沒錯。

只要妳養得起,為人母確實可能是喜悅的經驗。如果妳養不起,結果可能變成一場災難。然而,這兩種說法都強調人生計畫,似乎讓人類社會的繁衍變成一種生活型態的選擇,純屬私人範疇。妳必須完善規劃妳的人生。

有多少職業女性最後找到自己計畫中的人生,卻發現她原本渴望的那個未來其實不如她的預期?付出這麼多努力之後,怎麼可能不失望?

※ 本文摘自《我們約會好嗎?》,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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