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虔豪

如本書作者法蘭克.阿倫斯一樣,轉眼間,我也同樣當了四年的「首爾人」。早年還在念大學時,是寒暑假往返採訪與佈線,畢業後就一頭栽進這「動感」國度,以全職的駐韓獨立記者身分在首爾生活。

每天背著筆電、攝影機,手上拿著三星平板電腦,搭著全世界最便捷的地鐵系統,穿梭在這城鎮的各個角落,挖掘故事、與人交談、閱讀各種媒體內容,寫出文章或做好報導影帶後,用超高速網路傳回台北或香港。享受高水準硬體設備的同時,我也意識到身為一個外國人—相較歐美人士,我相信自己領受的文化衝擊已比他們少很多—這裡的不少人,最初甚至到現在,並不善於跟我來往。

最初在這跑新聞時,我只有二十三歲,跟我同期的男性菜鳥記者,都比我多出三、 四歲。南韓成年男子須服兩年兵役,多數人也不會只花四年就把大學念完;在這人人都想透過補習、留學、獲取檢定證照等方式,進入名牌大學、獲取社會認可的「規格」,取得穩定工作,然後急著向上爬升。

「求快」是韓國人常有的性格,在我與韓國同業共事的經驗中,我曾目睹他們在不到十五分鐘內,打出整整三頁 A4 紙張的報導,也領教過加班的記者哥哥睡前打電話來哀求要台灣資料,隔早起床就用這些東西,交出四十頁圖文並茂的全彩刊物,讓我目瞪口呆。我既無能力也不想這樣做事,但在韓國,財閥也就是用這樣的驚人能量帶動經濟發展。

而在這個注重階級與輩分的國度,主流媒體的駐外記者(特派員)通常要有十五年以上資歷才能外派出國的情況下,我的存在,對他們來說,既詭異又具攻擊性,因而被視作異類。同時,在一個數百年來只有單一民族生活的地方,外來者進入韓半島,不是施展政治影響力,就是殖民,讓他們喪失獨立自主與飽受分裂之苦,外力入侵讓韓國人內心充滿「恨」,至今對外國人仍懷有警戒心。

這對已在首爾生活四年的我來說,要突破仍不容易,需花時間經營。一旦熟了、隔閡的心房被突破,他們對待人就完全不一樣。我至今仍沉醉在韓國年長者照顧與關愛,那種被呵護的感覺,比起家人過之而無不及,我甚至從沒在台灣體驗過。要獲得韓國人那份「情」,「酒」或許就是最佳工具,因為這讓他們得已卸下一些在職場與社會環境中的心防,講出自己的內心話,拉近與外人的距離。

但在採訪或約訪過程中,我被拒絕的情況極度頻繁:好不容易訪到的人,若是專家學者,常戴著勢利眼、覺得自己高高在上的傲慢感,對待旁人也有明顯的階級意識;如果是平常在街頭與民眾做訪談,他們通常又帶有幾分恐懼,這個講究集體行動已久的種族和社會環境,讓人不願意輕易表露自己的意見。

這是一個講究尊卑次序的權威社會,上至職場、下至家庭,每個人都遵循著上級的指示行動。南韓是個軍隊化管理的環境,不是指街上軍人很多,而是眾人都如同在軍隊般聽從主管幹部的命令,他們犧牲了展現個人特質的機會,為的是要成就更大的群體—自己的公司與國家。

這樣的韓民族性格,於六○年代,在軍事強人朴正熙驅使下,締造南韓現代化奇蹟,就此超越北韓,又在九○年代中後期,受亞洲金融風暴波及而瀕臨破產的情況下,帶著國仇家恨,他們再次凝聚起來、克服難關,在世界舞台上發光發熱。

只是,現在的韓國,想積極融入國際社會,卻也因這樣的行事作風碰到許多釘子,甚至引發外人反感。因為上對下的階級意識,說穿了就是不平等,同時忽略少數的聲音存在,這對民主的發展是非常不利的條件。權威的尊卑劃分,加上高度競爭,環境至今仍然存在極端的男女、地域、學歷等各種族群的不平等,還有經濟發展失衡,然後拉扯出世代矛盾與族群對立的惡性循環。

韓國是物質變化與生活步調極快、思想價值卻還停留在很久以前的國家。法蘭克.阿倫斯從一個新聞工作者,來到韓國成為現代集團的經營主管,在思考企業戰略的同時,他仍以一個記者的角度,記錄下身為一個外國人在韓國職場的經歷,與對社會文化的個人觀察。

這不是一本只談韓國的書,作為一個同為外籍的「首爾人」來看這本書,韓國大小事並非法蘭克要強調的主軸,但韓國人的性格、行事作風、生活樣態,從職場角度來觀察,外人怎麼面對,做為要融入世界的韓國人又要如何調整,法蘭克的經驗,是一副有趣又實在的透視鏡。

※ 本文摘自《韓國,原來如此!》推薦序,原篇名為〈戴上韓國人「恨」與「情」的透視鏡〉,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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