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法蘭西絲卡‧吉諾

當我們遇到機會的時候,我們會在跨越道德邊界的同時,保持自己的正面形象。這可能是因為,人類常常在檢視自己的行為時,為自己找藉口,合理化自己的行為。舉例來說,想像你在同事面前跌了個跤,同事們都哈哈大笑。這時,你對自己摔了跤這件事,可能會有三種不同的看法:你可能會對自己產生負面的看法(我好笨拙)、對自己看法不變(一定是地板太滑),或是最有趣的情形,就是對自己產生了正面的看法(我的朋友覺得剛剛那樣真有趣)。我們在詮釋自己行為的時候會有這三種選項,而這種正面的修正最耐人尋味,因為這代表我們在遇到不愉快或令人尷尬的事情時會產生的一種詮釋方法──也就是自我欺騙。

自我欺騙的產生,正是因為壞行為的產生,才會讓我們修正對自己的看法。就如古希臘政治家與演說家狄摩西尼(Demosthenes)寫過:「沒有任何事比自欺更容易,因為人總相信自己所希望的。」

舉運動界的例子來說,過去十年來,媒體上不時會爆出知名運動員涉嫌或是被查出使用類固醇。最近的一起例子是職棒大聯盟投手派提特(Andy Pettitte)被控使用生長激素,這是一種被大聯盟列為禁藥的物質。派提特公開承認他有用藥,但是他說他這麼做並不是要「贏過別人」,也不是要「變得更強、更快或投球更有力」。他宣稱自己會使用禁藥,是因為他想要快點養傷,好離開傷兵名單,這樣他才「不會讓球隊失望」。在看待自己的行為時,派提特決定用正面的角度來詮釋,不僅讓自己、也會讓大眾對他有正面的觀感。這樣一來,他就把自己作弊的行為,轉換成一個在乎隊友的球員,在幫助自己球隊的舉動。

社會反饋,會讓自我欺騙的問題更嚴重

自我欺騙除了會對個人行為造成影響,如果又加上了環境外力,就可能會製造出更棘手、更具傷害力的問題。所以我們決定研究一個特定的環境因子,那就是社會反饋。我們找了一三六位北卡羅萊納大學的學生,來研究社會反饋會不會加深自我欺騙。

這項實驗大致跟之前相同,但是我們除了給一半的受試者解答之外,還加入了第二項實驗變因:在受試者做完第一套題目之後、預測第二套題目的成績之前,「答案組」和「控制組」的受試者會被隨機分配,是否拿到一張上面有寫名字和成績的證書。實驗人員會告訴有拿到證書的人,成績高於平均的受試者才會拿到這張證書。另外,在這項實驗中,第二套測驗的時間比較長,總共有一百題。

就跟上次實驗結果一樣,「答案組」的第一套測驗成績比「控制組」受試者高,而「答案組」也預測自己在接下來一百道沒有附解答的題目中,答對的題數會比「控制組」多。而拿到證書也提高了他們的預測成績。更重要的是,證書只對「答案組」受試者有影響力,提高了他們自我欺騙的程度,但是卻對「控制組」沒有起任何作用。有答案可以看的受試者,在表現得到證書肯定之後,就會對自己往後的表現更有自信。

整體來說,實驗結果顯示當人們作弊的時候,會把得到的好成績當成自己懂很多的訊號,因此欺騙自己,然後高估了自己未來的表現。得到社會反饋,會讓自我欺騙的問題更加嚴重。

道德雙面人:我們常用高尚的動機,美化自己的行為

如果退一步,用宏觀的角度來看自我欺騙的實驗,思考看看這些研究裡有哪些平常通用的大原則,你可能會發現自己過去也曾自己騙自己,忽視了外在因素對自身表現的影響。例如,你可能會認為團隊受到肯定是因為自己的領導能力,卻沒想到是團隊成員表現傑出。或者是在辦了一個成功的派對之後,你可能會覺得自己人緣非常好、很會招呼客人,卻沒有想到其實你的朋友也幫了很多忙。

用正面的方式來詮釋自己的行為,除了會造成自我欺騙之外,也會讓你常常想要扮演好人的角色,但是實際上卻不努力做好事。就拿斯皮策(Eliot Spitzer)來當例子吧,他是二○○七到二○○八年紐約州的州長。在被爆料出他其實是某賣淫集團的大客戶之前,他是一位聲望很高的政治人物,對許多公共議題有影響力,也致力於消滅犯罪集團、打擊白領貪汙,甚至掃蕩賣淫組織。但是斯皮策似乎不認為自己的非法行為有多嚴重。同樣地,前參議員愛德華茲(John Edwards)跟攝影師搞婚外情,還生下了私生子,但是他在參與總統大選時,宣傳的核心則圍繞著他完美的婚姻和家庭生活打轉。

我們可能覺得,這些都是膨脹自我道德感的極端例子。但是,有許多極具說服力的實證數據顯示其實不然:我們時常在道德上扮演雙面人,也就是希望別人認為自己是好人,卻不願意真正付出努力成為一個好人 。哲學家在好幾世紀之前就已經注意到這個現象了。康德(Immanuel Kant)認為,我們對自我的迷戀,可能比道德準則更能解釋人類的種種行為。他寫道:「我們常常用高尚的動機來美化自己的行為……但是一位冷靜、能夠看清事實、不會把遠大希望誤判成善事的觀察家,有時則難免會懷疑世界上是否存在真正的美德……。」

心理學家巴特森(Daniel Batson)和他的同事就設計了一系列巧妙的實驗,測試我們是不是真的都是道德雙面人。在其中一個實驗,每位受試者要把兩項工作分配給自己和實驗夥伴(但事實上並不存在),受試者知道實驗夥伴沒得選擇,只能挑剩的做。這兩項工作的其中一項比較有趣,而且有機會贏得一項現金小獎;另一項工作則比較無聊,而且沒有贏得任何獎金的機會。

當面臨分配工作的抉擇時,受試者可以選擇用公平的方式──擲硬幣決定誰做哪樣工作。這個選項是要突顯公平的這個道德標準。每位受試者可以自己決定要不要擲硬幣,若要擲硬幣,則擲完硬幣再回報分配的結果。過程中只有受試者自己看得到擲硬幣的真實情況。最後,受試者要針對分配工作的方法是否公平打分數。

在這個情況下,你認為自己會怎麼做呢?你會選擇擲硬幣來分配嗎?如果擲硬幣的結果,是自己要做無聊的工作呢?

參與實驗的大部分受試者都選擇擲硬幣,而在這些人當中,九○%的人自己都分配到了輕鬆有錢賺的工作。這個比例很有趣,原因有二:首先,這個比重遠遠超過了五○%,而一般擲硬幣的結果都是接近兩種各一半。再者,沒有選擇擲硬幣的受試者,也有九○%的人把輕鬆有錢賺的工作分配給自己。因此,這些選擇擲硬幣的人,應該有些是擲到了自己不想要的結果(做無聊沒錢賺的工作),但依然謊報自己分到輕鬆的工作。

還有一點很有趣,當受試者在針對公平性評分時,選擇擲硬幣的人認為他們的分配方式公平度(七.一一分),比選擇不擲硬幣的人高(三.五六分)。因此,在(可能)謊報擲硬幣結果之後,受試者認為他們分配工作的方法算是公平的。也就是說,他們其實就是道德的雙面人。

六歲小孩,也會把自私藏在公平的面紗下

很多時候,不管是在職場或是私生活,是非對錯中間的界線會很模糊,尤其當我們在追求短期利益的時候,像是想要升官或賺錢。這個道德雙面人的研究顯示,我們對自己行為的判斷力很低,以致常常沒注意到自己的行為其實是不道德的。難道我們天生就是道德的雙面人嗎?這是人的天性嗎?

為了了解這個問題,我和同事哥本哈根大學(University of Copenhagen)的皮奧韋桑(Marco Piovesan)、德國馬克斯普朗克協會(Max Planck Institute)的蒙提納里(Natalia Montinari)還有諾頓(Mike Norton),從義大利北部的十所學校裡,找了將近六百位年齡介於六到十一歲的小孩。

我們給小孩兩樣禮物,要他們把這兩樣東西分配給自己和另一個小孩(他們不知道另外一個小孩是誰)。兩個禮物分別是好禮物(螢光色鉛筆)和壞禮物(普通鉛筆)。小孩有兩種方式可以分配禮物:他們可以立刻選自己想要的禮物,或是擲硬幣來決定。選擇擲硬幣的小孩,會在一道布幕後面擲,確保只有自己知道結果,接著再把結果寫在紙上,交給實驗人員。

你認為有多少比例的小孩決定要擲硬幣來分配禮物呢?你覺得年紀會影響這個比例嗎?還有,你覺得小孩的行為,會跟前面巴特森實驗中的大人不一樣嗎?

我們發現,年紀越大,就有越多小孩選擇擲硬幣,從六到七歲的三七%,八到九歲的四七%,到十到十一歲的六七%。但是這個比例,是顯示出他們想要公平分配禮物呢?還是如同我們預測的,只是想讓別人認為,他們想要公平分配禮物?為了證明這個預測,我們必須證明兩件事:第一,要證明小孩真的比較想要拿到好禮物,因為這會引導他們謊報擲硬幣的結果。第二,要證明小孩謊報擲硬幣的結果,是為了得到好禮物。

為了證明第一點,我們檢視了選擇不擲硬幣、立刻分配禮物的小孩,他們絕大多數都選了好禮物,不管是哪個年齡層,都有高達九○%的小孩挑了好禮物。因此,對每個年齡層的小孩來說,都可能因為想要得到好禮物,而謊報擲硬幣的結果。針對第二點,我們檢視了選擇擲硬幣的小孩。有大約六二%的小孩回報自己分配到了好禮物,這個數據大於五○%,也就是一般擲硬幣會出現好禮物結果的機率。而這個比例在各年齡層之間也沒有差異。

在我們實驗的各個年齡層中,所有小孩都是自私的,但是就連六歲小孩都會把自己自私的那一面,藏在公平的面紗下。因此我們的實驗結果顯示,年紀越大,想要「表現」得公平的欲望就越高,而不道德的行為也跟著越多。但是想要真正變得公平的欲望,則不會隨著年紀增長而增加。我們只要有機會,就會想辦法找理由重新詮釋自己的行為,而這樣的技能從我們很小的時候就學到了。

※ 本文摘自《為什麼我們的決定常出錯?哈佛教授的9堂心理課》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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