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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賴建誠、蘇鵬元

我們時代的婚姻聖禮已經歸結到一夫一妻,因為能得任命做教會的監督的,唯有只作一個婦人的丈夫的人(《提摩太前書》3:2),否則就是不合法的。
——奧古斯丁〈論婚姻的益處〉

2016 年底,以保守基督教徒為主的「守護幸福家庭行動聯盟」,走上街頭抗議民法修正一夫一妻制度,反對同性戀者爭取婚姻權。以宗教為名干預世俗生活並不是新鮮事。天主教中原本就有七件聖事:聖洗、堅振、聖體、和好(告解)、傅油(終傅)、聖秩(神品)、婚姻(婚配)。在中世紀神權時代,教會更是深入生活的諸多面向,從出生領洗到婚禮到葬禮。最特別的是,羅馬教會還制定許多新規定、新教義、管理條例;對宗族間的婚姻、何謂合法婚姻、如何付費豁免這些約束,都有詳盡規範。

這些宗教約束的威力有多大,也許可以看看 16 世紀最有名的案例,那就是教宗禁止英格蘭亨利八世(Henry VIII)離婚。亨利八世因為與元配西班牙公主亞拉岡的凱薩琳(Catherine of Aragon)沒有子嗣,要求羅馬教廷廢除他的婚姻,改娶其他可生下男繼承人的王后,但羅馬教廷硬是不准,因此他與羅馬教廷決裂,英國脫離天主教,自訂國教。那時交通不便,教廷鞭長莫及,雙方僵持不下,餘波盪漾。

禁止離婚等於控制結婚數量不減少,這是從「供給面」來控制婚姻市場,對教會來說這當然不夠,還要掌握結婚的批准權,控制婚姻市場的「需求面」,不讓想結婚的人結婚。供給與需求雙管齊下,才能掌握信眾的婚姻權利,獨占婚姻市場。

教會獨占婚姻市場有什麼好處?最基本的當然是從一般的男女婚嫁賺得婚禮服務費,這是正常的規費收入。更大的影響,是從有錢人的家庭與王室中取得利益。富有家族通常會透過聯姻來增強或穩固財富,這些家族通常已有上一代的姻親關係,例如姑表或姨表。這種狀況在舊中國也很常見,民間給的好說法是「親上加親」。中國近代名人中,表兄弟姊妹結婚的例子也很多,不過現在的民法已經禁止近親通婚。

羅馬教廷的婚姻批准權,就掌握住這個重點:一開始,結婚者要證明雙方無二等血親關係,這確實有優生學的考慮。隨著干涉的程度愈深,擴展到三等親也禁止。某些三等親屬已各自婚嫁,優生學的考慮已非重點,但民間還可以接受干涉。接下來變本加厲,禁止到七等親的範圍,這就偏離正常管制了。

雖然有這些不合理管制,但教會也提供「逃脫條款」:如果要讓三等親的婚姻合法,要付費若干,四等親又若干,以此類推。目的很清楚:從婚姻市場的管制,獲取獨占者利益極大化。

教會制訂各種規章,以差別取價獲得最大利益,把產品與價格統一化,信眾只能被動配合,接受管制措施與價格,甚至掌握結婚批准權、禁止離婚,這都是在婚姻市場維持獨占權的方法。歐洲各國語言文化差異度高,維護宗教市場秩序的手法必須簡單化統一化。禁止離婚可以簡化婚姻市場的複雜度,訴求的道理很簡明:婚姻是神聖的結合。離婚批准權掌控在教會手中,可以間接控制國王和大家族的作為,教會的各種權力因而得以延伸到朝廷與家族的決策層面。天主教對於離婚的禁止直到 1980 年代才鬆綁。

信眾為什麼會願意配合教會的約束?這是因為教會掌控「能否得到救贖」的最高權力。接受教會對婚姻的規定,是得到救贖的系列產品之一,否則會受到各種指責,嚴重的可能被逐出教會,等於被社會棄絕。

中世紀的婚姻型態

回過頭來看中世紀的婚姻市場結構,一開始羅馬教會並沒有獨占婚姻市場。婚姻大略可分三種型態,最常見的是世俗婚姻:非信眾(例如猶太人、穆斯林、異教徒)間的結婚,通常透過家族安排,依約定的事項簽署婚約(結婚契約)。中世紀的民間法律把這些人的同居視為與婚姻等效。這種世俗性的婚姻不需儀式也不需登記,因為當時的法律認為婚姻是私事,所以也能自由離婚。這些人對教會無所求,也不需要「救贖除罪上天堂」,所以教會完全管不著。

第二類是「私下婚姻」:教會的信眾在雙方同意下結合,這是 12 世紀法律允許的事。也就是說可以依法自由結婚,但教會信眾就不能離婚。天主教會從 4 世紀起反對離婚,這是依據對《新約》的解釋,整個中世紀都沿襲這個見解。「私下婚姻」的人,有些人想得到教會正式許可(公開認證),有些則願意保持原狀。

教會承認「私下」婚姻的合法性,因為這是自由兩願的,但也逐漸推廣「公開婚姻」的形式:在教堂舉行婚禮,遵守教會的規定。公開婚姻成為主流後,「私下婚姻」就逐漸變得「不合法」,但「並非無效」:雖然會面臨罰款或其他形式的懲罰,但仍然能得到教會的救贖。1563 年,面對宗教改革的壓力,教會通過「特倫托會議」的決議:宣布私下婚姻在全歐洲皆屬無效,必須得到教士的祝福(在教堂公開)才有效。

第三類就是得到教會許可,有教士祝福的公開儀式婚姻:有教區正式紀錄,以防止私下婚姻,或犯重婚罪,或與非信眾結婚。這樣納入正軌的管理,有助於教會更能掌控婚姻市場;確保收費管道;確保信眾之間通婚,防止外教競爭。原本只要男女你情我願即可,現在必須雙方家長在教堂參加婚禮。

教士的祝福有幾項好處:(1)等同於取得家長、社區、教會三方面許可;(2)因而排除近親婚配,以及私下婚姻(包括與異教徒通婚);(3)確保婚姻的效力,以及被救贖的機會;(4)提高婚姻的門檻與成本,原本民間的私下自由婚配權,轉移到必須由教會公開批准;(5)世俗法律(民法)允許離婚,但教會不准。這五點優勢,給教會創造「爭權奪利」的空間。

古今中外的婚姻都有亂倫禁忌的考量。在自由婚配的社會下,親上加親是個人的選擇,教會介入婚姻市場後,明確禁止血緣相近者通婚。最早是禁止「二等親」,也就是禁止與不同姓的姨表,或姑表或堂兄妹(有共同的祖父母)結婚。隨著教會的權力擴張,開始禁止三等親(有共同的曾祖父母),最後提升到禁止七等親。

從遺傳學的角度,四等親產生不健康後代的機率已大幅下降,五等親已無必要管制。禁到七等親已不是生物性的目的,而是權力性的訴求:觸犯禁令者屬於內婚亂倫罪。教會對社會的掌控權提升到超越想像的程度。為何不反抗?因為教會有個殺手鐧:掌控能否被救贖的關卡,要無(心靈上的)犯罪才可上天堂。

對教會來說,這有兩層利益,一是血親婚姻可在繳費後,由教會批准取消禁令。二是充分掌控教區與信眾生活,也減弱其他宗教的競爭威脅。不過利益要如何上繳回中央的教會?中世紀交通不便,小國林立,語言歧異,文化習俗紛雜。教會只能透過寬鬆的管理,用類似「特許加盟」的形式,統合四散的地方教會。這個鬆散但又獨占的機構,必須統一產品、統一服務、統一教義,才能降低管理成本。「血親禁婚」與「禁止離婚」,除了是經文的解釋,也是這種考量下的做法。

地區教會「加盟」羅馬教廷體系後,要上繳定額規費,稱為彼得稅或聖徒稅(Peter’s pence)。同樣的道理,地區教會也有在地的獨占權,對富人與窮人採「差別取價」。以婚禮為例,收費的名目眾多,富人能得到更多的祝福與救贖,貧者還可得到救助金。這是典型的獨占手法:劫富濟貧確保統治優勢,古今中外的土地改革也運用類似道理。

管制婚姻的效益

世俗的民法在 6 世紀時,並不反對二等親內婚;甚至還明文規定兄弟姊妹的子女可以互婚。教會把血緣互婚的紅線推到三等親(相同曾祖父母者不得結婚)。但對想防止財富外流的家族,這會提高引入外人的機率:擔心兩代之後,家族的財經地位不易延續。

但教會期盼的正是鼓勵與外姓通婚,提高後代爭產的機率,打破地方氏族把持,方便掌控人脈與經濟。同樣的道理,商業或政治對手利用禁婚的規定,阻擋他人婚姻結盟。有些家族利用這項禁令,阻卻具有敵意的婚姻提議。

禁止近親通婚的另一項優點,是隨著婚姻網絡向外推展,必然吸納更多外姓人進入教會的管轄,這是一舉兩得的雙贏手法:教會賺到婚禮費用與新信眾,民間的家族結盟更緩慢,減弱地方的勢力。禁絕七等親通婚,有利於教會勢力變得更強大。

愈富裕的家族,愈傾向支持教會離婚禁令。這可以保障家產不會因再婚而被外戚瓜分,也減少繼承問題的複雜度。禁止離婚有三項好處:減少繼承者人數(若再婚,子女數會大增);家族財富較不易失散,對地方發展有助益;教會較容易鎖定富裕家族,要求財力與物力的支持。

前面提過,雖然教會規定七等親內禁止通婚,但是只要繳罰金,還是可以結婚。從歷史數據來看,第三、四等血親的通婚許可費是 27.5 格羅斯銀幣(grossi)。不知道這大約值多少,但確定不是給窮人的行情。一般人若真有需求,只要填寫表格,批准後繳交規費即可。若未得許可或不繳費,代價可能是逐出教會。

富人或貴族的行情更高,在梵蒂岡檔案中有個紀錄顯示,1480 年 3 月奧地利的公爵馬西米蘭(Maximillian)付出 2,250 杜卡金幣(ducat)取得血親通婚許可,這可是一大筆錢。

這條路一開,就有想離婚的貴族巨賈不惜代價去追查家譜,或甚至偽造族譜,證明自己犯了七等親婚姻罪。有時教會無法判別個案,只要案主肯支付高額罰金,也能讓離婚案成立。這顯示禁止近親結婚與禁止離婚,已給教會帶來可觀收入,權貴對教會的依附也更深化。

中世紀的戶籍資料並不可靠,文盲率又高,禁止七等親通婚實在是天羅地網。這一切的設計都指向同一件事:教會的權力集中化,追逐利益的機會極大化。簡言之,這是追求非生產性的超額利潤,其實也是一種競租行為。

當然最有動機促進財富與勢力結合的,其實是國王與大貴族,所以王室間的盟婚很普遍。例如 16 世紀的西班牙菲利浦二世(Felipe II)在宗教、政治、軍事的考量下,和英國的瑪麗一世皇后(Mary I)結盟通婚。這類的王族盟婚是常態,幾代之後的親屬關係,就複雜到難以明確推論。

教會若能有效禁止七等親互婚,又能禁止王室離婚,那麼幾世紀之後,王室盟婚都要教廷批准,或是王室都要付出鉅款以求特准離婚,教會就會成為最大的獲益者。

這類的例子在歐洲史上屢見不鮮。對民間來說,如果禁止七等親互婚,許多窮人就找不到對象。9 世紀時就發現,同居和娼妓的現象因而明顯上升。在近親禁婚之前,同居是允許的,子女也是合法的。發布禁婚法後,非婚生子女就沒有繼承權。如果教會承認同居與非婚生子女,民間就無意願去教堂舉行婚禮,登記結婚。1514 年明令禁止同居,違者受罰,教會成為婚姻市場的主控者。

16 世紀後,歐洲人口大增、經濟迅速成長,教會從中取得的利益也大幅增加。以英國的數據來看,1086 年時英國有 39 個郡,總人口約 110 萬。1377 年激增為 207 萬,1801 年大增至 947 萬。1801 年全國還是 39 個郡,竟然有 10,141 個地方教會(平均每郡有 260個)。教會每年的總收入約 27,888 至 31,184 鎊,這是天文數字。

如果把歐洲各國的數字加總起來,就算只有 10% 繳回梵蒂岡的財庫,也可以輕易想像,羅馬教廷在這個世紀可以累積出多少權力與財富。獨占婚姻市場看來是個划算的生意。

※ 本文摘自《教堂經濟學:宗教史上的競爭策略》,原篇名為〈中世紀教會如何管制婚姻市場?〉,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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