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工作後，她發現女性時常陷入「不可說」的困境⋯⋯

文／雪柔．桑德伯格

有時候我心想，如果沒人對我貼上性別標籤，生活會是什麼樣子？我起床時不會想：「今天我當臉書的女營運長要做什麼？」但是別人常那樣稱呼我。大家講到女機長、女工程師、女賽車手時，那個「女」字隱含些許的意外。鮮少有人以同樣的性別觀點，看待職場上的男性。上 Google 搜尋「臉書的男執行長」，查出的是「找不到結果」。

女權主義先鋒史坦能觀察：「強者掌握名詞和規則標準，弱者只得到形容詞。」沒有人希望被當成弱者，所以很多女性反對性別標籤，並強調：「我不是以女性的角度看待自己，我是作家／運動員／專業人士／任何職業。」她們這樣做沒有錯，沒人希望自己的成就還加上修飾語，我們都想當名詞；但這個世界就是會想辦法，提醒女性她們是女人，提醒女孩她們是女生。

我高二升高三的時候，到華府做服務員，跟著家鄉的國會議員威廉．雷曼（William Lehman）。當時眾議院的議長，是知名的麻州眾議員提普．歐尼爾（Tip O’Neill）。雷曼議員答應我，暑假結束以前，要介紹我認識歐尼爾議長。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了，這件事沒有發生，一直沒有發生。直到會期的最後一天，雷曼終於履行承諾，在議事廳外面的走廊上，拉著我去見歐尼爾。我很緊張，但是雷曼介紹我時極力讚美，讓我放心下來。他跟歐尼爾說，我整個暑假都相當認真努力。議長看著我，伸手拍拍我的頭，轉向雷曼說：「長得挺漂亮的。」接著又轉向我，只問我一個問題：「妳是啦啦隊嗎？」

我的期待完全粉碎。現在回想起來，我知道歐尼爾那樣說是讚美我，但是在當下，我只覺得自己被看扁了。我希望自己因為工作，而獲得肯定。所以，當時我回答：「不是，我書讀太多了，當不了啦啦隊。」話一出口，我突然感到一陣恐懼，自己竟然對全國第三有權勢，僅次於總統和副總統的人，這麼大膽說話。不過，現場似乎沒人注意到我生硬、一定也不聰明的回應，議長只是再次拍拍我的頭就走了，議員雷曼笑容滿面地目送議長離開。

然而，如果有人說我是女權主義者，我會立刻糾正他的說法。社會學家瑪麗安．庫珀（Marianne Cooper） 為本書提供了許多研究協助，庫珀指出，即使到今天，我這樣的反應仍舊很普遍。她在 2011年 的文章〈新髒字〉（“The New F-Word”）寫道，大學英文教授蜜雪兒．艾藍（Michele Elam）在她教的「女權主義研究入門」課上，發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學生因為對性別平等有興趣，所以來修完全探討女權主義的課，但很少人能「自在地使用『女權主義』（feminism）這個字，更少人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艾藍還說：「被稱為女權主義者（feminist），好像有人對著妳叫某個汙穢、邪惡的稱號。」

這聽起來像個笑話：你聽過女人修女權主義課程，但別人稱她是女權主義者時，她卻生氣嗎？但是我讀大學時，也是同樣的矛盾。我一方面成立一個小組，鼓勵更多女性主修經濟和政治課程；但另一方面，我又否認自己在任何方面，是任何形式的女權主義者。我的大學同學，也都不覺得她們是女權主義者，我很難過我們都沒意識到，女性主義後座力對我們的衝擊。

我們接受外界醜化那些燒掉內衣、毫無幽默感、痛恨男性的女權主義者，那樣的女權主義者不是我們想效法的對象，一部分是因為那樣的女人似乎沒有人追。我知道這種想法很糟糕，為了獲得男性的關注與認同而排斥女權主義，這實在很諷刺。不過講句公道話，也許我們太天真了！我和朋友們當初真的認為，這世界不再需要女權主義者了，我們誤以為已經沒有什麼好爭取的了。

在傳統組織裡，女性想要成功，不是靠表現，而是設法融入

我帶著這樣的態度進入職場，當時心想，如果性別歧視依舊存在，我就證明那是錯的，我會盡力把我的工作做好。當時我不了解的是，忽略性別歧視是最佳的職場生存技巧。在傳統的組織裡，女性想要成功，往往不是靠勇於表現，而是靠設法融入，說得更白一點，就是「加入男性」。第一批進入企業界的女性，是穿著男性化的套裝，搭配保守的襯衫。一位資深的銀行高階經理人告訴我，她把頭髮紮成髮髻十年之久，因為她不希望有人注意到她是女性。雖然後來的服裝風格，已經沒有那麼嚴謹，女性還是擔心自己的性別太明顯。我認識一位在科技新創公司任職的工程師，她上班前會摘下耳環，以免提醒同事──噓──她不是男人。

我剛進職場時，鮮少有人把我的性別當成議題，除了偶爾遇到客戶想把他兒子跟我湊成對以外。那時候，已經不流行男性化的套裝 ，我沒有刻意隱瞞或凸顯我的女性特質。我從來沒有跟過女上司，到目前為止都還沒發生過。我工作的地方有高階女性經理人，但是我跟她們的互動不緊密，無法看到她們平時如何因應性別歧視的問題。我從來沒受邀參加討論性別的會議，也不記得看過任何女性計劃。這一切看起來似乎還好，我們都融入得很好，也沒必要引人注意。

大家沒有公開討論性別議題，但這個問題潛藏在表面下。我開始發現，大家對女性的態度不一樣，注意到大家評量員工，不是根據客觀的績效，而是「是否融入」這種主觀的標準。例如，麥肯錫的夏季出遊活動是海釣，公司晚宴之後大多是接著喝威士忌及抽雪茄，我有時可以勉強通過這種「融入」測驗。某晚，我在男性合夥人的鼓勵下，抽了幾口雪茄，假裝跟他們是「同一掛」的。不過雪茄的菸味令我反胃，好幾天我感覺全身都是那股臭味。如果那叫融入，我反而因此更加格格不入。

其他人似乎也知道，我是不同掛的。1999 年，我被任命為財政部幕僚長，有些人對我說：「身為女性，應該加分不少吧！」那說法令人非常生氣。他們那樣說，可能沒有惡意，但言下之意卻很明顯：我得到那份工作不是靠實力。我也知道，只要有一個人當面指出我的「優勢」，就可能有一打人在我背後，用更不禮貌的方式說同樣的話。我思考該怎麼回應，我可以解釋我查過財政部裡，沒有女性保障名額；我也可以說，我的資格跟之前坐這個職位的男性比起來，毫不遜色；此外，如果有足夠的時間，我可以細數幾世紀以來，女性受到的歧視；或者，我可以直接賞對方一巴掌。但是，我試過幾種不同的回應，沒一個有效的。

「谷歌女性」

就這樣年復一年，我開始看到女性朋友和同仁，一個個離開職場。有些是主動選擇離開職場，有些是出於無奈──公司不提供彈性工時是推力；不願分擔家務與育兒工作的另一半，歡迎她們回歸家庭是拉力。有些女性雖然繼續留在職場，卻縮減了抱負，以因應各方面過多的要求。我眼看著我這一代的女性，晉升領導地位的指望愈來愈小。我在谷歌工作幾年後，意識到這個問題不會消失。所以，雖然勇敢站出來還是會令我害怕，但是我相信到了不能再低調、沈默的時刻了，我開始大膽地說出來。

幸好，我還有其他的同伴。2005 年，我和同事沃西基與梅麗莎．梅爾（Marissa Mayer）都注意到，來谷歌園區演講的人，都相當有魅力、傑出，但是幾乎清一色都是男性。對此，我們開始推動「谷歌女性」（Women@Google），邀請史坦能和珍．芳達等傑出女性，開啓一系列的新活動，她們攜手成立了女性媒體中心（Women’s Media Center）。我以前也當過有氧舞蹈老師，有機會見到珍．芳達時格外興奮，整場活動我一直縮著小腹。根據我對女權運動的了解，我想像史坦能是優秀又睿智的，她的確如此。但除此之外，她本人還相當風趣、迷人且溫暖，跟我以前幼稚認為女權主義者缺乏幽默感的印象，完全相反。

「谷歌女性」的活動結束後，史坦能邀我到紐約的女性媒體中心演講，我一口就答應了。演講的前一天，我和谷歌出版團隊的負責人金．瑪瓏．史考特（Kim Malone Scott），一起前往機場。史考特是經驗豐富的寫手，所以我想她可以在漫長的航程中，幫我草擬講稿。我處理完所有的電子郵件時，已近半夜。我轉向史考特想請她幫忙，才發現她睡著了。這時我想「戳」她，比臉書戳朋友的功能，還早了好幾年，又不忍心把她叫醒。我盯著空白的電腦螢幕，茫然不知所措。我從來沒公開談過身為女性的議題，一次也沒有，也沒有論點或筆記可以參考。但後來我想到，身為女性這個問題如此明顯……我其實有很多的內容可談。

隔天，我演講的開頭是說，以前女性被教導要學習融入職場，但我開始覺得那可能不是正確的方法。我指出，男性和女性不僅行為舉止不同，大家對男女行為的觀感也不同。我坦言，我看到職場上形成男女差別對待，為了解決這問題，我們需要先勇敢討論性別，不要讓別人覺得我們一談就是在求助、要求特殊待遇，或打算提出告訴。那天，我講了很多，後來我回到北加州，就暫時把那次談話擱在一邊了。

對不義之事保持沉默，傷害的是自己

社會進步不是來自施予，而是要主動爭取。在蘇珊．安東尼（Susan B. Anthony）、珍．亞當斯（Jane Addams）、愛麗斯．保羅（Alice Paul）、蓓菈．亞布姿格（Bella Abzug）、佛蘿．甘迺迪（Flo Kennedy）及許多女權運動領導者的大聲疾呼與勇敢要求下，我們擁有現在的權力。她們的勇氣，改變了我們的文化和法律，造福了所有的女性。回顧過往，我和大學同學實在沒理由刻意與這些早期女權主義者辛苦掙得的成就保持距離。我們應該為她們的努力歡呼才對，結果我們反而壓低聲音，以為奮鬥已經結束。這種沉默，反而傷害了我們自己。

現在，我自豪地以女權主義者自居，如果今天前議長歐尼爾還在世，我甚至還會說我是女權主義的啦啦隊。我希望更多女性和男性，可以跟我一起接受這個榮耀的標籤。目前，美國只有24％的女性，認為自己是女權主義者，但是當我們給女權主義更具體的定義：「女權主義者是主張兩性在社會、政治、經濟等方面皆平等的人」，認同這種說法的女性比例，馬上躍升至65％。我們往正確的方向，邁進一大步。

語意修辭雖然很重要，但我覺得在性別議題上的進步，不會讓我們願意為自己貼上標籤；不過，的確會讓我們願意大聲說出性別差異對自己的影響。我們不能再假裝偏見不存在，也不能再拐彎抹角地迴避這個問題。

※ 本文摘自《挺身而進》，原篇名為〈讓我們攤開來談男女有別〉，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