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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朱利安‧巴吉尼

想像你最畏懼的事情,曉得它終究會來到,而且完全無法加以阻止,但並不是因為實際上無能為力,而是因為這是非法的。想像你在世上最愛的人正在受苦,而他希望你幫他解脫這樣的折磨,但同樣地,你還是愛莫能助,不是因為你沒有實際的方法可以幫他解脫折磨,而是因為你沒有這樣的法律權利。

就我而言,我很難想像這樣的情景。因為每當我試著去感同身受,就會不由自主地覺得不安,導致某種自我防衛機制不速而至,使得我無法想像這樣的情景。但對普瑞提(Brian Pretty)而言,他無須動用想像力,因為這就是他面對的現實。

運動神經元疾病(motor neurone disease)使得他的妻子戴安(Diane Pretty)呼吸衰竭,陷入昏迷,在這之後他說道:「戴安早就知道自己必須經歷什麼,而且十分害怕,而我完全幫不上忙。」戴安在去世前幾年打了一場法律戰,試圖讓自己的丈夫不會因為協助與慫恿自殺而被控違反一九六一年的〈自殺法〉(Suicide Act),因為她覺得自己已經無法再忍受疾病所帶來的痛苦。她上訴至英國最高法院、上議院以及歐洲人權法院(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但這些機關都裁定她敗訴,最後,二○○二年五月,她在自己竭力想避免的境況下過世。

從這個例子,你便可以明白為何有這麼多人支持「死亡權」(right to die)。「死亡權」這個詞彙會讓人產生誤解,因為至少在絕大多數的國家裡,成年人若想自殺或拒絕維生醫療,完全不是非法的行為。不過,如果是想要協助他人結束生命,幾乎永遠是非法的行為。然而,為了要讓自己可以透過最不痛苦的方式結束生命,他人的協助往往是必要的,尤其當你罹患的是某種嚴重的神經系統退化性疾病,因為它使得你必須完全仰賴他人,就連最基本的人類行為也一樣,像是進食、洗澡與排泄。

人們對於自己該站在這場論辯的哪一邊,往往都有很強的直覺。為了更清楚地思考其中最讓人不安的議題,我們必須非常清楚自己所問的問題到底是什麼:協助自殺究竟是種道德錯誤,還是必須加以合法?正如我們在〈毒品法規在道德上搖擺不定嗎?〉這章看到的,這兩個問題彼此相關,但卻是不一樣的問題,而兩者之間的差別至關重要。

法律的悲劇性不明確

就普瑞提的案例而言,上議院高等法官對戴安第一次上訴所做的判決非常清楚,那就是英國法律的基礎建立在法律實證主義上,因此法院「不僅沒有權利,而且也不適合做為道德或倫理的仲裁者」。法院的職責僅僅在於:以現今人們理解的英國法律來加以確認並適用,如此而已。此處最關鍵的法條來自《歐洲人權公約》(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它於一九九八年透過《人權法案》(Human Rights Act)被納入英國國內法。對於普瑞提的案例而言,最重要的乃是第二條該如何詮釋,它指出:「每個人的生命權都該受到法律的保障。任何人的生命權都不該被刻意剝奪,除非他確實因其罪行而被定罪,而法院因此做出必須剝奪其生命的判決。」在聽取普瑞提的證詞後,賓漢大法官(Thomas Bingham)表示:

 《歐洲人權公約》第二條的目的,在於保障個體的生命權免受第三方(國家與政府組織)的危害。不過,該條法律認可個體有權決定自己想要存活與否,因此它保障了個體在攸關生死的議題上,擁有自決的權利。

不過,普瑞提的證詞也與《歐洲人權公約》第三條有關:「沒有人該忍受酷刑,或是非人性與貶抑人格的對待或懲罰。」而普瑞提的主張正是指出,由於她被剝奪了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就等於是讓她處於這種非人性的折磨。

普瑞提還引用了《歐洲人權公約》第八條,該條條文表示,除了絕對必要之外,「任何政府機關都沒有權利干涉」私人和家庭生活。最後,她還訴諸保護個人免於歧視的第十四條。

正如上議院高等法官明確指出的,在考量以上的主張時,他們自問的問題,並不是法律在阻止他人協助結束普瑞提的生命上,是否是正確的,而是法律是否允許這樣的作為。而他們的結論是法律並不允許她這麼做。根據法官的裁定,禁止協助自殺,並未違背《歐洲人權公約》賦予她的權利。自從那時開始,就有許多人挑戰該公約,因為他們覺得它是錯誤的,必須加以改變,但截至我寫作的當下,這些嘗試都沒有成功。

儘管如此,就算一項法律會帶來人們覺得不正確的後果,但這並不必然代表人們會覺得必須改變那項法律。人們會說「法律不該允許這樣的作為」或「法律應該禁止這樣的作為」,但法律之所以沒有跟著改變的原因,往往是因為如果如此改變,它在實務上會變得不可行,或導致不好的結果。法律的悲劇性,在於它必須提供非黑即白的明確規則,然而道德卻充滿各種灰色地帶。拒絕接受這樣的事實,並期待法律總是會帶來最符合道德的結果,完全是種不切實際的想法。在判決中,賓漢大法官很明確地指出這一點,因為他引用了詹森博士(Samuel Johnson)[1]的名言,表示「法律並不是為特定案例制訂,而是為了一般大眾」,以及「允許法律隨意修改,就等於是讓社群毫無法律可以依循」。

這並不表示法官在引用法律時,單純只採取法律實證主義者的立場,完全不管《歐洲人權公約》背後的道德意圖。例如,賓漢大法官就很明確地指出,如果讓法律變得鬆動,會帶來怎樣的濫用風險。他引用上議院一個特別委員會的報告,其中表示:

我們同樣關切社群裡易受摧折的人們,像是長者、獨居者、病者與憂鬱者,因為他們可能會感受到壓力,以致尋求提早結束生命,不管這樣的壓力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我們相信社會傳遞給這些脆弱且處於不利地位的人們的信息,不管多麼迂迴,都不該是鼓勵他們尋死,而是應該向他們保證,他們有生之年都能獲得我們的關懷與支持。

這顯然是個道德議題,而藉由這樣的主張,賓漢大法官明確表示法院不該只是單純地詮釋法條,完全不管法條背後的道德意義,而是必須把法條的道德目的納入考量。

協助自殺的道德

如果我們先把協助自殺是否合法的問題暫時擱置,單純只考慮它是否符合道德,我們會發現什麼?普瑞提引用了《歐洲人權公約》的四條法規,而它們的基礎都建立在道德之上。就最廣泛的詮釋而言,它們的核心主張,都是不違背個體的自主生活權,而且不受脅迫去做出違反自己所想要的利益以及生命中最高價值的事情。在關於協助自殺與墮胎的論辯中,人們選邊站的原因似乎很簡單,他們就只是挑出自己支持的價值,而完全無視其他價值,因此他們要麼是支持「生命權」(pro-life),不然就是支持「選擇權」(pro-choice)。然而,幾乎每個人其實兩者都贊成。只有當這兩種價值出現衝突而我們必須選邊站時,這樣的分歧才會出現。

有時,這樣的價值衝突是根植在宗教信念裡頭。然而,就算對信徒而言,宗教也無法解決爭議,因為即使是屬於同一種宗教的人們,在倫理上對於安樂死也會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不管某些反墮胎的聖職人員如何詮釋,無論希伯來或基督教聖經裡,都沒有明確反對墮胎的文字。

就整體而言,光是擁有更長的生命,
並不等於擁有一個更好的生命。質與量一樣重要。

支持「生命權」的立場,多半(儘管並非總是)建立在「生命可貴」這個觀念上,而我們已經在討論墮胎的上一章裡加以檢視過。如果人們不打算自相矛盾的話,他們多半會接受:對生命的極端重視,未必意味著安樂死就是錯誤的。像戴安這樣的人並非輕視生命;事實上,他們可能會主張自己熱愛生命,而這正是他們希望結束生命的原因,以免生命變得不堪承受。

以下的例子或許看來不值一提,但我們可以試想一位嚴肅的藝術家,他認為隨著時間過去,自己作品的水準只會變得越來越差而已。如果他認為自己再也無法達到之前的巔峰,他可能會選擇退休,而不是繼續創作無法與之前相提並論的作品。對於自己作品的熱愛與情感,正是他停止創作的原因。生命本身當然不能拿來相提並論,但原則還是一樣:如果你熱愛自己的生命,但你明白從現在開始,就只有無法承擔的痛苦與折磨,使得自己甚至無法從最愛的人身上得到慰藉,那你可能會因為自己對生命的熱愛而決定結束它。

即便如此,還是有人主張生命的價值是如此重大,因此應該繼續下去,不管它變得多駭人。但為何人們該這麼想?真的有人會認為在正午死亡,會比在被折磨十二個小時後於子夜死亡來得好?當然,在這樣的狀況下,每個人都會同意早點解脫比較好。儘管這個例子有點極端,但它闡釋了一點:就整體而言,光是擁有更長的生命,並不等於擁有一個更好的生命。質與量一樣重要。

儘管如此,還是有人認為生命的價值雖然並非不可侵犯,但它的價值是如此之高,所以安樂死不該受到允許。其中一種論證指出,由於代價如此巨大,所以寧可過度謹慎,也不要草率行事。你永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或許會有震驚世人的科學新發現,所以只要未來還有一絲希望,可能為生命帶來有意義的片刻,就算無法回復原本的正常狀態,那麼生命就該延續下去。相關的第二種論證,則是如果我們開始允許極端狀況下可以協助自殺,就等於是打開災難的閘門,因為人們會開始因為比較不嚴重的理由而結束自己的生命,例如因為他人的壓力,正如賓漢大法官所警告的。

這兩種論證都相當有趣,因為它們都不是建立在協助自殺永遠是錯誤的信念上。事實上,它們都是在警告,允許協助自殺是一種危險的做法。對於第一種論證,危險之處在於我們可能會誤判接下來的生命所具有的價值。對於第二種論證,危險之處在於可能會導致更多的輕生,而且遠超出我們許可的範圍。如果這些危險屬實,我們就該仔細思考安樂死合法化的問題。如果我們因為安樂死在道德上得到證成而使它合法化,卻因而帶來更多無謂的早夭以致事態反而變得更糟,那麼這就是一場悲劇。儘管如此,我們必須記得,這兩種論證都不認為協助自殺就其本身而言永遠都是錯誤的。

我同時也認為,如果把這些反對意見視為純粹基於實務或法律而與道德無關,也是錯誤的做法。在評估任何行動的道德時,我們不該只看它們的立即影響,而必須考量其所有後續影響,包括對他人的長期影響以及對個人道德品格的影響。我們顯然必須嚴肅思考這樣的情境:就其立即影響而言,某項行動可能看來是正確的(或至少不是錯誤的),但它也可能會侵蝕其他的價值。這正是有些人對於消費文化的觀感。享受購物的樂趣,或是買些讓自己看來光鮮亮麗的東西,似乎沒什麼不對。但當我們不斷重複做這些事時,我們可能變得越來越膚淺,越來越崇尚物質享受,而且只在乎那些一點都不重要的事物。有些人會指出,在一個允許協助自殺的社會裡,可能不會那麼看重生命的價值,在某些面向上,這跟消費社會的狀況差不多,儘管還是有不同之處。

無論如何,風險必須相稱,而且我們必須質問,不管在法律或道德上,允許安樂死的風險是否大於譴責安樂死所造成的傷害。支持安樂死的一方會提出的一項論證是,因為沒有人可以協助自己結束生命,這些人每天都承受著顯而易見且可以避免的苦痛。尤有甚者,由於協助自殺仍屬非法,有些人可能因為預期自己無法取得任何幫助,而決定在自己還能了斷自己生命的時候便出手,使得自己的生命在該結束之前就畫下句點。因此,指出允許協助自殺可能帶來的危險,或許很重要,但僅僅這些危險本身並無法平息爭議。

雙果律

在討論這個議題時,還有一個重點必須納入考量。就法律與道德而言,特別是在羅馬天主教的傳統裡,有種稱為「雙果律」(double effect)[2]的原則。它主張以下兩者屬於不同的行動:一個是想致人於死,另一個則是明知會致人於死,但其意圖並非如此。例如,醫生可能會為一位絕症末期患者施打高劑量的嗎啡,儘管他的意圖是想要緩解病患的痛苦,但他也知道,這麼高的劑量將會奪走患者性命。這麼做並非殺人,因為死亡是病患願意忍受的「副作用」。不過,如果醫生施打這麼高的劑量目的是要奪走病患的生命,那麼這就是殺人行為。

這在道德上有重大差異嗎?很多人並不如此認為,而且覺得這不過是個省事的煙霧彈而已。不過在實務上,的確具有道德差異。醫生可能會想要緩解病患的痛苦,但同時也想結束病患的性命,因為他明白藉由緩解痛苦,可能可以遂行病患想要無痛死亡的願望。當然,在某些狀況下,如果病患並不想死,醫生就不該試著緩解痛苦。

只是預見到會有某種後果,但非蓄意圖謀,我們對這種情況顯然不會認為應該免除行為人的任何責任。例如軍隊不分青紅皂白地轟炸平民區,理由是只想炸死在該地活動的叛亂份子,而平民的死傷不過是不幸的副作用,這樣的說詞難以令人信服。就道德而言,我們必須考量自己行為所有預見得到的後果,而不是只顧慮那些自己想達成的後果。

因此,以結束生命為唯一企圖的行為,與目的不在取人性命或同時帶有其他意圖的行為,這兩者間儘管有所不同,但這樣的差別本身並不足以顯示協助自殺是錯誤的,然而因為醫療副作用而致加速死亡卻非過錯。

較為清晰的混亂

把這個段落冠上「結論」這個標題,會有些古怪,因為我們似乎離達成結論還遠得很。不過,正如前言中所說的,我並不想在這本書裡「解決」所有重大的倫理兩難,而只是想讓我們以更有助益的方式來思考這些兩難。

當然,我們可以輕鬆地只單純思考人們有無協助自殺的道德權利,然後直接拍板定案:「因此它必須合法化」,或「因此它不該合法化」。而這正是許多道德哲學教材呈現論辯的方式。不過就我看來,這等於是誤導,而且是種不負責任的誤導。如果我們想要嚴肅地思考法律該如何面對重要的道德議題,我們就得明白法律與道德之間的關係,以及為何立意良善的法律有時會帶來悲劇的結果。而當後者的情形發生時,我們就必須質問是否可以改善那些法律。例如,我們不該假設,為了避免弱者覺得受到逼迫而進行協助自殺,就只有維持現行法律一途。不過,從道德觀點看來,法律所畫下的界線幾乎總是必須過於寬鬆,或過於嚴格。

當歐洲人權法院駁回戴安的最後上訴時,她說道:「法律剝奪了我所有的權利。」我們可以明白她為何會這麼想,但只要再仔細思考,就會知道這絕非事實。事實上,《歐洲人權公約》賦予她與所有歐盟公民許多極為重要的權利,只不過,在戴安這個悲慘且不尋常的個案裡,它賦予這些權利的代價,是剝奪了她最重要的權利。如果有一種方式可以珍視我們所有的權利,而且無須在互相牴觸的權利之間權衡的話,那麼我們當然應該這麼做。然而,我們必須考量無法如此辦到的可能性,而且有時候,出於善意道德考量的法律,可能會導致一些不道德的結果。

註釋

[1]編注:詹森博士(1709-1784),英國最知名的文人之一,集文評家、詩人、散文家、傳記家於一身。以九年時間獨力編出的《詹森字典》,因此贏得文名及「博士」的頭銜,是英語歷史中最具影響力的字典之一。

[2]編注:雙果律又稱雙重效應原則,是一種既容許某些例外,又限制這些例外的倫理規則。

※ 本文摘自《如果沒有上帝,想做什麼都可以?》,原篇名為〈安樂死該合法化嗎?結束自己生命的權利〉,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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