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會有人被操死，但我不想當那個人」

文／黃怡翎、高有智

很多人都愛看電影，不論是朋友聚會、娛樂休閒、情侶約會，甚至是失戀、沮喪、痛苦等，都能在電影世界裡，隨著虛幻世界裡的喜怒哀樂，得到不同的人生體悟與情感釋放。

人們透過電影撫平寂寞與傷心，從電影中找到希望與幸福感，那麼從事電影相關產業的工作者，在這種製造夢想的工廠中，是否也同樣得到快樂與希望呢？

大眾娛樂背後的孤獨

二○一三年六月底，職安連線正在緊鑼密鼓的籌備階段。我們的第一宗案件就上門了，社運朋友張宏林轉介了一件疑似過勞死案件。

一名電影公司的女性公關經理洪芳瑜（化名），二○一三年四月九日晚上十點多，下班返家途中，一如往常，走到公車站牌等車，突然倒地不起，送醫院急診，發現是自發性的腦室出血。

當下洪芳瑜緊急接受腦部手術，但仍呈現深度昏迷，醫師在診斷書上載明「可能與過度勞累有關」。昏迷了四十七天後，儘管家人不斷祈求禱告，最後還是因腦出血，引起中樞神經衰竭死亡，享年四十三歲。

「她幾乎沒有什麼私人生活，大部分的時間都奉獻給了工作，幾乎是沒日沒夜工作，有種不要命的拚勁。」洪孟鈞（化名）描述姊姊洪芳瑜就像拚命三娘一樣，生活幾乎就是以工作為重心，朋友圈不是同事，就是記者。她在家中排行老大，但工作忙到幾乎沒有時間約會，始終是小姑獨處。

夢與真實之間

曾與洪芳瑜工作結識的媒體友人小Ａ，在臉書寫下一篇紀念短文。小Ａ再也沒機會見到洪芳瑜，只有夢中才能相會。

「今天早上，半夢半醒之間，我到了一個像是記者會的場合，在人群中瞄見她的身影。我叫住她，她臉色非常疲憊，告訴我說她累了，想休息了。我們坐下，我坐在前排，她坐在後排。我轉頭握住她的手，想要說些鼓勵或安慰的話。還沒開口，她的眼淚流下。一瞬間我才發現，那現場不是記者會，是她的告別式，她是撐著一口氣，想回來參加自己的告別式。醒來，我問主耶穌，這夢是什麼意思？主耶穌沒說什麼。或許，就是一個紀念吧。再見了，。我會想妳的！」

洪芳瑜參加了自己的告別式，彷彿是要彌補來不及告別的遺憾。情節似乎荒誕，卻難分夢與真實的交界，因為真實的人生裡的洪芳瑜，一如夢中的樣子，非常疲憊，累了，想休息，卻總是得不到休息。

發病前三個多月，洪芳瑜就曾透露工作的勞累。她在 MSN 網路通訊軟體上向友人提及工作，字裡行間滿是焦躁疲倦的心情。過度忙碌的生活，讓她整個人糾結在負面情緒之中。

「我就一個人，一天也只有二十四小時，已經嚴重睡眠不足了，還要怎樣，所以你問我有沒有休息夠，哀！還真的沒有。」

「我儘量調整心情，因為我覺得好像就是會有不同的衝擊，每天來，負面情緒愈來愈強。」

我不認識洪芳瑜，但從照片上看來，她是個美麗又大方的人，充滿自信與活力，很少人可以猜出她的實際年齡，誰也料不到，她如此早逝。

在競爭激烈的電影行業中，她是非常認真工作的人，自我要求甚高，期許工作上能有最好的成績。她所負責宣傳的電影，類型相當多元，曾經感動過許多人，常常是叫好又賣座的大片，然而，在聲光娛人的大銀幕背後，她獨自承受著巨大的壓力、痛苦與孤單。

殺人於無形的「責任制」

洪芳瑜在美國紐澤西州就讀大學，主修商業管理。一九九五年畢業，隔年返台，從事公關企劃工作。二○○四年起進入電影公司，擔任公關經理。雖然名為經理，但底下並沒有助理協助她工作，行銷活動企劃與執行、媒體公關工作、新聞報導監測等，都是親力親為，就連雜事也得一手包辦，包括電影贈票、公關禮品的包裝與寄送等。

根據家屬描述，洪芳瑜因為擔任經理，公司聲稱她屬於「責任制」，她的工作沒有明確的上下班時間，龐大繁雜的工作量常常壓得她喘不過氣，回到家後仍然熬夜加班。

「曾經有三個人分攤五個人的工作量，這樣情況長達將近一年的時間。」一位已離職的同事形容說，行銷企劃部門加班幾乎是常態，公司對增加人事負擔的評估相當嚴厲而保守，人力非常吃緊。

電影公司的公關工作，包括了媒體曝光資料蒐集與分析、宣傳活動與記者會規畫、新聞稿撰寫、貴賓邀請、導演及演員宣傳行程規畫與住宿安排、媒體聯絡等大大小小的工作內容。身為公關部門主管的洪芳瑜，身先士卒，帶頭肩負所有重責大任。

在她發病前半年裡，至少負責了十一部電影的宣傳工作。

這些電影幾乎都是熱門大片，還有票房破億元的發燒片，一波接一波的宣傳活動，幾乎沒空檔休息。其中也有電影評價甚高，擠進奧斯卡金像獎入圍名單後，一路過關斬將，最後順利獲獎，電影熱度與話題持續延燒，更讓這部電影的宣傳期超過大半年。

電影得獎熱賣是好事，但背後苦的是公關人員，洪芳瑜最懂箇中滋味。

由於工作量大到無法負荷，人力嚴重不足，洪芳瑜因此向公司提出建議，希望能將「新聞露出報告」的業務外包，以減輕她的工作負擔。

何謂「新聞露出報告」？簡單來說，就是公關人員每日得翻閱所有報紙或雜誌，以及網路新聞，蒐集報導並統計分析，還需監看電視的相關報導。儘管是簡單的庶務，卻相當煩人，耗費相當多時間。

多次溝通後，公司雖然同意外包，卻因為編列經費過低，沒有廠商願意承接。洪芳瑜只好退而求其次，希望聘請工讀生協助相關作業，但幾個月後，公司又以成本考量為由，解僱了工讀生。幾經波折，這項業務最後還是回到洪芳瑜的身上。

除了大小工作推不掉，就在洪芳瑜發病前一週，公司突然又多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員工都須在上午九點半前到班，主張員工不應該以平時工作加班太晚，成為隔天晚到的藉口。

「如果可以早點回家，誰不想呢？」一名員工曾在內部會議上反駁，但公司主管仍認為，這是員工時間管理不良的結果，因此不為所動，嚴格施行「九點半到班」的制度。

事實上，台灣企業濫用「責任制」的亂象非常普遍，尤其是「上班打卡制、下班責任制」早已成為常態。企業往往利用員工的責任心，以及追求成就感的人格特質，使員工承擔超過負荷的工作量，達到降低成本的效果。由於人力吃緊，團隊作業更為緊密，同事間必須相互分工合作，衍生出「休假會害了同事」的心理壓力，進而自我剝削，以完成超量的工作。久而久之，員工都能趕在期限內交出成績，雇主也視為理所當然，不願再增加人力，扭曲了合理的職場環境。

洪芳瑜儘管職稱高掛「經理」，但與一般企業的經理不同，她身負經理職責，卻沒有指揮監督與任免人員的權限，實質上無非如同許許多多小上班族，長期飽受「責任制」三字剝削荼毒。

挑戰不可能的舉證任務

聽完洪芳瑜家屬的描述，我初步認為，洪芳瑜的工作狀況可能符合過勞死認定標準，死亡原因與職業的關聯性也很高。但是除了親友的描述之外，我們還需要更多證據──這也是處理過勞個案常遇到的困境。

洪孟鈞詢問了許多與洪芳瑜有過業務往來的朋友，包括媒體界或公關界，大家都願意具名證明過去與她工作上接觸的情形，初步得到了以下的描述：

Ａ︰「相較於其他美商電影公司，有很多人共同分攤工作分量情形。洪芳瑜在基本工作量上即超出其他公司許多。」

Ｂ︰「去年某知名導演旋風起，她一個人打點所有在台行銷公關事務，經常半夜三點收到她從公司發出來的 e-mail，隔天早上九點又在會場看到她。我驚訝︰『你有睡覺嗎？』她笑︰『有啦，有睡三小時。』某賣座電影的前後宣傳期加上意外的奧斯卡獎效應大約七個月，她就差不多維持了兩百多天這樣的作息。事實上，在這部電影之前，她一天也不過多睡了兩小時而已。我說妳這樣不行，每上一部片都花這麼大力氣，身體怎麼受得了？她嘴一撇，『那也沒有辦法！』我再問，這麼拚命，是不是外商公司待遇比較好？她大笑，『想太多，片子賣再好我們也不會多賺一點，只是不想丟台灣人的臉而已。』」

Ｃ︰「每當我詢問洪芳瑜何以在三更半夜仍持續工作？她表示因公司的人手不足，及公司政策不願加人，讓她必須一個人負擔兩個人的工作，白天時間做不完的工作項目，晚間回到家後仍持續加班。」

親友佐證歷歷，指出洪芳瑜超時工作的狀況，但這些內容僅止於描述，證據力仍然有限。因為違法責任制的關係，洪芳瑜完全沒有打卡紀錄，我們為了取得超時加班的舉證資料，試著從各方面去蒐證與突破，如同偵查刑事罪案般，不斷抽絲剝繭，企圖重建洪芳瑜真實的工作面貌。

我們試著從公司大樓出入的監視錄影器、個人記事本或手機行事曆等，找出蛛絲馬跡，但翻遍了相關資料，還是找不到有利的證據。

最後想到了她的個人電腦，她最常用的作業工具。

電腦、手機、悠遊卡現形

洪孟鈞在她家中電腦裡搜尋所有與工作相關的文件，發現光是在她發病前六個月內，存檔時間在夜間十點以後或早上八點之前的，竟然多達一百五十個檔案，足以證明她在夜間工作的狀況確實嚴重。

此外，我們查看她的手機，發現她頻繁使用手機通訊軟體What’s App，她的行銷企劃部門也成立了工作群組，溝通工作事宜。我們擷取她發病前六個月的對話，仔細分析，發現夜間十點到隔天早上十點之間，一般人早就關燈睡覺了，她還常常在跟同事聯繫公事。我們把這段期間的通聯紀錄列印出來，A4大小的紙，字級大小只有8，竟然印到三十八頁之多。

進一步分析，這段期間的國定假日與週末共有六十三天，這些休假日中，群組內出現工作討論內容的天數有四十五天，比例高達七一．四％，顯示除了夜間之外，洪芳瑜在假日也是持續不斷工作。工作無休的痕跡，在What’s App群組中表露無遺。

電腦存檔資料與 What’s App 的證明看似有力，但僅能拼湊出龐大工時真相的一角，還有平時的每日上下班時間，究竟要如何還原呢？我們又再次陷入舉證的困境。

此時，洪孟鈞突然靈機一動，想到了悠遊卡，因為姊姊上下班都是搭乘捷運與公車，悠遊卡的進出站刷卡紀錄，儘管無法精確呈現上下班時間，但平常洪芳瑜離家就是去上班、離開辦公室後就是返家，悠遊卡的進出站紀錄，至少可以描繪她出勤的大致輪廓，提供勞動部作為認定工時的參考依據。

於是，洪孟鈞拿著姊姊的悠遊卡去查詢進出站的紀錄，一天、一天地對應刷卡時間，製表，統計，最後發現姊姊每日的工時幾乎都超過十二個小時，此時工時概況總算被拼湊出來。對比龐雜的悠遊卡資料，絕非小事，洪孟鈞為了找出真相，特意辭去工作，專心處理職災認定的事務。他前後花了一個多月時間蒐集相關資料，每一筆資料都有系統地整理，檔案匯整得非常仔細與完整。

此時，證據已相當充足，我們便將所有資料轉寄給勞動部，啟動過勞專案的調查認定。經過五個多月的勞檢人員訪查與醫師評估，勞動部終於通過了洪芳瑜過勞死的職業病認定，這也是以「通訊軟體」作為過勞死舉證資料的首例。

通訊加班，過勞惡化

事實上，上述案例恐怕並非僅是個案，台灣勞工的長工時，已是全球排名第三，僅次於新加坡與墨西哥，而主管隨時透過通訊軟體指派工作的情形愈來愈普遍，使得超時加班問題更形惡化。勞工即使在下班後，仍處於隨時待命的工作狀態，若訊息「已讀不回」，又擔心隔日上班會遭到主管責難，無形的壓力，讓勞工處在精神緊繃狀態中。

依照勞保局統計年報，二○一一年因過勞導致傷病、失能或死亡的案件共有八十八人，二○一二年過勞案件更高達到九十二件，雖然到了二○一三年有明顯下降，但仍有高達六十八人過勞，二○一四年則有六十七人。這四年來共有三百一十五名勞工因過勞而發病，其中有一百三十七件為死亡案例，平均不到五天就有一名勞工過勞，平均約十天就有一名勞工因過勞而死亡，過勞已經成為勞工職場上最凌厲的健康殺手。

在所有職業病死亡案件中，成因為「過勞」的比例從二○○九年的五○％，到二○一三年已增加至八六．四九％，遠超過「游離輻射」、「異常壓力」、「異常溫度」、「缺氧症」、「重金屬及其化合物」、「有機溶劑或化學物質氣體」、「生物性危害」、「礦工塵肺症及其併發症」、「矽肺症及其併發症」、「職業相關癌症」等因素，成為職業病死因第一名。

其他國家也同樣面臨「通訊加班」的問題，根據相關報導指出，德國的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發現，從二○○八年到二○一一年，德國人因心理因素而請病假的天數，成長超過四○％。因此，為了改善勞工因心理因素請病假的情況，德國金屬工業工會（IG Metall）提出相關因應政策，要求工會的相關企業，不得於下午六點十五分到隔天早上七點之間，轉發任何電子郵件到員工的手機。後來，包括福斯汽車集團等大型企業都沿用此政策，近期將在公司伺服器設置阻擋郵件的「虛擬水壩」，規定企業不得在下班時間轉發郵件到員工的手機。

相較之下，加班工時遠遠超越德國的台灣，卻不若德國積極，至今尚未針對「通訊加班」問題提出相關預防措施，使得勞工利用網路或通訊軟體在家加班的「工時黑數」愈來愈嚴重，洪芳瑜就是其中一例。

晚了一步的辭呈

二○一三年三月二十五日晚間約十一點，也就是洪芳瑜發病的前兩週，她與一名朋友在 MSN 上說道：「應該會有人被操死，但我不想當那個人，太浪費了！」

在這段對話中，洪芳瑜告訴朋友她的工作有多操勞，當時她應該已經察覺自己身體健康狀況出問題了，沒想到，一語成讖。

在蒐集洪芳瑜電腦中的資料時，洪孟鈞赫然發現了一封用英文寫給公司主管的求救信，存檔時間為二○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凌晨兩點四十分，約莫是她發病的前兩週，信件的前三段如下：

I don’t normally cry for help, but this time is quite serious, and I wonder if you could help!

一般而言我是不會討救兵的，但這次實在是相當嚴重，所以不知道你是否能幫我。

Health condition getting worse.

健康狀態已經愈來愈糟糕了。

As u knew what I told Marcel, I feel very lonely to do PUBLICITY alone all the way!

你知道我有跟Marcel說過，這一路上我總是獨自做公關的工作，我感到非常的孤單！

短短數語，道盡了工作的孤單與痛苦。我猜想，她在半夜寫這封信的心情，一定是充滿悲傷且感到孤立無援的。這封信裡，她明列需要處理的工作量，詳細計算各項工作內容所需耗費的時間成本，以及人力分配上的困難。她也反映，因為工作負荷量過大，導致工作成效不如預期等問題。

我總是全力以赴，想要達成公司的目標，累積最大的媒體效益。但是當所有的事情都擠到一起，我不得不放棄媒體的訪問，可是一旦錯過，我們又喪失了被報導的機會。

由此可以看出她在工作上盡心投入，卻因為人力不足，得不到理想的成效，讓她感覺很無力。其中的疲累、痛苦與身心壓力，讓人難以想像。

即使洪芳瑜已經向公司發出了求救訊號，她的工作狀況卻仍舊沒有改善，公司的主管高層中，沒有人願意伸手挽救這一場悲劇。公司不僅視若無睹，甚至還改變工作規則，要求員工必須在上午九點半之前進辦公室，這更加重了她的工作負擔，身心完全無法得到適當的休息。

困坐愁城的洪芳瑜，其實也曾經試圖轉換跑道，只是動作比死神慢了一步。在洪芳瑜電腦資料中，我們也發現另一份文件，存檔時間是二○一三年四月六日凌晨兩點五十三分，距離她發病只有三天，那是一份新製作的履歷表。長期的工作壓力，屢次向公司反映卻得不到下文，洪芳瑜對公司已經徹底失望，因此打算要另謀他職。在她正要提出辭呈之際，身體已經因長期超時加班，以及負荷的工作壓力過重而崩垮，一條珍貴的生命就此殞落。

我只要我的女兒回來

「芳瑜最後一次打電話給我，就是說她覺得工作好累，想辭職了，我每次只要想到這個，我的心就好痛！」洪媽媽回想女兒的經歷，眼淚撲簌簌地落下。

她後悔當初不夠堅決，沒有勸女兒早點離職。職災突如其來，讓家屬措手不及，往往會回想著當初若是如何如何，就能避免憾事發生，因而陷入自責的負面情緒之中。

洪媽媽曾經因為學歷不高，遭人批評嫌棄，因此，她下定決心要栽培女兒，希望女兒不要和她一樣被歧視，能自信地過日子。自從女兒高中畢業後，她便將女兒送到美國讀大學。洪媽媽當時在醫院擔任看護，幾乎全年無休地工作，為的就是支持女兒在美國的生活。洪芳瑜並沒讓媽媽失望，不論在課業或工作上，始終都有很亮眼的成績。沒想到，最後竟因為工作丟了性命。洪媽媽痛哭道：「她是我最寶貝的女兒，我只要我的女兒回來！」

職災結果往往是不可逆的，所帶來的不只是勞工身體上的病痛，還有家屬巨大的心理創傷。尤其，在爭取職災補償及賠償過程中，雇主常常為了卸責，反將職災發生因素歸咎於勞工，這對勞工與家屬更可能造成二度傷害。

※ 本文摘自《過勞之島》，原篇名為〈夢工廠裡的血汗人生〉，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