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蕙慧
本文原載於作者臉書,經同意後轉載

九十多年前於一戰前後兩趟印度旅行的佛斯特,寫下了他在這片英國殖民地所見的偏見與對立。

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統治階級之間心態的歧異、男性與女性、西方與東方、國族或社會認同的我與本然的我⋯⋯

在一件疑似性騷擾的犯罪事件𥚃,呈現衆人立場與關係的彼此角力,介入其中的各方人士或勢力,要的只是堅持既定的判準,真相在審判之前毫無重量。

然而,這時候受害者、也是提告人,來自英國的奎斯特小姐,最終出面做出了她的決定。

這個決定有著極大的意義,對於人的良知秉持了深度的期許。

也許,這正是我們近百年後讀《印度之旅》(1924)仍產生強烈共鳴的原因——類似事件持續重演,我們需要更多內在的反省與採取行動的道德勇氣。

多次前往印度研修的導讀人婉瑩是怎樣看待百年後我們還需要讀《印度之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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