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場上的禁藥史──安非他命曾是運動員寵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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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蘇上豪
十九世紀末重新舉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正好迎上歐美新一波「致幻毒品」（narcotics）的濫用浪潮，為了表現得更好，運動員不免俗地使用了這些「藥品」，而其中就屬惡名昭彰的「古柯鹼」最受歡迎。
古柯鹼是古柯葉最主要的萃取物，一八六二年由德國生化學家艾伯特．尼費（Albert Niemann）所萃取出來。它可以讓人提振精神、忘卻饑餓，甚至忘記疼痛，繼鴉片之後，很快變成讓人上癮的新寵。為什麼人類可以享用古柯鹼的神奇功能呢？這得從西班牙人登陸了美洲大陸，瓦解印加帝國說起。
據歷史學家的研究，南美洲印地安人早就知道古柯葉的妙用──嚼食之後可以增加力量，不會感到饑餓，甚至顯得更有男子氣概。可惜它幾乎由貴族把持，不是一般大眾可以隨意享用的，至於嚼食的方法和臺灣名產──檳榔有異曲同工之妙，古柯鹼和貝殼磨的粉（主要成分是碳酸鈣）一起嚼食效果會更好，和臺灣民眾喜歡將石灰與檳榔拌在一起使用的道理相似。
印加帝國滅亡之後，古柯葉變成平民百姓都可以享用的福利。西班牙人觀察到這種葉子的效用，利用來控制奴役的印地安人，據《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Las Venas Abiertas de América Latina）作者愛德華多．加萊亞諾（Eduardo Galeano）所描述，十六世紀拉丁美洲的銀礦產地波托西（Potosi），每位被壓榨的印地安工人平均花在古柯葉的錢，和壓迫他們的西班牙人購買歐洲來的昂貴服飾差不多。據文獻紀錄，每年大約有一百萬公斤的古柯葉被送到波托西，教會的主教、修士還從古柯葉的什一稅裡得到可觀的收入。
這麼好用的東西，西班牙人當然不會輕易讓它流回歐洲，所以大抵在十八世紀之後，歐洲人才能好好研究這個植物，尤其是等到科學研究進步，尼費才能將主要成分「古柯鹼」萃取出來。
風靡大眾的古柯鹼
古柯鹼甫一上市，立刻大獲好評。它的作用強大，能讓精神愉悅、減低食欲，還有止痛效果，甚至減輕鼻塞症狀；由於使用方便，可以加入溶液裡，很快變成提振精神的藥物，或化身為鼻噴液及牙痛滴劑，有商人甚至將它加入酒裡成為養生藥品。
當時古柯鹼在歐美社會裡有多風靡，可從下列例子看出端倪。各大都會的藥房，例如巴黎、維也納、倫敦、紐約都能輕易買到；而在酒吧裡，工人下班後最期待的，就是所謂的「藥物派對」（drug party）或「五點派對」（five o’clock party），在威士忌、香檳或任何飲品裡溶一點古柯鹼助興。
藝文界也逃不了這股浪潮。最有名的莫過於《金銀島》（Treasure Island）和《化身博士》（Dr. Jekyll and Mr. Hyde）的作者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這位不忌諱表示以鴉片來治療失眠的作家，使用了古柯鹼便無法自拔，因為抽鴉片比較麻煩，而且有昏昏沉沉的感覺，有興奮作用的古柯鹼讓史蒂文生輕易地愛上它。有人推論《化身博士》裡另一個令人厭惡的主角海德（Hyde），原型應該就是他自己使用古柯鹼後的描寫，才會如此充滿邪惡與暴力。
第二個有名的例子是英國作家柯南．道爾（Arthur Ignatius Conan Doyle）筆下的福爾摩斯（Sherlock Holmes）。他的作品《四簽名》（The Sign of Four）裡，就描述了這位聞名於世的大偵探，他在好友華生（John Hamish Watson）醫療界人士面前，自己注射所謂「七％溶液」的古柯鹼，而且令讀者驚訝的是，福爾摩斯手臂上已針孔密布。
普羅大眾，甚至作家因古柯鹼而沉淪，醫師呢？我們從歷史的蛛絲馬跡中可以發現，有些人也不能倖免於難，擅長精神分析的大師佛洛伊德以及被公認為「現代外科之父」的霍斯德（William Stewart Halsted），終其一生都為毒癮所苦。
前面章節談到的可口可樂，目前仍在全世界販賣，是世界上最受歡迎的飲料之一。當時就是由鴉片成癮的藥師彭伯頓發明，商標中的Coca，就是用來告訴消費者其中含有古柯鹼。販賣二十年之後，古柯鹼變成違禁品，才將它從飲料裡剔除。
在這樣的背景下，可以想像一八九六年恢復舉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運動員一定也會加入這股濫用禁藥的浪潮。歷史學家說大概是從法國的自由車選手開始，他們利用古柯鹼做為增加體能的方法，激發出更大的潛能。當然並非只有古柯鹼成為運動員的選擇，舉凡可以做為興奮劑的藥物，都變成提升能力的混合物。每個人都有獨門的雞尾酒式配方，不外乎幾種主要成分如白蘭地、咖啡、古柯鹼，甚至是鴉片、海洛因等都被拿來利用。因為是不傳之祕，沒有人敢將自己的成分大剌剌地公布，免得讓別人知道這種「偷吃步」的行為。
一九二○年代之前，嗎啡、海洛因、古柯鹼並未被列為毒品。為了想在國際舞臺爭取好成績，很多運動員幾乎淪為毒蟲；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上述藥品逐步被管制，讓運動員急於尋找替代物，於是另一種明星藥物的出現，彷彿成為這些選手的聖杯。
安非他命成為運動員寵兒
我說的就是目前名列各國管制的毒品──安非他命（amphetamine），它的崛起與受運動員歡迎的程度，可能是一八八七年合成它的德國化學家拉扎．埃德利努（Lazăr Edeleanu）始料未及的。
剛開始安非他命沒有被當成藥品，但在多位科學家的實驗後發現，它具有緩解黏膜充血及支氣管擴張的作用，於是一九二七年，藥廠史密斯．克萊恩＆法蘭區（Smith, Kline & French）將它做成吸入劑形式，以「苯丙胺」（Benzedrine）為名上市，做為緩解鼻黏膜的使用。沒想到隨著使用的人數增加，科學家很快發現苯丙胺有令人心情愉悅、認知能力增加、疲勞減輕和消除饑餓感的效果，於是它被做成藥丸，增加了用途，不只用於擴張支氣管，也用來治療小孩的嗜睡症。
人們慢慢知道苯丙胺有提神的功能，不只買來吸食，甚至藥瓶內浸過藥水的包裝紙條也不放過，有不少人把它捲成小球混入酒精與咖啡裡飲用。這種小球被暱稱為「Bennies」，一九六○至一九七○年代美國著名的搖滾樂團「地下絲絨」（The Velvet Underground）有一首歌叫〈White Light／White Heat〉，就是描述吃下這種小球混合飲料的種種反應。
安非他命流行的時間正值二次世界大戰，不管是同盟國或軸心國，前線士兵被配給安非他命，以應付高張力的攻擊行動，日本神風特攻隊隊員被強迫服用安非他命，也是同樣的道理。不難想像在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戰士解甲歸田後，自然將安非他命各自帶回家鄉，促成另一波大流行。之後奧林匹克運動會復辦，也不難預期由它主宰全世界運動員的禁藥市場。直到一九七○年代美國宣布安非他命為毒品之後，它才慢慢被新興合成的類固醇取代。
現在或許很難想像安非他命在當時被濫用的恐怖情況。一九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羅馬奧運會上，丹麥自由車選手簡森（Knut Enemark Jensen）忽然在一百公里計時賽場上昏倒，造成顱骨骨折，雖然馬上被送到醫院急救仍回天乏術。他是奧運史上第二位在賽場上猝死的選手（第一位是一九一二年在馬拉松競賽中死亡的選手，死因是中暑造成熱衰竭），歸咎其死因可能是當天的高溫，不過遺體解剖後發現簡森血液中有安非他命的成分，以使用所謂禁藥的標準來看，他是目前公認的第一條冤魂。
其次談到的是職業運動風行的美國，不難想像使用安非他命幾乎達到沉淪的地步。例如一九六九年美國職棒大聯盟聖路易紅雀隊（St. Louis Cardinals）的隊醫米多曼（Middleman），接受《運動畫報》記者吉柏特（Bil Gilbert）訪問時，曾眉飛色舞談到他以和「藥房同等級」的準備來替球員們服務：「我們經常使用安非他命……也用巴比妥酸鹽的藥物Seconal、Nembuta、Tuinal……也會用到抗憂鬱劑，如Tofranil、Valium。但不要以為我們是使用藥物的大本營，東岸和西岸的球隊用得更多。」
米多曼的發言指出藥物濫用不只有安非他命，舉凡其他的鎮定劑、抗憂鬱劑等，都可由他輕易提供。更重要的是這種藥物濫用的情況已不局限於零星運動員，而是為了達到勝利的要求，整個職業球隊使用禁藥、增強體能已是常態。至於有沒有影響健康，雖然當時不是那麼清楚，卻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了。因為不跟著做，可能就會輸給別人。
雖然安非他命帶起運動員另一波濫用藥物的高潮，緊接著有更多人沉淪，而照顧他們的醫療人員殆忽職守，甚至為了加強作用，混合使用不同效果的藥物，尤其在一九五八年合成類固醇（steroid）問世之後，這些人似乎找到了萬靈丹。
運動員、政治人物喜愛的合成類固醇
合成類固醇的問世多虧美國醫師齊格勒（John Bosley Zeigler），他是一位熱愛塑身及舉重運動的選手，一九五四年擔任美國舉重隊的隊醫，一起去維也納比賽。比賽空閒時，他與俄羅斯隊醫把酒言歡，對方不斷問他：「給舉重選手用什麼特別處方？」齊格勒沒有特別的藥方，於是反問對方。
俄羅斯隊醫並不藏私，說他提供睪丸酮（testerone）給隊員。回到美國後，齊格勒自己試著服下低劑量的睪丸酮，發現體能力及持久度都有增加。但是睪丸酮的副作用會傷害健康，齊格勒決定自行研究藥物。最後在希巴（Ciba）藥廠幫忙之下，合成了第一種類固醇「大力補」（Dianabol），並於一九五八年在美國上市。
齊格勒給整個美國舉重隊服用大力補，但在一九六○年羅馬奧運會還是輸給蘇聯代表隊。他知道失敗是因給予劑量不足，但並沒有昧著良心，繼續給舉重隊員增加劑量。因為從動物實驗得知，如果要達到驚人的效果，得提高劑量二十倍以上。可惜其他運動員或隊醫沒有這樣的警覺性，大力補問世之後，愈來愈多人發現不管是單獨使用，或是加入之前雞尾酒式藥單裡，都可以讓運動員更強壯、更具爆發力，達到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誠如一九六○年代叱吒美國足球界的「聖地牙哥電光隊」（Chargers，現已搬到洛杉磯），其體能教練羅伊（Alvin Roy）每天在隊員早餐裡加入粉紅色的小藥丸，而隊員不知道那是大力補，結果他們成為第一支由類固醇打造的球隊，不只在聯盟裡以十一勝三敗的戰績打入超級盃，還在決賽裡以五十一：十痛宰對手波士頓愛國者隊。
你可能會覺得不可思議，但在那個時代，運動員和醫師都不知道亂吃藥所造成的風險，連政治人物也是此道的愛好者。據歷史學家透露，為了維持體能與形象，加上保持專注力，約翰．甘迺迪（John F. Kennedy）擔任美國總統期間，更是靠著私人醫師雅可布森（Max Jacobson）給予安非他命和類固醇，撐過大大小小的公開場面。
有人可能認為我所敘述的故事有很大的疑問：一是當時的人們都瘋了嗎？二是掌管國際體育賽事的組織都瞎了眼嗎？
回答這兩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去除事後諸葛的盲點，才不會有思考謬誤。一九七○年代前，雖然了解服用那些提升表現能力的藥物有危險，但有什麼危險，確實沒有大規模的科學論證可以參考。運動員知道利用禁藥可以提高表現，讓身體變強、變壯，也是為了討生活；而另一方面也顯示，舉辦國際賽事的組織除了提供獎金與名聲外，對這些利用「捷徑」的選手沒有什麼約束力，也無從監督，雖然早在一九二八年，國際運動員聯盟（The International Athletics Federation, IAAF）曾想明令禁止運動員為了比賽而服用藥物，只可惜幾十年過去，成效始終不彰。
和多數執政者一樣，總要等出了人命才會得到檢討與整頓。一九六七年環法自行車賽場上，曾被英國國家廣播公司選為一九六五年年度運動風雲人物的英國自行車選手辛普森（Tommy Simpson），因服用了過多安非他命與白蘭地混合物而在比賽中身亡。辛普森的死終於促成國際奧委會成立了相關醫療委員會，誓言對抗運動員不當服用藥物的情況，並且首度將興奮劑、麻醉性及合成類固醇列為禁藥，之後逐步擴大禁藥範圍，如睪丸酮（一九八三年）、咖啡因（一九八四年）、乙型阻斷劑（B-blocker）、利尿劑等，截至二○一六年公布資料顯示，被列為禁藥或方法的總共有三大類、十四項，琳瑯滿目，不勝枚舉。
這些藥物或方法被列入禁止之列，正是運動員與國際組織不斷鬥法的結果。不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從一九六八年到現在，發生不少有趣或不幸的事情。一九八三年泛美運動會，由於監測禁藥的檢驗方法愈來愈進步，事前得到通知的美國隊選手以各種理由退出比賽，其他國家心虛的選手聽到風聲也跟著打道回府，也有些存著僥倖心理的選手繼續參賽，其中有十九個人被揪了出來。與國際體育組織鬥法的人當中，許多名將紛紛中箭落馬，例如一九八八年漢城奧運百米金牌得主、加拿大選手強森（Ben Johnson）因使用禁藥類固醇Stanzolol被拔掉金牌。可惜他不知悔改，一九九三年因再次檢驗出禁藥成分，被終身禁賽；而強森的同袍隊友、加拿大滑雪板金牌得主雷巴格利地（Ross Rebagliati）被檢測出大麻而繳回一九八八年冬季奧運的金牌。其他名將如英國短跑女子好手莫達爾（Diane Modahl）、美國職棒大聯盟單季七十發全壘打締造者馬怪爾（Mark McGwire）、瑞典五項好手李恩沃（Hans-Gunnar Liljenwall）等運動選手都被查出使用禁藥，簡直「族繁不及備載」，如果將涉及禁藥的人編成一本索引，可能真的是「罄竹難書」。
各個國際體育組織在國際奧委會邀請下，一九九九年二月二日到四日，群聚於瑞士洛桑（Lausanne），商討對付禁藥的方法。不只公布了重要的《洛桑宣言》（Lausanne Declaration on Doping in Sport），更促成世界反禁藥組織於該年成立。上述宣言揭櫫六個目標，最重要的當然是運動教育與防止禁藥使用，惟有如此，才能維持競賽的公平性與透明原則，保障運動員的健康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