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伊恩.歐佛頓

我曾被蒙上眼睛,走在菲律賓南部潮濕的小徑,去跟爭取獨立的叛軍團體見面,也曾坐下來和難民營的武裝衛兵交談,這些衛兵的存在是阻止大屠殺的唯一方法,槍似乎是防止人權悲劇的唯一工具,也是可能造成人權悲劇的一大威脅,這種左右為難在在讓我留下印象。

擁有獵槍的權利也一直讓聯合國的槍枝交易協議傷透腦筋,紐西蘭的毛利族乃至加拿大依努特伊族等,一再表達原住民有延續傳統的權利,也一直是值得關切的問題。

但情況是,聯合國公約確實認知到自衛和狩獵等合法權利,國際社群原本可以兩者兼顧,但問題是為何有這麼多生產槍枝的國家不簽署槍枝公約?部份答案是因為有些特殊的人在背後,那就是有強大金主作靠山的擁護槍枝遊說團體。

* * *

湯姆等我點完餐後,才說他要點什麼。我那難過的飢餓感早就不再,但還是猶豫該吃什麼,我猜他是要看我能吃多少再點的比我少,不然就是單純不餓;當你跟擁護槍枝的說客用餐時,這種事很難說。顯然活力早餐的重點不在早餐,而在活力(power)。

一九九○年代中,全球四十五個擁護槍枝的團體結盟,取名為「射擊活動的世界論壇」(World Forum on Shooting Activities),宣稱代表全世界超過一億的運動射擊者,包括巨獸般的美國槍枝遊說團體「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簡稱NRA)的成員在內,目的是來跟主張解除武裝的聯盟互別苗頭。

湯姆.梅森(Tom Mason)是世界論壇派駐聯合國的說客,他看起來很稱職,就像從田納西.威廉斯豐富想像力誕生的人物,短小精悍、下巴不留一絲鬍渣,在俄勒岡州波特蘭市擔任律師,那是最堅持保有狩獵和射擊傳統的一州。他點了麥糊(因為穀物片熱量太高)後,開始談論擁護槍枝的遊說,如何影響對抗武器非法買賣的聯合國行動綱領。

「很多很……『開明』的政府,我特別強調開明,或者你也可以用『左派』政府,還有一些反槍勢力試圖制定行動綱領……他們的努力成果很大程度被約翰.波頓(John Bolton)削減。」

約翰.波頓,知名的美國新保守主義者,擔任過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而他最讓人印象深刻的,第一是他雜亂的銀白鬍鬚,第二是雖然他主張「沒有所謂聯合國這種東西」,他還是當上了聯合國大使。他認為只有國際社群,而且這個國際社群只能被全世界僅存的超級強權美國領導。

湯姆身上當然帶有任何超級強權都免不了的意識形態傲慢,他說,人從一開始就擁有攜帶武器的權利,「約翰.波頓說,任何行動綱領都不能影響民用槍械。」

我想知道他現在在做什麼?波頓擔任 NRA 的國際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不是他還會是誰?

波頓身居高位,試圖在武器交易公約的談判上作梗,例如他說公約會限制承認槍枝權利國家的自由,會「專門約束美國,這點最重要」,國際特赦組織指名要求 NRA「取消扭曲事實的宣傳」,但是災害已然造成,扭曲事實的行為相當普遍,謠言滿天飛。

各種小動作在在暗示,聯合國制定公約是為了扼殺憲法第二條修正案,使美國政府對槍枝擁有者建立登記制度,並趁著國會休會期間簽署成為正式法律,但這些全都不是真的。連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的人權中心(Center for Human Rights)都表示「擬議的公約不太可能危及第二條修正案的權利」,否則「公約本身就會喪失法律效力」。

我問湯姆關於波頓的事。「他是從國內的角度來看這件事嗎?換言之,是從美國憲法第二條修正案的角度嗎?」

「很大程度是的,」湯姆說。他們稱之為遊說的保守說法。

我再度體認到,憲法第二條修正案造成的深遠後果遠超越美國邊境,不僅在走私武器進入墨西哥和中美洲方面,也破壞國際公約,並影響公約中限制世界各地槍枝造成傷害的辯論。因為如果連世界最大的槍枝生產者都不肯合作,那你就有麻煩了。

就連莫三比克的阿比諾都受到影響。「二○○一年的某天,有個 NRA 的成員來到我的辦公室,」他說,「他來不是要把槍銷毀,而是問我們能不能把槍交給 NRA。」NRA 的人竟然長途跋涉來到一個不久前才有一百萬人死於槍下的國家,而且還要求買他們剩下來的槍,令我驚訝萬分。

於是我問湯姆,他以什麼理由反對把槍賣到長久以來有侵害人權記錄的政府,但是八面玲瓏的湯姆回答的很圓融。

「當沒有人能定義何謂侵害人權時,基本上就很難反對侵害人權,」他說。「一些左派或反槍組織的確可能會到某個製造和出口槍械的國家,跟當地政府說,『我們反對你們把槍出口到美國,因為美國在槍械方面侵害到人權。』」

有件事是清楚的。想了解全球對槍枝宣戰的行動如何遭到破壞,必須了解憲法第二條修正案和槍枝是如何在美國被遊說。而當地最厲害而且必定最具影響力的說客,正是 N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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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四年,NRA 第一百四十三屆年會上,行政副總韋恩.拉皮爾站上講台。條紋領帶和灰黑色西裝讓他看起來精明幹練,而他的警告卻充滿火氣和煙硝味。

他談到一些高尚美好的事。他譴責職場霸凌,讚許親切的小舉動,他說美國有些人在街上看到棄兒會逕自走過去,「但我不會,」我想。拉皮爾說,NRA 的會員也不會幹這種事。

這番話會讓你以為,NRA 的會員一定都是好人,畢竟就像拉皮爾說的,他們參與棒球小聯盟的活動、上教會、守法,不會棄孤兒於不顧;既然如此,有什麼理由不喜歡他們呢?他重複「我們是一群好人」了幾十次。根據二○一二年的蓋洛普民調,百分之五十四的美國人也認為 NRA 是一群好人。

很難提出異議。我在美國各地的旅行過程中,遇到過許多善良踏實的 NRA 會員,他們有時憤怒、有時多疑,但多半是懷有恐懼的,且絕大多數是吃苦耐勞的人,有其魅力和可愛的地方。一篇報紙的評論將他們對槍的觀點做了最佳摘要,「擁有槍不是對男子氣概的荒謬幻想,而多半被認為是攸關個人安全的事,就像新款福特小卡車上的安全氣囊。」

觀眾幾乎清一色是身穿格子襯衫的男性,有著粗壯的手臂和濃密的鬍鬚,他們點頭稱是,偶而鼓掌叫好,拉皮爾彷彿在對唱詩班傳教,但我感興趣的不是 NRA 的組成份子,而是他們的領導者和說客們所採取的步驟和方法,特別是談論個人安全之類的事。

拉皮爾在領導論壇採取比較陰暗的調性,他說美國人買的槍枝和彈藥比過去還要多,不是要惹事,不是的。「我們已經知道自己身在麻煩之中。」他的話預告不幸的事即將到來。「有恐怖份子、私闖民宅者、毒梟、劫車者、暴力遊戲玩家、強暴犯、憤世嫉俗者、校園殺手、機場殺手、購物中心殺手、路怒症殺手,還有企圖以一波波大規模暴力來破壞輸電網格、毀滅我們國家的殺手,或是可能摧毀社會的有毒化學物質或疾病……我們必須靠自己……存亡的關鍵在於當你只能靠自己的時候,阻止帶槍歹徒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帶槍的好人!」

這是預示災難即將到來的畫面。他甚至警告他會因為「狂熱地宣傳恐懼」而遭到嘲笑,這招真聰明。如果預先說一定會遭到批評,就會把批評的殺傷力減輕,但他的話令我不解。拉皮爾的辯詞似乎跟NRA一直掛在嘴邊的「愈多槍等於愈少犯罪」相抵觸,他們自己的標題寫著,「槍枝擁有數創新高,全國的兇殺率幾近創新低。」他們無法二者兼得不是嗎?在此同時,拉皮爾又說起生命威脅愈來愈普遍而且嚴重,美國的武裝程度從沒比現在更高,既然如此,他幹嘛說這些?

他的演說顯然沒有考慮邏輯以及是否跟其他主張有扞格之處,而是為了激發情緒,安娜.瑪莉.考克斯(Ana Marie Cox)在《衛報》寫到,他傳遞的基本訊息是,「把錢給 NRA,好讓我們創造合法的環境,讓槍枝製造商賺更多錢,這樣他們就可以給我們更多錢。」

NRA 當然不是個窮單位。近半數資金來自五百萬會員的會費,但最大筆錢來自槍枝產業,對外的宣傳活動宣稱自從二○○五年以來,包括八家公司在內的「企業夥伴」捐贈高達六千萬美元給 NRA,「致贈的金錢共超過一百萬美元。」令人驚訝的是,NRA 還會送給捐款一百萬美元以上的槍枝公司總經理,一件個人專屬的金黃色外套。

這是良性循環或惡性循環,端看你從什麼角度來看──用賣槍的獲利資助遊說團體,確保人民有權購買更多槍。

而且很多遊說活動正在進行。二○一三年 NRA 花費三百四十萬美元從事私下運作。問題當然是,是誰在幕後操縱的?是製造商,還是說客?我問「停止槍枝暴力聯盟」(Coalition to Stop Gun Violence)的執行董事賈許.赫洛維茲(Josh Horowitz),他的回答很直接,「一般人總是說,『哦,產業控制 NRA ……他們給 NRA 很多錢。』他們確實給很多錢,但那跟敲詐勒索的錢幾乎沒兩樣。『你們要給我們這些錢』,或者『不要在安全性方面創新……不要裝置更好的板機鎖,否則我們就抵制你們。』」

他說的有道理。柯林頓執政期間,史密斯威森承諾幫助防止槍枝被賣到非法市場,沒想到這決定幾乎讓這家公司倒閉。NRA 煽動抵制這家公司,最後史密斯威森的營業額也大減百分之四十。

簡單來說,NRA 吃定了美國的槍枝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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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樹乘載這裡的記憶。麻薩諸塞州這一帶的其他城鎮,正沉浸在萬聖節的愉悅中,你可以在沃爾瑪買到好多食屍鬼和小妖精,到處都是美國歌德式想像的卡通恐怖人物,樹上掛著咧嘴微笑的骷髏或是發光的南瓜。

但這裡全都沒有。

這一年,所有的裝飾都因為桑迪胡克而暗淡無光,絲帶取代骷髏,蠟燭取代滴淌的血,因為不到一年前,蘭薩在這條路前方的小學,殺了二十六名學童和大人。

開車進入桑迪胡克就像進入禁區,我想去那裡的街上走一走,看看店家,和當地人談談二○一二年冬天發生的事。但我沒辦法下車,我覺得自己像個侵入者,而且是個卑鄙的侵入者,或許我到目前為止已經去過太多類似的安靜街道,芬蘭和挪威的記憶還在腦中揮之不去,新聞採訪已經演變成黑暗的工作,而我覺得我在這裡沒有容身之處。

我經過學校,外頭有個告示牌。那裡現在是營建工地,未經許可的車輛一律會被攔下不准進入,我繼續開車直到通過這個鎮的外圍,我把車停在那裡,走進當地一家咖啡店。

牛頓市的星巴克大致上乏善可陳,一面牆上掛了一張愛德華.哈波(Edward Hopper)的《夜鶯》(Night Hwaks),一邊的檯子上擺了顏色鮮豔的錫罐,要為食物銀行(Faith Food Pantry)募款,我走向頭髮稀疏,面帶微笑的店經理,他很快了解我來這裡的原因,立刻表示很抱歉無法交談,跟我說話令他不自在,他反映了我當時在那裡的感覺。

我來到這間咖啡店,是因為在槍擊案發不到一年,二十幾位槍枝權利的支持者在此集合,對星巴克不禁止顧客攜帶槍枝到店裡的政策表達感激和讚賞,有些人穿著野戰裝、攜帶手槍而來,但情況讓他們失望了,店門是關的,告示牌寫著,「基於對牛頓市的尊重以及近來這裡經歷的一切,我們決定今天提早打烊。」

不過,此舉成了全國新聞。當地人怒不可遏。其他地方的星巴克因為在准許公開攜帶槍枝的州,准許人們公開攜帶槍枝到他們店裡而遭到反槍團體批評;但是正當土地上才剛剛放入一具具小到不忍直視的棺材,支持並擁有槍枝的人們竟然來到這裡表達政治主張,真是讓人難以理解。

遇到類似情況時,有時我會努力尋找任何跟支持槍枝的遊說團體之間的共同觀點。冒犯到某些人的,不光是槍枝說客所做的事,兩個團體甚至打算在二○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桑迪胡克大屠殺的一周年紀念日,辦一場「槍拯救生命」的活動;另一個團體免費送槍給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市居民,那裡距離警衛喬治.辛默曼(George Zimmerman)槍殺手無寸鐵的黑人少年崔逢.馬丁(Trayvon Martin)而引發爭議的地方,僅僅二十英里遠。

類似的行動引來眾怒,但凡受矚目的美國槍擊事件後,卻老是上演令人喪氣的類似戲碼,人民要求加強管制武器的取得,接著立刻遇到主張人民有權擁有槍枝的大鐵板要求辯論,最後支持槍枝的遊說團體勝出。

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大規模槍擊事件後,政府會引進一些方法防止憾事重演,就在亨格福特(Hungerford)和鄧布蘭(Dunblane)大屠殺後,英國政府引進較嚴格的槍枝管制措施,當紐西蘭的阿拉摩亞納(Aramoana)有十四人被殺,終身槍枝許可證就被取消,改為十年有效。二○○二年德國埃爾福特(Erfurt)屠殺十六人的案件,使得二十五歲以下的人購買槍枝要接受心理健康篩檢;一九九○年代中澳洲亞瑟港的大屠殺,讓保守派政府禁止自動和半自動武器,並且發起全國的槍枝買回計畫。

這些法律都發揮效果。一九九五至二○○六年間,澳洲的槍械殺人案件下降百分之五十九,一九九六年立法之前十八年間發生十三起大規模槍擊事件,造成一百零二人死亡,而自從引進法律後就不再有屠殺事件,二○○八至二○○九年間,英格蘭和威爾斯有三十九起犯罪致死是跟槍械有關,兩地人口約為美國的六分之一;二○○八年,美國有大約一萬兩千起和槍枝有關的殺人案件。

但美國的情況不同。這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在發生過大規模槍擊事件後,將槍枝法律放鬆而非綁緊的國家,在一九九一年德州大規模槍擊事件造成二十一人被殺後,該州推動一項法律准許夾帶武器。其他州也跟進。

即使在桑迪胡克大屠殺後,人們也呼籲增加而不是減少槍枝。那天以後,美國有二十七州通過九十三項法律以擴大槍枝相關的權利,包括讓人們夾帶武器上教會,有些學校甚至同意老師配備武裝到學校,許多槍械擁有者因為擔心槍枝管制,甚至囤積數百萬枚槍彈,購買的數量多到影響全球供應量,連澳洲的槍彈存貨都因而短缺。

人們對安靜小鎮桑迪胡克發生的事所表現的恐懼,NRA是以更多槍而非更少槍以為因應。他們支持一項「學校庇護」的提案,呼籲每所學校聘請武裝警衛來加強校園安全。拉皮爾向媒體表示,唯有帶槍的好人能阻止帶槍的歹徒,牛頓市大屠殺後一個月,出現了可以用來測試射擊手精準度的應用程式,名叫「NRA:練習靶場」(NRA:Practice Range),建議給四歲以上使用。

實情是,桑迪胡克大屠殺發生前一年半,美國十七起槍擊事件有十七人死亡,桑迪胡克發生後一年半,六十二個案件造成四十一死,增加了百分之一百四十一。過去十年,來美國的大規模槍擊事件持續增加中。

許多美國人對預防大規模槍擊事件感到萬分無力,於是一家奧克拉荷馬的公司賣防彈毯來保護學童,這種毯子厚度八釐米,據他們的說法能用來防護校園槍擊事件所用的九成武器。

到頭來,槍枝遊說造就一個學校買防彈毯給學童的國家。

※ 本文摘自《血色的旅途》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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