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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瑪莉.史勞特

身為一位教授,在過去二十年間與學生進行了不下數千次的討論以及數百場的演講,我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年輕女性問我個人是如何維持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甚至是在大學裡的外交政策演講結束之後,就在觀眾開始漸漸散去之際,一定會有年輕女性舉起她的手來,問我會給那些想要追求事業、同時也想要擁有家庭的女性什麼樣的建議。我不是唯一會被問到這種問題的人,我的其他女性同僚也遇到同樣情況。我們明白為什麼這些年輕女性會來問我們這個問題,而且也十分驕傲她們把我們當作榜樣。

然而,這個問題的答案相當複雜。我可以跟學生說,我之所以能夠在擔任高階主管職位的同時,還能兼顧與丈夫與兩個兒子的生活,完全是因為我是一位擁有終身職的教授,而且我的另一半也是同一所大學裡的終身職教授。但是這種答案聽起來實在不怎麼勵志,而且也不全然是事實;野心、努力和運氣,這些因素都在我的事業發展過程中扮演了相當程度的角色。而且,仍然有許多女性在沒有什麼彈性、不那麼幸運的狀況下,依然成功地兼顧了她們的事業與家庭。

進了華府沒多久之後,我該對所有女性這麼說:「看看我,我每天都生活在處理不完的危機邊緣。我那青春期的兒子問題一籮筐,我丈夫和我想盡辦法,要在我一個星期有星期五天不在家的情況下將他打理好;我的內心是一團亂麻,甚至每天都在問自己,這份工作究竟值不值得我所付出的代價。」但是,這個答案還是一樣不太勵志,而且同樣地,也不完全是事實。如果我的孩子不是處於青春期;如果他們不會為了任何一件雞毛蒜皮的小事就和他們的父親吵個沒完;如果我的大兒子不是那麼習慣把普林斯頓的警察局當成自己家的話,我的狀況應該會很不一樣。我可以環顧四周,找找看華府是不是也有另一個女人也在做著和我同樣的事,包括每周通勤,但是卻沒有遭遇到像我一樣的困難。

所以,到底該怎麼回答才好?真相有許多面向,而且,充其量那也只是屬於我個人的真相。我依然是個女性主義者,而且是我人生的中心思想之一,就是相信女人能夠和男人一樣擁有健全的事業發展機會,同時也不需要放棄家庭生活所帶來的幸福喜悅,並且真正活出這樣的人生。至少對我而言,這樣才能算是「兼顧所有」(在第二章會再談到,我現在對「兼顧所有」這個詞有點不那麼確定,但我在這本書裡還是會繼續使用這個詞,把它當作一種用以說明這個概念的簡略表述方法)。所以,一點都不令人驚訝的是,我,就跟我同一個世代的其他女性一樣,我們都依賴著一套標準咒語,彷彿只要你不斷唸誦就能夠讓它成真。

最常見的三句咒語是:

  • 只要工作夠努力,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
  • 只要嫁對了人,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
  • 只要順序對了,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

這些話並不假。它們的確有一部分是真的,但並不是全部的實話。這些話給了我們虛幻的安慰,讓我們以為要想同時擁有事業與家庭,端看做出什麼選擇。

我的看法是,這些魔咒並不完整。鼓舞年輕女性固然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認清許多女性的真實生活狀況。坦白說,所有剛結婚的夫妻,一開始都認為他們雙方都有同等的機會能夠在為人父母之餘,還能追求專業領域上的成就,但不久之後就會發現,兩份全職工作再加上兩或三個小孩,而且經常還有照顧長輩的責任,完全就是行不通。

藉由說出完整的真相,我們能夠讓這些夫妻在彼此許下承諾之前,可以更坦白、而且更直接地來談談他們的選項和必須做出的犧牲。我們可以改變年輕女性挑選另一半時的要求。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夠更精確地在真正平等的狀態下,定位出難關和阻礙的所在,這樣一來,才能真正找到衝破這些難關與阻礙的方法。

只對一半的真相──只要工作夠努力,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

這些年來,我逐漸意識到許多年長女性,通常是長我一輩的開拓者世代的女性,會對現在年輕女性所做的選擇有著很強烈的批判。而某次的經歷讓我的這種認知更加顯而易見,那是在紐約一個相當具有權威的基金會,在我進行外交政策演講後所發生的事。演講結束後,我被一群年長女性包圍,她們稱讚我的演講,而且讚賞我如此積極地投身於外交事務工作。然而,就在同一時刻,她們話鋒一轉,開始惋惜她們認識的一些年輕女孩缺乏動力,所以才會從她們的事業中「退出」。

就是這樣。他們假設著這種年輕女性會退出職場是因為她們缺乏動力和野心,其實,這是根源自另一個更深層的假設。那就是,如果這些女性能對工作更有野心的話,那麼,她們一定會擁有一飛沖天的事業。如果她們真的有心於自己的事業,她們就會沒日沒夜地工作,無論要付出什麼樣的代價。

換句話說,如果你準備好要無所不用其極地來讓自己的事業向上發展,包括很少有時間見到自己的孩子,那麼,你就能同時擁有事業與家庭了。許多男性執行長或資深合夥人會說,他們之所以能夠爬到事業的頂峰,就是因為他們長久以來做出這樣的犧牲──需要頻繁地到各地出差,以及全年無休地為客戶服務。華特.布萊斯(Walter Blass)是一九六○年代阿富汗和平工作團的主任,之後他到美國AT&T電信公司的策略規劃部門工作。在一封給我的電子郵件裡,他寫出了自己為事業所做出的犧牲有哪些:「我把養育三個孩子的大部分責任都交給我那『沒有工作』的妻子。當我在海外工作時,她很明確地指責我每天花十二個小時關心那些義工,卻沒有花足夠的時間和她相處,或是去關心我們的孩子。」布萊斯寫道。

困難點就在這裡。做出這種犧牲長達數十年的男人,幾乎背後都有個支持這個決定的妻子或伴侶,而他們就算不是全職在家,也至少是家庭中主要的照護人,就像華特.布萊斯的妻子一樣。這也就是說,越來越多企業執行長、顧問、學者、外科醫生或律師之所以能夠全心投入事業,是因為他們知道家裡有個慈愛的伴侶在照顧他們的孩子,而且會盡一切努力讓孩子們健康長大。

然而,相較起來,有家庭的職業婦女卻沒有這樣的選擇。儘管事業前景一片看好,卻很少有丈夫願意待在家裡,或是擔任小孩的主要照顧者,好讓妻子能夠在事業上更上一層樓。丈夫也許很支持妻子的事業目標,但絕對沒有支持到願意放棄自己的工作,或是在自己工作上做出極大妥協的程度。

不是有很多成功女性的故事嗎?

就在我對一個紐澤西州的女性團體做完一場有關女性議題的演講後,一位六十多歲的婦女走上前來跟我說話,她的語氣過份自信得有點不太自然。她跟我說,她的女兒是位有三個孩子的律師,每天都通勤到紐約市上班,不但在事務所獲得升遷,而且在孩子需要她的時候,也總是能陪伴在孩子身邊。我微笑地恭喜她有個表現這麼出色的女兒,雖然我不太理解她語氣中的激切和尖銳是從何而來。之後我才突然領悟到,她相信我認為女人絕對不可能兼顧事業與家庭,等於是間接地否定了她女兒的真實生活。當時的她幾乎可以說是用拳頭在我鼻子前揮舞著向我指出,她的女兒實際上就做到了我假設性認為不可能做到的事。從她的角度來看,每一個像她女兒一樣可以兼顧事業與家庭的女人,某種程度上都證明了我是錯的。

所以,對於那些在各種不同工作領域位居高階職位,同時擁有家庭的女人,又該怎麼說呢?讓我們先來看看這些數據:財星五百大公司的執行長有六%是女性。現在的美國參議員有二○%是女性。把領域拉得更廣一點來看,公司企業中的「長」字輩(也就是位階最高的主管)現在大約有十五%是女性,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有大約二○%是女性,全職終身聘任教授有二十四%是女性,而外科醫師則有二十一%是女性。其他專業領域的女性占比數就比較低了:大多數的投資控股銀行執行董事會中的資深銀行主管,有八%是女性(而且其中有一半是人資或公關部門的主管),避險基金與私人資產經理人有三%是女性,機械工程師有六%是女性,而全世界的億萬富翁有八.五%是女性。

這些數據可能跟我們最終的期望有落差,但藉此還是可以看見,有為數眾多的女性今日都能夠攀上事業的高峰。那種想要追隨她們腳步的強烈渴望,說明了為什麼臉書營運長雪柔.桑德柏格(Sheryl Sandberg)的《挺身而進》(天下雜誌,2013年)能夠如此成功暢銷。桑德柏格自己就擁有一番相當出色的事業;她是真心希望看到更多女性能夠在事業領域登上高位,而其他所有人也能夠提升到比現在更好的位置,這才促使她寫了這本書。她有勇氣在一個向來男性才能生存的產業中,成為新興女性主義的化身。而且她也帶給我們一句新詞:你是要挺身而進,還是挺身而退呢?

我親眼見識到許多《挺身而進》所帶來的正面效果。一位普林斯頓的朋友和我在一次夏日烤肉會上巧遇,我和她在學校裡曾經一起工作過,是位能力相當好的女性。她說她正在猶豫自己該不該去挑戰一個高階主管的職位,還開玩笑地說,或許現在正是她「挺身而進的時刻」。我鼓勵她去試試,她也去了,而且取得了這個工作。如果沒有讀《挺身而進》這本書,她還會讓自己奮力向前嗎?也許會──但她絕對是在讀了書之後而有所覺悟,才會做出這麼大的改變。

對年輕女性來說,「挺身而進」最吸引人的地方在於提供了一個訊息讓她們明白,事業與家庭的命運全然掌握在自己手上。這剛好也是美國人最喜歡聽到的話;這與我們祖先胼手胝足來到這個國家,相信自己能開創財富並開始新生活是同一種拓荒精神。這也是任何一個剛從學校畢業並期望展開自己人生的年輕人想要相信的話。它是希望與堅持的來源。

不過,問題就在於,這通常都不是真的。我們往往無法控制自己事業與家庭的命運;堅持我們可以不去理會那些根深蒂固的社會結構和力量,不去關注那些我們必須要做的重大改變。許多女性都全力挺身而進去追求她們的目標,但還是會碰上難以克服的困難,這些困難綜合了生活中各種難以預料的狀況、職場中毫無彈性的嚴格規範、缺少公共照護的基礎設施,以及只要員工一從椅子上站起來,甚至是放鬆往後靠一點,就認為他們工作不認真的職場文化態度。有些女性意志堅決地要把陪伴並照顧家人也列入人生的重點項目之中,就算這代表了她們必須延後獲取事業上的成就。

雪柔.桑德柏格和我在許多事情上的看法一致。我們都鼓勵女性勇敢站出來爭取自己應得的地位;我們也都想要看到職場出現更多結構性的改變。某種程度來說,我們倆的差異有很大一部分在於,究竟該站在這個公式的哪一邊──這其中的差別,至少就我這一邊來看,在於不同年齡的功能性差異。我在四十三歲的時候一定也會寫出一本和《挺身而進》非常類似的書,這也是桑德柏格出版這本書時的年紀。四十三歲時的我,孩子還很小,而且我從來沒有在工作或家庭上碰到任何克服不了的困難,只要自己更努力或是請人來幫忙就可以了。到了五十三歲,也就是我寫《大西洋月刊》上那篇文章的時候,我發現自己的處境已全然不同,而這個處境讓我見識到,對於許多面對同樣狀況和抉擇的女性來說,挺身而進根本就不是她們能夠擁有的選項。

然而,從另一個層面而言,桑德柏格和我之間有著更基礎性的差異。我們的背景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但是我們的職業卻引領我們走上極為不同的道路。桑德柏格關心的是,年輕女性要如何在一個傳統上由男性當道的企業階級體系裡晉升到「長」字輩的職位。而在我眼中,這個體系本身早就已經過時而且崩壞了。法律事務所和公司企業把那些極具才能的女性批評得體無完膚,只因為她們拒絕因循守舊的職涯路線,或是質疑升遷系統只是提高了工作時數而非工作品質,但問題其實並不在女人身上。

桑德柏格的反擊是:「只要女人能登上領導者的位置,我們將會打破[女性晉升的〕外在藩籬。我們會昂首闊步走進老闆的辦公室,大聲說出我們的需求……或者更棒的是,我們自己就會變成老闆,而且會讓所有女人都得到她們所需要的。」我同意讓更多女人升上高位的確是會有所不同,而且我也十分幸運地曾經為兩位非常令人敬佩的女性上司工作過──普林斯頓大學校長雪莉.蒂爾罕(Shirley Tilgham)與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ary Clinton)──她們兩位確實都不遺餘力地在創造更利於女性升遷的環境和條件。

但換個角度來看,幾乎每一次的演講,都會有女性舉手跟我說,她工作場所中的女性上司比起許多男性上司更為嚴厲,而且對工作與家庭間的衝突也更加不寬容。這就是人類的天性,人會去吸取自身所處體系中的價值觀和做事方式,更因為自己不但在這個體系中倖存,而且還獲得成功,所以也要求其他人要做到。因此,某些在這個體系中登上領導高位的女性,因為她們被要求以相同的條件來和同一個體系中的男性競爭,而這些男性都擁有會幫忙打理家庭生活的另一半,所以這些女性也和她們的男性同儕一樣,不覺得這個體系有什麼需要去改變的,這其實一點都不令人驚訝。

《挺身而進》告訴你如何在這個基本上還是男人說了算的世界中生存並獲得勝利,以及當你登上高位時,你可以做出哪些改變。這很重要,但是更廣泛的社會、政治和文化改變同樣也有其必要。而這是無法在體系內完成的,光靠一家接著一家的公司,一次任用一位充滿鬥志的女執行長,根本使不上力。

我們必須重新修正社會現況,好讓托兒、老人照護的頭痛問題與支出不再成為女性及家人的沉重包袱,同時也需要重新塑造我們的職場文化,讓員工不再認為律師或生意人必須全天候回覆客戶的電子郵件,或者餐廳的僱員和店員認為他們應該要二十四小時輪班。這些改變都遠遠超越了女性主義的範疇。如果在社會的所有層面上,我們能採取支援及提升女性地位的策略和作法,這一切的改變會對所有人都是更美好的事。

只對一半的真相──只要嫁對了人,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

許多成功女性會傳遞給年輕同事的第二個很常見、也很有影響力的訊息就是,在事業上妳所需要做的最重要抉擇,就是選對妳的人生伴侶。妳一定要很確定他或她在家裡是處在與你平等的地位,這樣一來,妳在工作上才能有公平的機會與人競爭。同樣地,這個建議在很多方面確實是真的。但是它一樣也沒那麼簡單。

如果沒有安迪,我絕對不可能擁有我現在所擁有的事業,他比我花了更多時間在照顧我們的兒子,不只是幫忙功課,還有打籃球、上音樂課、攝影課、玩橋牌等等更多事情。當他們四年級時,需要帶一道異國風味的菜餚去班上,安迪下廚做了他祖母的匈牙利薄餅;當我們的大兒子需要人幫忙他背下學校話劇主角的台詞時,他找的人也是安迪。身為任職於一所著名且先進的大學學者,我們兩人都有產假和育嬰假;而在兩個兒子出生後,我們兩人也接力連續各休了一學期的假。這也就是說,安迪很快就變成了育兒能手,他可以和我一樣幫小孩換尿布、穿衣服、餵奶、拍飽嗝,並安撫他們的情緒。我出差的機會向來比他多很多,如果不是很確定家裡有一位慈愛而且照顧能力與我相當的父親在,像這樣到處出差的工作要求,我絕對無法辦到(或說我絕對不可能接受)。

所以我十分肯定,要實現你在事業上的野心並同時擁有家庭生活,和一個願意為你的事業挺身而出幫忙的男人或女人結婚,的確是很關鍵的事。問題就在於,「一人一半」這個說法實在太過輕描淡寫。人生很少能夠在「一人一半」的圓滿狀況下渡過。而要能夠坦然去面對自己實際上要付出些什麼,這就更加困難了。

「平等」,一點都不容易

所有這些好好挑選對象的說法,同樣地,也蒙受了甜美幻覺的欺瞞,讓我們以為自己可以掌控人生。事實上,儘管再怎麼努力嘗試,我們也很難每次都做出正確的決定。在我這個世代的離婚率接近百分之五十,這個數字就說明了一切。我在二十四歲時結婚,三十歲時離婚。我和前夫在一進大學時就相識了;只不過一路上在發展個人事業的同時,我們逐漸朝向了不同的方向前進。因為沒有孩子,所以離婚並沒有影響到兩人彼此的事業發展走向。但如果我們有孩子,就沒辦法瀟灑地前往不同的城市從事各自在法律以及醫學領域的工作,更不用說,我也沒辦法每天花十五個小時在自己的工作上;至少就我的情況來說,這是獲得教授終身職所必須付出的時間。

因此,就算你認為自己做了很棒的選擇,還是有可能在哪一天突然就恢復成單身了,而且在那時通常已經有了小孩,以及一位現在不得不把他也考量進生活之中的前任配偶。離婚但共享監護權的父母通常都會比兩人還在一起時擁有更多的個人時間,因為現在許多夫妻都會先分配好彼此照顧小孩的時間,不過,一旦輪到他們照顧小孩的時候,要處理工作上的災難狀況或是臨時冒出來的出差安排時,就少了很多彈性。而許多離了婚、並且單獨享有子女監護權的媽媽們,經濟狀況多半都比離婚前還要差,而且也完全沒有人能夠幫她們分擔家事和照顧小孩。

「平等」,其實還不夠

這個理想化的「一人一半」伴侶形象──也就是嫁給一個和妳一樣在事業上很成功,而且也願意與妳一起公平分擔家中各種責任的男人──對年輕女性來說比較容易接受,但其實難以下嚥的事實卻是:許多攀上事業頂峰的女人,在家事的分擔上其實並不公平。大部分時間裡,這些高度成功的女性都擁有一位擔負超過一半家事責任的配偶。但是,儘管許多年輕女性樂得把洗碗和換尿布的責任與丈夫分享,但是當她們發現,如果想要成為工作上的領導人物,那麼,她們的丈夫很有可能就得停留在中階職位上,這樣才有辦法應付家庭所需的照護工作,這其實會讓她們很不舒服。儘管職場中,絕大多數男性領導人的妻子在事業上的表現都不如丈夫,但女性卻很難接受丈夫在事業上沒有自己來得成功。

這就是女性領導人在類似《財星》雜誌年度最成功女性高峰會這種場合中,絕對不會揭露的黑暗小秘密。也就是:你想要成功,絕對需要另一半擔任家裡的主要照護者。我從來沒有看過哪個小組討論會的主題是:「主掌家事的老公」之類的議題,也沒有聽過哪位女性執行長在受訪時被提及她的丈夫是什麼時候決定要以她的事業為重。

只對一半的真相──只要順序對了,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

在過去幾年之中,我遇到了非常多激勵人心的女性,她們成功地在年齡稍長時才展開自己在法律界的事業生涯,大多是四十多歲,甚至是五十歲出頭之際。但是有更多的女性在大約三十多歲時就成為大型法律事務所的初級律師,表現出色到足以邁向合夥人之路,但接下來,一旦生了第一個,或比較有可能是第二個孩子之後便轉為兼職,從此就永遠不可能再踏上成為合夥人的路了。一篇《紐約時報》的文章談到了法律界的女性合夥人寥寥可數,寰瑞法律事務所(Howrey LLP)前任合夥人、現任國際初審辯論協會總裁及執行主任的凱倫.M.洛克伍(Sharon M. Lockwood)引用了一句由瓊恩.C.威廉斯(Joan C. Williams)打造出來的用語:「一堵母系高牆」。

洛克伍說,這堵牆「建立在男性合夥人不太穩固的一種假設上,那就是,女性在生完孩子之後自然就比較不想再繼續努力工作,或者是她們的工作能力變得沒有之前好。結果就是導致女性能夠挑選的案子有限,或是沒有太多升上資深職位的機會。」

很顯然地,解決之道就是先成為合夥人,然後再生小孩。但是這種事情的順序通常都由不得我們自己選擇。

家庭規劃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在二十四歲時結了第一次婚,三十歲時離婚。一直到了三十五歲時才再婚。在三十歲到三十五歲之間的單身生活(當時的我還是很老派,從來沒有想過可以生孩子但不要有老公)代表著,我在取得芝加哥大學法律學院教授終身職的這條路上完全沒有阻礙,只要我有決心而且夠努力就行了。安迪和我非常相愛,但我們兩人一直在劍橋和芝加哥之間來回往返。也就是說,在我們每兩週一次的會面之間,只要有需要,我都可以徹夜不眠地工作到天亮。而就算是在那些相聚的美好周末時光中,我們依然還是兩個努力要爭取到終身教職的年輕學者,所以,我們在一起的很多時候都是一人捧著一台筆記型電腦工作。

我們開始嘗試要生小孩是在一九九三年秋天,是在結婚之後就立刻開始做的事,那時的我真的完全沒有想到我們有可能會生不出來。愛德華是在三年之後出生的,當時我三十八歲。經歷過六個月努力作人,以及接受十八個月各式各樣的不孕症治療,最後愛德華是以試管受精的方式才成功受孕的。那兩年是我人生中最不堪的時期,但是我們很幸運,第一次採用試管受精的方式就成功了;而小兒子則是在我們開始嘗試沒多久之後就自然受孕,所以到了四十歲時,我已經拿到了教授終身職,還有兩個親生兒子。(但是反觀安迪,他跟我差不多同一個時期開始教書,但是卻花了更長的時間才拿到終身職,當時他很擔心照顧兩個年紀還小的孩子,會不會讓他求取終身職之路更加漫長。)

很多在我這個世代以及前一個世代的女性就沒那麼好的運氣了。根據美國婦產科學院的報告,女性的生育能力在三十二歲前會「逐漸但顯著」地下降,到了三十七歲之後,就會真正開始快速走下坡。從統計上來看,試管受精的成功率也會隨著女性年齡的增加而降低。

這又把我們帶回到排序的難題。有太多時候,計劃永遠趕不上變化,原因很多,像是懷孕、事業或生育能力等等──更別提一般人總是傻傻地以為自己的人生一定會按照計畫走。此外,即便每一件事最後都能順利進行,如同我的狀況一樣,但是在快四十歲或四十歲出頭才生孩子,代表孩子會在你五十五歲左右時進入青春期。那正好是你的事業達到高峰的時候,也是你在職涯中最有可能登上領導大位的時候,而與此同時,你也才會發現,父母親在孩子青春期時的陪伴,比在他們年幼時更重要。

完整的真相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完整的真相有哪些。

只要工作夠努力,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妳不僅要小心翼翼建構好工作與家庭之間的平衡,而且妳還要運氣夠好,不會碰到瞬間打亂這個平衡關係的引爆點。

只要嫁對了人,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這個人要願意為了你推遲他或她個人的事業發展;再來,妳不能離婚;還有,在你生了小孩之後,或是當妳發現自己開始擔心父母親的狀況時,妳對於願意花多少時間在工作上的想法不會有任何改變。

只要順序對了,妳就能兼顧事業與家庭……只要妳能夠在自己計畫的時間裡生小孩;只要妳有個允許你兼職或以彈性時間工作的雇主,而且依然認為妳是個當主管的料;又或者妳有能力暫時離開職場,等到妳想要的時候再回來,無論到時候妳幾歲,然後還能找到一個可以往上晉升的好工作。

正如我在本章一開頭就說的,我絕對不是要勸阻年輕女性不要去追求那些強度極高、能夠讓她們晉升到領導大位的工作,進而改善我們整個社會。然而,少了這種高劑量的現實態度,我們只會持續流失人才,因為這些女性在生了孩子之後,或是在花更多時間照顧父母或其他親人時,就會被排除在晉升主管的職涯軌道之外。同時,我們也常會忽略美國有三分之一的女性過著貧困的生活,或是生活在貧困的邊緣,她們不斷地被迫失去工作,陷入絕望之中。

就我個人而言,秘訣就是在鼓勵與期望之間找到平衡點。清楚地表態──對自己、對家人、對雇主──在對的時間裡鞭策自己向前奮進是很重要的事,但同樣重要的是,我們也得起身對抗各種認定一路連貫不中斷的職涯才是王道的規範、架構、態度和假設,它們羞辱了所有不走這條路的人、那些願意把升遷以及擔任更重要職位的時機向後推遲,先把時間花在心愛家人身上的人。我們要能看見事實的全貌,不只是去看那些閃閃發亮、站在頂峰的典範人物,而是要看見那些同樣有才能、有野心的員工,往往只要他們的人生出現了預期之外的狀況,他們就會被迫失去擔任領導職位的機會,或是完全被排除在考慮人選之外。

說出全部的事實並看見事情的全貌,這才是邁出第一步的正確位置。但我們無法單打獨鬥。然而,我們生命中的男人也有屬於他們自己的咒語,支持著他們所偏好的那一面事實真相,或是他們從小到大單純相信的真理。他們也和我們一樣,需要捫心自問一些艱難的問題。

※ 本文摘自《未竟之業》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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