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布魯克.戴維斯;譯╱林師祺

我第一個看過的屍體就是媽媽。其實事實不如說起來那麼戲劇化──我就在該看到屍體的地方,也知道我就要看到了──然而我還是很震驚。那是個小房間,她的棺材就放在中間,室內到處都是擺放得相當有技巧的鮮花。她閉著眼睛,身體周遭是白色綢緞,緞布還擠到她身上。我記得自己想著,她的皺紋都不見了,那不是她會化的妝,而且她的襯衫一路扣到脖子上,嘴角往下彎(我從沒見過她這個模樣)。她的身體沒有我所熟悉的隆起與紋路。還有那個情調照明,一切的一切都像某種古怪的商店擺設。

那個詞:哀悼。我在有所需要之前從來不需要這個詞,一旦需要,光是這個詞也無法應付。就像蜜莉,我猜多數西方世界的孩子都一樣,第一個讓我見識到死亡的是布莉,我家養的狗。當時我不在家,始終沒見到牠的屍體,因此外婆檸檬樹旁那個小土丘在我心中沒有特殊意義。再來是法蘭茜絲卡,那是我們住在美國時,某個講話大聲又常露齒微笑的朋友。回澳洲之後,有一天爸媽帶我回房間,關上房門,「她的心臟停止了。」媽媽哭泣。我等他們離開之後才開始哭,我不知道自己從哪裡學來,知道在人前哭泣很丟臉。我在日記中寫著,「有人死掉,感覺坐立難安。」我完全不知道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也懷疑當初的我根本不理解。但是我確切記得自己裝出悲傷的心情;也記得沒那麼傷心所帶來的愧疚感。當時我九歲,已經交了新朋友,法蘭茜絲卡的身形已經變得模糊不清,毫無意義了。

我反覆閱讀凱瑟琳.派得森[1]的《通往泰瑞比西亞之橋》,每次看到萊斯莉過世都淚流滿面。我不清楚自己為何如此熱中於這種情緒。長大之後,每次看到遙遠的國度有人過世,我也會哭。四個祖父母裡有三個老死,我在他們的葬禮上流淚,有時也會在房裡或被單中哭泣;然而我是為他們哭,不是為自己。我哭是哀傷老邁,惋惜人生難逃一死,難過世事無常。

我和這些哀悼之間總是隔著一段距離,中間隔著種族、山、海、年紀、理解;透過表象傳遞。

哀悼這個詞被強壓到我身上

然而二○○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我媽卻因為不該發生的事情上了頭版:「大門失靈壓死人」,大寫字體又粗又黑,死訊如此接近,沒命的人有可能是我。

哀悼這個詞被強壓到我身上,但是我選擇將它拉得更近。羅柏.奈麥葉[2]教授同意佛洛伊德的說法,他說,在二十世紀的西方文化中,人們認為哀悼是「『宣洩』的過程,藉此放手,讓死者安息,『繼續』過日子,並且漸漸『走出』喪失親友所致的沮喪情緒,重拾『正常』舉止。」所以,哀悼是人們必須忍受的過程,會停止。在論述喪親的文學創作中,他指出,「現代對哀悼的概念逐漸擴張到異常詳盡……有所謂『複雜』與『單純』的哀悼,還有『解決』這種情緒的假設階段。」這些階段,或文學作品中所謂的階段模式的概念──即古今中外,哀悼都依照一定的順序發展──普及於一九七○年代,首見於伊麗莎白.庫柏勒.羅斯[3]論述死亡與臨終的作品。她說,病人被診斷罹患絕症時,會經歷「否認及孤離」、「憤怒」、「討價還價」、「沮喪」和「接受」。這種模式開始主宰西方文化對哀悼的看法,奈麥葉認為,理由是因為這些模式與走出喪慟有關,可以給人慰藉,或是提供「顯然相當有權威性的地圖,走出哀悼的渾沌」。

我可以理解人們希望俐落地整理哀悼情緒,畢竟大家都希望生活有條不紊。我們讀小說讀得如此痛快,不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嗎?然而隨著二十一世紀的到來,開始有人強烈抵制這種對哀悼階段的完美區分方法;「新浪潮」出現,主張哀悼就是毫無秩序可言。《澳洲人對死亡的看法:二十世紀澳洲改變哀悼的做法》作者派特.賈朗指出,心理學家已經「修正這種早期『階段』模式理論」,認為「最後『接受』死亡的階段往往遭到制式闡述,以為就是『結束』傷痛,或是遠離死者」。另外一位推動這種「新浪潮」的哲學家湯瑪斯.艾提格說:「哀悼幾乎一定是錯綜複雜──之所以說是『幾乎』,乃是因為死者若與我們不親密,我們便不會格外傷心……之所以說是幾乎『一定』,乃是因為一般而言,哀悼絕對牽涉到重新認識我們眼中的世界。」

「重新認識世界」對我而言,始於越南的胡志明機場。當時父親在電話中說:「我有非常嚴重的壞消息要說,妳先準備好。」此後的事情都模糊不連貫。登機櫃檯的女士不客氣地說:「妳是怎麼回事啊?」儘管我拚命努力,卻發現自己說「我剛聽到母親過世」時,沒辦法忍住不哭。機上坐在我隔壁的男子說,「妳是不是感冒了?」螢幕上的 CNN 廣告不斷重複「這架飛機降落時,世界將有所改變。」有個小男孩讓他的母親一刻不得閒,我赫然發現從今以後無法不注意其他母子。抵達墨爾本機場時,我撲到家人懷中;見到他們,這個噩耗瞬間變得再真實不過。報紙頭版的照片裡有我媽媽的車和駭人的白布。

得知母親過世之後的第一個早晨,又得想起壞消息。我的身體出現明顯變化,原來這件事情不只影響心理。每天早晨和兄弟坐在媽媽家陽台,分享我們的美夢、噩夢,一起哭泣、歡笑或靜默不語。我確信,就是這些過程救了我。母親生日時,我和兄弟們一起在沙灘寫訊息給她。因為某種希望或直覺,我們把字寫得超大。我時常覺得有另一個人借我的嘴說話。地毯沾上花粉汙漬時,我們不知道該求助於誰。在媽媽的遺物中找到一封我寫給她的信,信裡說我愛她,還用了大量的形容詞;我如釋重負地啜泣:「她都知道。」後來辦了葬禮,不再有人送鮮花,鄰居不再拿燉鍋來,也不再有人登門拜訪,事後的寂靜竟是如此嘈雜。

日後,我在愛爾蘭博物館看到葉慈說的一句話,讓我想起媽媽剛走的時候:「這一切都變了,徹徹底底地改變:可怖之美就此誕生。」

重新認識世界

起初,喪慟的我看世界就像一面電視螢幕。我突然有此感受,彷彿置身事外;電視裡的人似乎都看不到我。我因此有種古怪的心情,自覺不會犯錯,自覺脆弱不堪。電視玻璃終於──粉碎?被衝破?裂開?其實沒有這麼誇張,也沒有這麼清楚的界線;一點都不井然有序。應該說是漸漸消失,我不知不覺就遁入螢幕的另一端。

我還觀察到其他事情:有些事情可以做,有些做不得。沒有人告知我有這些限制,一切都是出於直覺。我不能在超市嚎啕大哭。我不能說我媽死了,要說她過世或走了。然而我媽慘死,報上又簡潔扼要地說「大門失靈壓死人」,這種說法實在太過委婉,彷彿我們說話和寫字用的是兩套規則。

我開媽媽出事的車不該感到開心,然而我很喜歡開那部車時,覺得她就在我身邊的感覺。我不該要驗屍報告並且詳加研究,也不能詢問警方事發經過。警方出示當天試圖救我媽的男子的證詞,以及事故現場照片,他睜大眼睛屏息說:「我抽掉其他照片了。」當時我便了解兩件事情:某個地方存放著母親死亡的照片;此人很害怕我會要求看那些照片。我在身邊的人的臉上看到這些「不可以」;這些人都非常慈悲、和藹,閃爍的眼神卻明白點出有些事情我就是做不得。

「重新認識世界」的過程對我而言,牽涉到書寫自己的哀慟。妲米.柯里威爾[4]在她的《謝絕安慰:維吉妮亞.吳爾芙,第一次世界大戰暨現代主義者的哀悼》書中說,這就是維吉妮亞.吳爾芙在多數作品中所做的事情。她寫道:「她在文中無止境的哀悼促使我們拒絕慰藉,忍受喪慟,接受責任,扛起緬懷過去的艱難任務。」柯里威爾還認為,這種哀悼方法「堅決依戀已失去事物的精神」,並非某種「令人衰弱的憂鬱症,而是有創意,又有建設性地回顧前塵往事。」柯里威爾說,吳爾芙知道她的「小說也許能登場,為失去表達哀悼管道的文化提供某種共通的哀悼行為……方法就是創造某種社會空間,以及表達哀悼的共通語言。」

身為哀悼的人,撰寫關於喪慟的小說對我而言又有何意義?我「得以」牢記母親,「忍受喪慟」?這件事情也許還能幫助我的創作?(這就是葉慈所提到的「可怖之美」?)我可以利用寫小說時痛快哀悼,因為我難以找到可以痛哭的空間?也許吧。但是除了我自身的傷痛之外,還有其他因素。露意絲.德莎佛[5]說:

吳爾芙需要觀眾傾聽她對自己人生的證詞,見證、證實她賦予自身經歷的意義,讓她知道她並不孤單。吳爾芙相信,唯有觀眾的存在,我們才能超越自身的限制,才能理解生命的真正意義,一如馬婭.安傑盧[6]所言,透過寫作,「我」成了「我們」。

《失物招領》時,我越來越清楚,誠如柯里威爾所說,這是「創造某種社會空間,以及表達哀悼的共通語言。」當然,這不同於柯里威爾提到吳爾芙時所指涉的態度──她是西方文化之於哀悼的革命先驅──意義沒那麼深遠,只是闡述我的個人經驗,以及我可以和他人產生的連結。在社交場合,人們開始攀談時通常會問,「妳的小說主題是什麼?」最後卻說到他們自己的喪慟經驗,有時甚至淚流滿面。起初,我們只是兩個「我」,後來便成了「我們」。我們似乎都想討論傷痛,卻不知從何說起。也許是不知道何時該提。寫這本小說時,我發現喪慟是可以用言語描述;也許,我一開始只要說出來就行了。

C.S.路易斯[7]在自傳《卿卿如晤》結尾提到妻子過世所帶來的無止境傷痛:

我本以為可以描述出某種狀態,描繪一張哀傷的地圖。然而,哀傷原來不是某種狀態,而是一個過程。需要的不是地圖,而是歷史,如果我不任性在某個時間點停止撰寫那段歷史,就沒有理由不再寫下去。每天都有新事物可資記載。

喪慟並不像敘事弧[8]一般簡潔俐落。這種心情不會結束,無法「收尾」;並不是從頭到尾把那些情緒經歷一趟。哀悼不是這個,也不是那個,而是錯綜複雜的許多層面。批評二元法或階段模式只是簡化哀悼過程,這種說法並非新觀點;關於這種論調的理論所在多有。然而哀悼的過程就我而言卻是前所未見,而且我每天都有新發現。每天我都從自己身上,從我的寫作,從別人身上,從周遭事物更認識喪慟。

駕駛母親的車子在伯斯趴趴走,「重新認識(我)眼中的世界」,在我有生之年,我會前前後後、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穿越哀悼的不同過程。我漸漸明白,哀悼已經融入我所做的每件事情,我所說的每句話,我所寫的每個文字中。無所不在。

布魯克.戴維斯[9]

註釋

[1]Katherine Paterson,美國兒童、青少年文學作家,Bridge to Terabithia一書描述少年純真的友誼、想像力,以及面對死亡的態度。已改編為電影《尋找夢奇地》。

[2]Robert Neimeyer,美國教授、哀傷輔導大師,著有《走在死亡的幽谷:悲傷因應指引手冊》。

[3]Elizabeth Kübler-Ross,美國生死學大師,著有《論死亡與臨終》。

[4]Tammy Clewell,美國文學教授。

[5]Louise DeSalvo,美國作家,著有《偷情》、《暈眩,以寫作療傷》。

[6]Maya Angelou,美國作家、詩人。

[7]C. S. Lewis(一八九八~一九六三),英國作家,以《納尼亞傳奇》聞名於世。妻子是美國作家Helen Joy Davidman。

[8]narrative arc,小說或故事的鋪陳順序,圖示看起來就像金字塔圖形。包含「闡釋說明」(exposition)、「情節加溫」(rising action)、「達到高潮」(climax)、「情節轉弱」(falling action)、「收尾」(resolution)。

[9]此篇文章節錄自TEXT: Journal of Writing and Writing Courses,為作者二○一二年所發表。

※ 本文摘自《失物招領》,原篇名為〈重新認識世界〉,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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