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給我一個擁抱，說「那就是我的人生。」這是我得過最好的樂評

文／布魯斯．史普林斯汀；譯／洪世民

《河》是我第一張將愛情、婚姻和家庭小心地移往舞台中央的專輯。第一首錄好的是〈輪盤〉（Roulette），描述一個有家室的男人揮不去三哩島核洩漏事故的陰霾。先前安全能源音樂人聯盟（Musicians United for Safe Energy，MUSE）在麥迪遜花園廣場舉行的音樂會是我們進入公共政治領域的入口，而〈輪盤〉就在演唱會後不久譜寫完成並錄音。接下來，通過巡迴考驗的〈紐帶相連〉（The Ties That Bind）得到鮑勃．克里爾蒙頓（Bob Clearmountain）的幫助。我們來到新的錄音室，「發電廠」，A室是一間挑高、漂亮的木頭裝潢房間，讓樂團可以盡情釋放噪音。鮑勃是我們的新成員，知道如何善用空間效果，而雖然我們馬上明白，我們對他來說還沒準備好，但他還是出馬幫《河》處理初期混音。〈紐帶相連〉是另一首著眼於「現實世界」承諾的搖滾樂。「你走路的樣子很酷，但親愛的你可以照規矩走嗎……」[1]我懷疑。

嚴密控制《城市邊緣的暗處》錄出來的聲音後，我希望這張新唱片保有我們現場演出的粗糙和自發性，希望我們的聲音裡多一點「垃圾」。這正好是史提夫．范．贊特的專長，於是他加入我和強及查克．普拉金的製作團隊。在史提夫的鼓勵下，我開始將唱片帶往較質樸的方向。東街樂團就是在這張專輯邁開大步，達成製作出色唱片所需、在車庫樂團和專業水準之間的完美平衡。

時值一九七九年，高水準製作的價值標準仍受到七○年代晚期南加州主流音樂的強烈影響。他們的技術包括不時分離各種樂音、難免乏味的細節講究、非常小聲的回音和現場室內共振。那個時代，大部分的錄音室會在全部牆面加裝軟墊，讓錄音師盡可能控制每一種樂器聲。老鷹合唱團、琳達．朗絲黛（Linda Ronstadt）和其他許多團體都用此方法將聲音發揮得淋漓盡致。這有它的好處，但不適合我們東岸的感性。我們想要開放空間的麥克風、猛烈的鼓聲（貓王〈獵犬〉裡的小鼓聲是我的終極目標）、爆裂的鐃鈸、樂器彼此交流，以及像是從喧鬧「轟趴」中掙脫出來的聲音。我們希望少一些控制的聲音。許多我們鍾愛的早期搖滾樂都是這麼錄的：你同時幫樂團和空間錄音。你聽到樂團，也聽到空間。你的錄音會呈現什麼樣的品質和個性，取決於錄音室的特性。空間會帶來混亂、真實，以及樂手在追尋「那種聲音」時無法脫離彼此的親密無間。

錄製《城市邊緣的暗處》的尾聲，我們曾偶然遇到這種聲音。那時「唱片工場」正在拆除 A 錄音室進行改建。我們進去錄〈城市邊緣的暗處〉一曲時，四周是光禿禿的混凝土牆。就是這樣！這種共鳴，這種侵略性的鼓聲，就是我們先前「噠噠噠噠噠噠噠」的狂躁期間一直在找的聲音。在「發電廠」，我們把擴音器擺在樂團頭頂，盡可能收進周遭的聲音，想要以我們喜歡的方式融入或抽離環境。我們成功了一半。

接著，在《城市邊緣的暗處》堅持不懈的嚴肅後，我想要在歌曲的情緒範圍裡增加更多彈性。除了「莊重」，我們的表演也始終充滿樂趣，而這一次我要確定樂趣沒有遺失。錄了一段時間後，我們籌備好一張專輯，交給唱片公司。它的第一面是〈紐帶相連〉、〈辛蒂〉（Cindy）、〈飢渴的心〉（Hungry Heart）、〈偷來的車〉（Stolen Car）、〈忠實〉（Be True）；第二面是〈河〉、〈可以看（但最好別碰）〉（You Can Look (But You Better Not Touch)）、〈你付的代價〉（The Price You Pay）、〈我想和你結婚〉（I Wanna Marry You）和〈未了的事〉（Loose Ends）。除了〈辛蒂〉，每首歌都以某種面貌出現在《河》或後來的《軌跡》（Tracks）專輯：我們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推出的「遺珠」精選輯。《河》的初版全部由鮑勃．克里爾蒙頓錄音和混音。乍聽很美，但當我花時間細細聆聽，覺得美中不足。我們發片的頻率不高，而現在我打算讓聽眾期待更多不同於以往的東西。每一張唱片都是一份使命宣言。我想要嬉鬧、玩得開心，也想要蘊含哲學性的嚴肅、一種生活規範，將這些全部融合在一起，製作成不只是我十首最新歌曲的選集（這點披頭四掌握得很好）。

我不建議大家這麼做。不用說，這種方式有它矯情的地方，但我仍認定這是我的特色，深受那些在專輯裡創造有自覺性且自給自足的世界、並邀請歌迷發現它們的歌手鼓舞。范．莫里森、巴布．狄倫、樂隊合唱團、馬文．蓋伊（Marvin Gaye）、漢克．威廉斯、法蘭克．辛納屈——全都做過具有凝聚力的唱片。我想要一張主題連貫、具整體性，但沒有那麼一心一意以致遭到「概念專輯」一詞詆毀的唱片。我想要某種只能透過我的歌聲、由我內蘊和外顯的個人經驗來傳達的東西。我剛交上的《河》尚未達到那種境界，於是，我們又回去錄音室了。

我從紐約市飯店的房間俯瞰南中央公園的季節變換，一年過去，我看到人們在伍爾曼溜冰場溜冰，然後改去中央公園大草坪曬太陽，然後又開始溜冰。在錄音室裡，不確定專輯要往哪裡去，我又開始亂槍打鳥，把我寫的旋律通通錄下來。隨著錄音預算彈盡援絕，我採取法蘭西斯．柯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路線，殺了小豬撲滿，把錢花個精光。結果我在錄下許多好音樂的期間破產，而《河》的兩碟唱片仍只錄了一片（《軌跡》的第二碟，還有一些在地窖裡等著）。最後，事情逐漸明朗：我要製作至少兩碟唱片。唯有如此，才能調解我想呈現在歌迷面前的兩個世界。《河》的情感深度來自民謠——〈空白點〉（Point Blank）、〈獨立紀念日〉（Independence Day）、〈河〉和〈偷來的車〉都是敘事歌謠。但專輯的活力則源於酒吧樂團音樂，如〈卡迪拉克農場〉（Cadillac Ranch）、〈街上〉（Out in the Street）和〈大車棍〉（Ramrod）。接下來是鮮血流出邊界的音樂：〈紐帶相連〉、〈兩顆心〉（Two Hearts）和〈飢渴的心〉。這些全部融合在一起，合乎邏輯地拓展了我在《城市邊緣的暗處》中研究的人物。

最後，我試著想像家庭、血統和婚姻或許能如何融入我的人生時，對這些事物的承諾貫穿了整張專輯。我的唱片永遠是某個人的心聲，某個試圖了解該把心放在哪裡的人。我想像出一種人生，試著去過，看看適不適合。我設想身在別人的處境，同時走陽光和陰暗的道路；我被迫依循，但不想這樣度過餘生。我一腳在光裡，一腳在黑暗中，追尋每一個明天。

〈河〉是我在創作方面的突破。事實證明鄉村音樂早已對我造成影響。一晚在飯店房間，我唱起漢克．威廉斯的〈我的水桶破了個洞〉（My Bucket’s Got a Hole in It），而「噢，我走上山，俯瞰海」[2]不知怎麼演變成「我正下河……」。我開回紐澤西家中，坐在臥室的小橡木桌旁，望著黎明的天空從闇黑中汲取藍，開始想像我的故事：一個男子在酒吧裡跟鄰座的陌生人交談。我將這首歌的背景設定在七○年代末期紐澤西營建業崩盤時，那正是落在我妹維吉妮亞和家人身上的經濟衰退艱困時期。我看著妹婿失去待遇不錯的工作，仍努力謀生，毫無怨言。我妹第一次聽到這首歌時，她來到後台，給我一個擁抱，說：「那就是我的人生。」這是我得過最好的樂評。我美麗的妹妹，堅毅不屈的賣場員工、妻子和三個孩子的媽，堅定不移地過著我逃離的人生。

《河》將我的憂慮具體成形，使我投入新的創作風格——我將在專輯《內布拉斯加》（Nebraska）中更深入且詳盡地探究。《河》以一首竊自羅伊．阿考夫（Roy Acuff）歌名的歌曲結束，在這首〈公路事故〉（Wreck on the Highway）中，我的人物在時間有限的地方遭遇死亡和成人生活。一個下雨的夜裡，他目擊一場死亡車禍。他開車回家，躺在愛人旁邊，恍然明白，人只有有限次數的機會去愛一個人、工作、參與事務、養育子女和行善。

我們結束錄音，前往洛杉磯到查克．普拉金的克洛佛錄音室混音。我們混啊混、混啊混，一混再混，想要混出不那麼受控的聲音，而套用前總統喬治．布希的話，我們贏得「災難性的勝利」！一團混亂。鮑勃．克里爾蒙頓沒時間也沒耐心忍受我們的紙上談兵，早在很多年前就退出了。現在，我們錄下的每一個聲音都滲入別的聲音（那些裝在天花板上的麥克風有效！），而我們的團隊，包括堅貞不渝天賦異稟的尼爾．多夫斯曼（Neil Dorfsman）——除了〈紐帶相連〉和〈徹夜開車〉（Drive All Night）之外，他每首歌都參與錄音和混音——渾然不知該如何改善並製作聽起來正常的混音。一如往常，我什麼都要，要清晰，也要鮮明的噪音。我們花了好幾個月為我們挑選的二十首歌混音，然後一天晚上，我邀來老拍檔、現為A&M錄音室傑出製作人的吉米．艾歐文來檢核。吉米面無表情地坐了八十分鐘，然後，當〈公路事故〉最後一段音符飄出窗外進入聖塔莫尼卡大道，他看著我，一本正經地問：「你什麼時候要錄主唱？」

吉米是在委婉地告訴我，他什麼也聽不清楚，歌聲全被淹沒在我們自認車庫噪音的傑作底下，幾乎聽不出在唱什麼。坐在那裡透過吉米公正無私的耳朵重聽一遍，我必須承認那些音混得爛透了。我哭了，真的哭了。混音大師查克．普拉金夜以繼日竭盡所能，但又一次，我們不知道該怎麼混我們錄的東西！說到強迫症般的工作習慣，查克是我見過最誇張的人。我們一些混音留在機台上三、四天，甚至一個星期，讓我們繼續煩擾、為難、彼此謀殺，妄圖掌握世界而未果。有些歌混音不下百次。我們深受挫折、迷惑不解、咒罵同志，憑什麼像凡人那樣出片和巡迴，到頭來又哀求上帝。憑什麼！最後，查克第二次或第三次處理我們這二十首歌時，達成某種程度的成功。我們辦到了。當然，我想起鮑勃．克里爾蒙頓只花三十秒就完成〈飢渴的心〉和我們不久後（唯一一首）Top 5的混音。但我們可能永遠無法再跟鮑勃合作，因為他實在太快了！我們需要反芻、思忖、理性闡述，在精神上自慰到麻痺發狂的境界。我們必須懲罰自己直到完成，用我們的方式！而那段日子，在東街樂團，我們的方式只有一種：硬！就像花旗美邦銀行，我們用老派的方式賺錢，掙錢，然後燒掉它，將它扔進徒勞無功的無數又無數個小時，進行大規模、精神錯亂、技術性的集體自慰。

我後來明白我們不是在做唱片，而是在進行奧德賽式的漂泊，在流行樂的葡萄園蹣跚前進，尋找難解問題的複雜答案。流行樂或許不是最適合我尋找那些答案的地方，但也或許是最完美的地方。它早已成為我吸取資訊的方式，我在地球上生活接收到的一切資訊，都由它傳送。無論如何，我從一開始就是這樣運用我的音樂和天分，做為鎮痛的藥膏、慰藉的精油、面對生命一切不可知時釐清頭緒的工具。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拿起吉他的原因。沒錯，還有女孩。沒錯，還有成就。但那些答案，或是頭緒，讓我在夜闌人靜、全世界都入睡時輾轉反側，而後消失在我六弦密碼的音孔裡（它就放在床腳）。我很高興我的努力獲得豐厚的報酬，即使沒有錢，我也會這麼做，因為我必須這麼做。唯有這麼做，我才能獲得暫時的解脫，找到我一直在尋找的目標。所以，對我來說，沒有捷徑可走。仰賴一塊嵌著六根鋼弦和兩個廉價拾音器的木頭並不容易，但這就是我解脫的「劍」。

不久後，我們蹣跚走向《生在美國》（Born in the U.S.A.）的路上，鮑勃近乎神祕的天賦將派上極大用場。但目前，我需要在「日落侯爵」的泳池畔曬去錄音室覆在我身上的黑，看著其他樂團錄完音、上路去、又回來錄音。當我告訴其他旅伴我還在搞一年前的那張唱片，而且仍看不到盡頭時，他們的下巴掉下來。噢，上路，上路。我多麼期待能做其他事情，什麼都好，就是不要再在錄音室過夜。我會從「克洛佛」的小沙發凝視窗外車水馬龍的聖塔莫尼卡大道，想像人可能如何度過一生。我想要自由，不要再執迷不悟，一心想寫出並錄下我把握人生的夢想，自己卻不願把握人生。

最後，我算是投降了，如果非得慢慢來，那就慢慢來吧。演出、自由和人生，都等等吧。我是隻錄音室的鼴鼠，會在又一晚徒勞無功或收穫豐碩的搜尋後瞇著眼看破曉的陽光。沒關係。我明白，現在我需要像烏龜，而非兔子那樣工作。鮑勃閃亮、漂亮的玻璃空間和壓縮的力量會修去這張唱片中業餘、粗糙的稜角。《河》想要也需要那些。那不會聽起來太好，只有破爛但恰當。我們的過程既任性地遵守紀律，又為所欲為。那使我散盡財產，也差點精神崩潰，但最後，一如我今天聽到的，我們為那張唱片營造出最適切的聲音。

至於專輯封面，經過幾番失敗、不大恰當地拍照後（華而不實、太刻意、比本人好看太多、太……），我又選了當初為《城市邊緣的暗處》拍攝的另一張法蘭克．斯蒂凡科的作品，草草用二流電影的風格寫上專輯名稱，及時完成。錄音的最後幾週，強通知我，在簽給「哥倫比亞」快十年、賣了數百萬張唱片和無遠弗屆的巡迴演出後，我名下只剩下兩萬美金。沒時間了。該去賺錢了。

休息時間

賺錢之餘，也想要找一點樂子。錄音結束後有短暫的休息時間，我在洛杉磯流連了一會兒，想放鬆，揮別又一次痛苦不堪、使人精神失常的經歷。我隨意和幾個當地女性交往，輕微地不忠於家鄉的女友。好友吉米．艾歐文過著花花公子玩伴女郎環伺的生活，不久後便娶了出色的維琪小姐為妻：她是律師、作家、企業家，到今天還是派蒂和我的摯友。其中幾個甜美女孩邀請我去花花公子豪宅，但我不喜歡那種活動。我有自認更有意義的事物，而我想要保護它。對我來說，不是性，不是毒品，而是搖滾樂！我一直待在紐澤西，沒出去鬼混過，我不是那種會在最熱門的夜店出沒給你拍照、追逐熱鬧場面的人。那種人，我覺得有辱我的老搖滾英雄！那讓你感覺離他們好遠，將你逐出他們的世界。除了某些辛苦的工作、運氣和天生的表演能力，我不覺得我跟我的歌迷有什麼不同。他們不會去花花公子豪宅，那我為什麼要去？但聽我提到這件事的人都說：「你可以去花花公子豪宅而沒去？你他媽有什麼毛病啊？」我的態度是，誰在乎花花公子豪宅！那裡沒有我要的東西，那不真實，對我下賭注追求的獎賞而言，那太輕浮了。因此，我說服自己不去盡情享樂，而這已成為我這一生長久以來的習慣。我有我的原則，我沒毛病，而且知道自己在幹什麼。儘管如此，某部分的我仍會不時恨不得自己別那麼嚴格遵守原則！噢，那條沒走過的路[3]！

事實上，下了舞台，我從未真正擁有那種閒適或能力，讓自己無拘無束地愉快過日子。別誤會我的意思，多數時候我很快活。我的快樂——憂鬱的開朗兄弟——直接來自澤瑞里的青春之泉，沒有那麼多放縱。節制儼然成為我的信仰，所以我不信任那些把欠缺節制視為值得支持和慶祝的事情的人。莫名地，我很以此為傲。也許我那麼努力工作是為了穩定，需要穩定勝過自由。我看過太多假借「盡情揮灑自我」或「解放」之名而幹的狗屁倒灶的事。我記得曾跟好友在維吉尼亞零下十多度的清晨，沿著山坡追趕一個朋友，他在我們野營期間吃了不好的迷幻藥，藥效發作，半裸著身子邊跑邊尖叫。他的暴露令我尷尬。我太矜持、太遮掩，無法那樣豁出去。我始終買不到提姆．利里[4]小丑列車的頭等艙車票，以最省事的方法面見上帝。

話雖如此，我必須承認自己是以不信任但渴望的眼光看待遺忘。我有點崇拜朋友愚蠢的勇氣。我向來以極高的自制力為傲，但也因此受窘。我常直覺如果我越過界線，那帶來的痛苦會多過紓解。我的靈魂就是這副形貌。我不喜歡身邊失控的「神志恍惚」，那帶來太多回憶：家裡那些不可預測、靜靜地一觸即發的夜，不知道自己置身何處的夜。在家裡，我永遠無法當個徹底放鬆、完全自在的年輕人。後來我答應自己，絕對不要重蹈覆轍。當我進入世界冒險，如果發生那種事而那不是我的場子，我會離開；如果是我的場子，我會理解。但如果超過臨界點，請你離開。

我也在樂團裡劃定界線。我不會管你的私事，除非我覺得那會損害我們正企圖達成的目標或傷害你。我相信這些界線是四十四年後，我們大多仍生龍活虎、在舞台上肩並肩、愉快而滿足的原因之一。

然而，我這般過於節制的結果，限制了我容許給自己的簡單樂趣。這就是我 DNA 裡不幸的部分。工作？給我一把鏟子，我會在太陽升起前直直挖到中國。這是身為自制者的好處，一座深不可測的焦慮與活力之井，如果得到正確的引導，這會是強大的力量，惠我良多。當人潮魚貫湧出音樂廳，你，我的朋友，精疲力竭，跳上你的勞斯萊斯跑車，開往花花公子豪宅，和利里醫師、海哥[5]，和六月、七月、八月女郎來場深夜暢飲暨心理諮商，我則在血色月光下繼續挖我的洞。當早晨來臨，那該死的洞挖好了，而我像個嬰兒一樣睡著——一個備受困擾的嬰兒，但終究是嬰兒。

這就是為什麼喝酒對我有益。我從不為飲酒的樂趣而喝。我曾在一次巡迴停留的飯店酒吧，問優秀歌手，也是巡迴好夥伴鮑比．金（Bobby King）喜歡哪種毒藥，他回答：「沒一個喜歡，所以我什麼都喝。」同感。而酒量欠佳的我，四、五小杯下肚，就會成為派對的靈魂人物，和視線裡每一個人磨蹭、調情，直到隔天早上醒來，內心悔恨交加，充滿我一心一意追求的內疚。醉意一來，我就會迅雷不及掩耳地出糗。儘管如此，能夠在年輕時對酒精戒慎恐懼那麼多年才走到這裡，對我仍有意義。這給了我一種邏輯不通的信心：我可以應付它，不會變成我爸。我可以愚蠢、出糗，但絕對不會故意嚴苛、殘酷，而且我會喝得很開心。能忍受我魯莽行為的人通常是我的摯友，所以我都跟朋友一塊兒喝。這能釋放我體內相當程度的快樂：家具飛出門外，地毯被捲起來，音樂狂轟濫炸，跳舞、跳舞、跳個不停。

我確實學到的體悟是，我們全都需要一點點瘋狂。人啊，光靠節制是活不下去的，我們都需要在路上得到幫助來卸下日常的擔子。這就是為什麼麻醉品自盤古開天就被趨之若鶩。今天我只想建議你依照你的忍耐度來慎選方法和物品，或什麼都不要，並仔細觀察身體的反應！

以往每每看到我的搖滾英雄享盡榮華富貴，我就會說：「天啊，我等不及要跟他們一樣。」但真的跟他們一樣時，那隻鞋僅偶爾合腳。搖滾樂充滿生冷、危險但美麗的享樂主義，歡欣鼓舞的唯物主義，在我感覺赤裸裸而毫無意義。如今我已大有進展，生活富裕、乘快艇環遊地中海（誰不想這麼做呢？）、搭私人飛機看牙醫，但我從未真正擁有那種恣意任美好時光流轉的魔力。除了在舞台上。在舞台上，說也奇怪，暴露於成千上萬觀眾面前，我總覺得非常安全，可以毫無保留。這就是為什麼在我們的場子，你擺脫不了我。好友邦妮．瑞特每次來後台探班，總會微笑地對我搖搖頭說：「這男孩有一套，一定會大放異彩。」所以，上了舞台，和你在一起，我就近乎自由，而派對將持續到燈光熄滅。我不知道為什麼，其他時候我始終無法像我和樂團聯手出擊時那般，感覺生命本身和一小道永恆之光沖激過我的血脈。我天生如此。很久以前我就接受這個事實：並非人人都可以成為滾石合唱團，上帝保佑他們；就算我們可以。

註釋

[1]〈紐帶相連〉的歌詞：「You walk cool, but darlin’, can you walk the line …」

[2]漢克．威廉斯〈我的水桶破了個洞〉的歌詞：「Well, I went upon the mountain, I looked down in the sea.」

[3]The Road Not Taken，美國詩人佛洛斯特（Robert Frost）一九一六年所寫的詩。

[4]Timothy Francis Leary，美國心理學家，宣稱迷幻藥對人類精神成長與治療病態人格具有成效，提出「激發熱情、內向探索、脫離體制」的口號，對一九六○年代的反文化運動造成重要的影響。

[5]指《花花公子》雜誌創辦人休．海夫納（Hugh Hefner）。

※ 本文摘自《生來奔跑》，原篇名為〈《河》〉，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