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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趙綺芳

在我初到竹富島的那個月,島上要舉行一年一度的村民運動會,女兒的托兒所也要組親子隊參加趣味競賽。(……)上午的比賽節目告一段落,進入中餐與午休時間。大會司儀透過麥克風宣布的聲音一結束,眼看所有的島民各歸其所,回到他們各部落所屬的帳篷,就連托兒所的幼童及家長們,也都回到自己家人鄰居所屬的部落,一時之間,我和女兒完全落單,只能待在臨時休息區。我感覺全場的眼睛都落在帳篷下孤單的兩個身影,甚至遠遠坐著、硬是對我進行不參與的觀察!在將近攝氏三十度的熱氣下,我絲毫無法感覺到一點應有的熱度。臨時休息區的帳篷庇蔭,或許遮掩了我臉上尷尬的表情,但是卻遮不住我的手足無措。儘管心裡有一個聲音說:你應該主動走到老爺爺旁邊去,但是我的兩腳卻像有千斤重般地定住,無法動彈。約莫過了十分鐘後,才有女兒同學的小男孩走過來,問我和女兒怎麼不過去和他們一起坐。原來,小男孩是受常來老爺爺家串門子的外祖母派來做這份差事,邀請我們過去,也解了我的圍。而這被眾人無視的十分鐘,感覺像是過了一輩子,卻成為我在田野中最難忘的困窘經驗。

回想起來,可以說正是女兒的同在,改變了我進入田野的姿態與位置。甚至從某種角度而言,女兒不僅是我的依賴人口(dependent),也是我的田野伙伴。依照民族誌方法的慣例,田野筆記本左邊那一頁是田野紀錄,留白的右邊要作為日後整理與分析所用,我的筆記本右頁卻滿是女兒的畫圖,有許多人像與動物圖畫,看得出來是她的觀察和自我揭露的融合。跟著我做田野,她也學到了記錄的必要,只不過我們兩個記錄的媒介完全不同,也顯現出極為不同的田野記憶。她大大延伸了我的觸角,使我的知識吸管得以蔓延到竹富島社會的不同領域。沖繩人對小孩的態度大體是充滿包容和放任的,《菊花與劍》中所描述日本人對孩童的教養態度,就算有些言之有理,也不適用於我所認識的沖繩社會現狀。在八重山有幾次到劇場看舞蹈演出的機會,孩童們在場內跑來跑去並不為怪,也無人斥責。而帶著女兒出門時,路上不認識的歐吉桑、歐巴桑將手中有的餅乾糖果甚至零錢就塞給她的例子,到後來也習以為常。在一個界限分明的社會,孩子所享有的能動性與移動的自由超乎我的想像,那些看到我只會遠遠點頭的島民,卻會親密地拉著女兒的手問她起初聽不懂的問題;身為成年女性所不會接觸到的族群──孩童──卻對女兒特別親切友善,而成為我們在田野地最早結交到的朋友。在向老爺爺租來的六疊房間之外,女兒的保育所是我最早的田野重心,為了陪伴她度過語言陌生的適應期,田野初期我每天到保育所報到,從而和家長與老師建立了網絡,也觀察到傳統儀式與日本當代幼童教育體系中制度化的身體馴化策略,而這些都是我原先未曾思索到的面向。

※ 本文摘自《田野的技藝》,原篇名為〈交錯與反照的身影:竹富島民、女兒與我〉,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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