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俞昊;譯/許恬寧

天才是稀有動物,普通人到底要經過哪些努力,才有辦法靈光一閃?下一節將介紹的羅姍.哈格提(Rosanne Haggerty)經歷千辛萬苦,苦思如何解決紐約時代廣場的遊民問題。聽起來雖然矛盾,但在智慧機器年代,人類最大的優勢將是追根究柢,想辦法弄懂人類的處境。

高譚市的底層社會

紐約市諷刺的地方,就在於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距離非常近。時代廣場除了是必遊的觀光景點,也曾是美國史上遊民密度最高的地區。在一九八○年代晚期,時代廣場是尋歡作樂的場所,人人都知道要看偷窺秀,找妓女,去那一區就對了。其中最龍蛇雜處的地方,聳立著破舊高大的時代廣場旅社(Times Square Hotel)。這棟十五層樓高的褐色磚造大樓內,到處是臨時性的小隔間。四乘六英尺大(約 121 公分×182 公分)的房間內,每一間掛著一個裸露的燈泡,空間只夠塞進一張窄床與置物櫃。高僅二.四公尺左右的牆壁,早已被香菸薰到泛黃,牆面到天花板之間的空隙,由搖搖欲墜的鐵絲網補足。發霉的地上散落著垃圾與裝古柯鹼的瓶子。

時代廣場旅社早已破產多年。法院指派的行政人員漫不經心地管理著那個地方,大樓本身違反一千七百多條建築法規,瀕臨被認定為危樓、強制拆除的狀態。旅社裡住著兩百多位獨居者,大多是老人,有的患有精神疾病,有的是越戰退伍軍人。令人為難的是整棟旅館雖然破爛,但要是真的拆除,只會導致附近擠滿更多遊民。哈格提回憶:「時代廣場旅社是紐約市最大的單人旅社(single-room occupancy hotel,譯註:美國貧窮無家者的居住設施,臨時工的窩身之處),又大又顯眼,我忍不住會想,我可以做點什麼。」[4]

哈格提眼神銳利,金髮及肩,說起話來像位高權重的企業主管,拘謹有禮,字斟句酌,但鏗鏘有力,不像想像中熱愛人群的社會運動人士。依據《華爾街日報雜誌》(WSJ Magazine)的介紹,哈格提在康乃狄克州哈特福(Hartford)郊區長大,十七歲時父親過世,從此肩負起照顧七個弟弟妹妹的責任。她大學在阿默斯特(Amherst)主修美國研究,畢業論文探討的是隱修士暨社會評論家多瑪斯.牟敦(Thomas Merton)。出社會後,她在慈善機構「聖約家園」(Covenant House)當義工,照顧無家可歸的青少年,地點就在時代廣場第四十三街。此外,她很快就加入天主教慈善會,學習申請政府新通過的「低收入住房稅額減免計劃」(Low Income Housing Tax Credit, LIHTC)。

「低收入住房稅額減免計劃」是一九八六年稅務改革法案底下的等額免稅額(dollar-for-dollar tax credit),鼓勵私部門替低收入國民開發平價住宅。哈格提表示:「一部分算是機緣,那是相當新的方案,知道如何利用的人不多。」[5]哈格提遊說大型非營利組織與大型企業,提議改造時代廣場旅社。她的熱忱感動了許多人,但沒有人真的伸出援手,因此她在一九九○年自行成立協會,最初的名字叫「共通點」(Common Ground),今日則更名為「破土」(Breaking Ground)。哈格提讓「低收入住房稅額減免計劃」變成資金來源,取得聯邦、州與市政府層級的補助,召集摩根大通(JPMorgan)、班傑瑞冰淇淋(Ben & Jerry’s)等具備冒險精神的投資者,一起收購與整修時代廣場旅社。

時代廣場旅社在一九九三年重新開張,六百五十二間房間變成設備最新穎的低收入單身成人支持設施。哈格提強調:「單人旅社常見的髒亂環境是很大的管理問題。」[6]她認為公共住宅計劃要成功,一定要有「良好的設計與認真的管理」,提供住戶支持性服務。時代廣場旅社有屋頂花園、電腦室,還有修復原貌的大廳,保留了最初的大吊燈。此外還有嚴密的安全系統、醫療設施、餐廳、圖書館、畫室。心理醫師與治療師也進駐旅社,提供健康照護與職能訓練等輔導服務,協助住戶找回自己的人生。[7]哈格提強調:「多年來,這座得獎的設施成為以不同方法做事的典範。我們做的就是協助人們成功。」一九九四年四月十五日,班傑瑞冰淇淋的兩位創始人班.柯恩(Ben Cohen)和傑瑞.葛林菲爾德(Jerry Greenfield),在時代廣場旅社一樓開設冰淇淋店,贈送三千支左右的甜筒,店內的營運就由樓上住戶負責,在接下來十五年屹立不搖。那間店太成功,後來還進駐洛克斐勒中心(Rockefeller Center)的子機構。[8]

然而,時代廣場旅社一帶的遊民對哈格提來說依舊是個謎題。她成立的共通點組織廣受好評,獲得專業認可,旅社的開發方式也很創新,一切看似都很順利,但哈格提發現睡在時代廣場旅社前的遊民並未大幅減少。一九九八年五月一天早上,哈格提接到地方醫院急診室打來的電話。電話另一頭的社工人員說:「請問是共通點的主持人哈格提女士嗎?我們這裡有一位病患將您列為最近的親屬。我們猜她是遊民,至少應該是住在時代廣場。」「好的。」哈格提沒有多問,換上外出服,前往醫院。

哈格提回憶:「每一天,我們都看到那位老態龍鍾的女士,推著硬紙板從三十四街走到時代廣場。雖然我們從來不曉得她的名字,我們全都認得她,好幾年了。我們立刻把她從醫院帶回我們的住屋設施,我問她先前怎麼不申請我們的服務,她微笑著告訴我們:『你們沒有問過我啊。』」事情有哪裡不對勁。哈格提最初最想幫助的人,自己的組織反而幫不到他們的忙。不知怎麼的,系統沒聽見最需要幫助的人士的呼喚。如果說就連運作得相當成功的支持性住宅,也無法真正減少地方上的遊民數量,一切的努力究竟是為了什麼?

真正重要的數字

多數的社會工作者都相信輸送帶模式,也就是處理遊民問題要循序漸進,先讓他們從街頭住進收容所,再從收容所住進永久性住宅:只要讓街上遊民知道收容所的存在,他們自然就會受到吸引,而住在收容所的人,自然會想搬進永久性住宅。只要規則訂清楚了,也提供選項給遊民了,一切就會水到渠成。很少有服務機構懷疑這個基本假設,但任何有經驗的社工都會承認,有一群人會抗拒社會服務──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不願意進收容所,就連在紐約酷寒無比的冬日也一樣。共通點組織在二○○一年實驗了一項推廣計劃:在冬天的午夜計算街上遊民人數,直接評估這個族群的人數。

找出不願意接受社會服務的人士,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紐約市有數十個組織以各種方式協助遊民。醫院提供急診室與戒毒服務;距離時代廣場僅十五個街區的地方,就有一個大型的慈善廚房;信仰組織的善心義工,也定期從附近的郊區抵達曼哈頓,在半夜提供食物給飢民。然而,在一個寒冷的一月晚上,哈格提的團隊發現,居然有四百人多人睡在時代廣場地上。

不論是從慈善的角度,或從財政的角度看,解決遊民問題都是當務之急。在街上遊蕩的人們,通常會消耗龐大的公共資源,穆睿.巴爾(Murray Barr)就是典型的例子。巴爾幾乎在雷諾(Reno)的街上待了一輩子,為了治療他的物質濫用問題、付他進出急診室的錢,以及其他服務,十年間就耗費內華達州納稅人一百萬美元。然而,內華達州花在住宅服務上的錢,卻不到那個數目。雷諾警察局的歐布萊恩警官(O’Bryan)表示:「我們因為袖手旁觀,浪費掉一百萬。」[9]舊金山的研究也發現,提供遊民穩定住所,可以讓進出急診室的次數下降 56%。加州大學研究人員發現,十八個月間,十五個遊民的醫療費與執法費用,就會花掉納稅人一百五十萬美元以上。全美的高成本醫療補助計劃(Medicaid)成員中,近三分之二是遊民或居無定所者。

當共通點組織開始訪談第一批遊民時,他們很意外地發現許多遊民都對收容所很反感。遊民討厭收容所,潮濕陰暗的環境裡充滿尿騷味,到處是酒精、毒品、清醒程度不一的陌生人,並沒有比街上安全多少。在街上,遊民互相認識,互相告知哪裡可以找到食物,哪裡可以每星期沖一次澡,傳授掙扎活下去的方法。住在街上雖然有許多問題,但遊民同樣珍惜自由,說什麼都不肯放棄獨立自主的生活。他們認為社會服務機構定下的規矩通常沒什麼道理,也極度不尊重人。許多人認為自己無法擺脫遊民身分,問題純粹出在現行的官僚制度。舉例來說,如果要申請到津貼住宅,你得繳交出生證明、收入證明、信用證明文件或六個月的無吸毒酗酒的證明──這對已經在街上生活數年的人來講,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哈格提表示:「在遊民心中,收容所是講空話的地方,設下重重阻礙不讓他們有地方住,光是入住條件就排除了最需要協助的人」。[10]

共通點組織聽到遊民的心聲後,採取合乎邏輯的步驟,針對不願意接受社會服務的人們,擬定「從街頭到有家計劃」(Street-to-Home)。目標是先找出這群人,接著判斷怎麼做才能讓他們接受安置:「我去接觸一般想不到的人,請出乎意料的人來解開這道謎題。」[11]哈格提找來了貝琪.坎尼斯(Becky Kanis)。坎尼斯畢業於西點軍校,曾在部隊擔任特種作戰指揮官與軍事情報官。「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必須請沒有先入為主觀念的人來看這個問題。」[12]哈格提交給坎尼斯的任務是在三年內減少時代廣場三分之二的遊民。[13]坎尼斯立刻組織一個優秀義工團,詢問遊民是否需要食物、醫療協助、財務支援、工作、收容所、輔導或住屋。團隊的任務是以新方法應對現行制度,想辦法走出官僚體制構成的迷宮,包括進行醫療篩檢、接受心理評估、申請社會福利或失能補助、取得收入證明等等。坎尼斯的團隊盡可能簡化申請流程,對抗繁瑣的法規。因為福利法規通常歧視法規原本該協助的人。

在此同時,共通點組織也替第三棟公共住宅剪綵。這次是全新整修過的安德魯旅社(Andrews Hotel)。安德魯旅社曾是曼哈頓下城區惡名昭彰的包厘街(Bowery)同義詞。安德魯旅社不同於提供長期租約的時代廣場旅社,僅提供暫時的短期住所,協助需要「第一步」(first step)服務的遊民,也因此能夠採取簡化許多的入住程序:不需要提供神智清醒證明,沒有宵禁,不強制勒戒與接受其他支持性服務。安德魯旅社提供現場服務,但如果入住者不想要,也不必接受。「從街頭到有家計劃」執行的第一年,坎尼斯的團隊成功說服四十三位先前抗拒收容所的遊民,提供他們住處,感覺協助遊民的計劃終於要成功了,然而哈格提與坎尼斯很快就發現,自己要學的事還很多。減少地方遊民數量是極為艱鉅的任務。

進一步,退兩步

前兩章提過,連會計、放射學、法律、新聞、股票交易等主流產業,眼看也終將被人工智慧自動化取代。本章介紹的領域則正好相反,依舊需要靠判斷力、創意、同理心,也就是人類心智勝過電腦的活動。牛津大學的弗雷(Benedikt Frey)與奧斯朋(Michael Osborne)所做的研究指出,休閒治療師、運動傷害防護員、神職人員等職業相對不受自動化影響,主要原因是相關工作需要大量的人際互動,本質與人際關係有關。[14]至於交易型、重複型的工作則是會被機器人取代的高風險職業,例如房地產仲介、審計師、電銷人員。[15]哈格提即將面臨的挫敗顯示,世上有些棘手的難題,依舊只有人類的心靈能夠解決。

共通點組織推出「從街頭到有家計劃」一年後,曾經二次在半夜數人頭,結果發現街上的遊民數不但沒有減少,反倒大增 17%。糟糕的統計數字讓哈格提不解,整個計劃因此喊停:「從街頭到有家計劃」的基本概念一定有問題,或者執行時出錯了。當時的計劃負責人詹姆士.麥可羅斯基(James McCloskey)直覺認為他們可能依舊瞄準了錯誤對象,於是做了一個大膽的舉動。他帶著團隊成員連續四週每天早上五點鐘走訪街頭,記錄睡在時代廣場周圍二十個街區的人,寫下他們的名字,配上每個人的照片。那年冬天,團隊在街上一共找到五十五位遊民。麥可羅斯基發現其中只有十八人固定睡在時代廣場,其他人則有時會來,不一定永遠處於無家可歸的狀態。換句話說,那十八個人才是附近真正的長期遊民,也是最需要協助的人,但不知為何,「從街頭到有家計劃」一直沒發現他們的存在。

麥可羅斯基的發現十分重要,因為當時公共服務尚無「長期無家可歸」(chronic homelessness)一詞。大多數的服務機構都以幾乎完全一樣的方式,處理每一位遊民的問題。哈格提表示:「這就好像醫院急診室的醫師宣布:『每一個人都病得一樣重』,當然不可能是那樣。」統計數據並未區分暫時性與長期性的無家可歸,也因此可以解釋為什麼相較於前一年,遊民數量並未減少。團隊揭曉的事實是底層社會中,有一群沒有任何人發現的長期遊民。光是讓遊民輕鬆就能住進共通點組織還不夠。如果沒有瞄準特定對象,目前的制度永遠照顧不到長期的無家可歸者。

「從街頭到有家計劃」為了專心協助這個族群,不再接受第三方轉介而來的遊民。相關的推廣組織原本友好地與哈格提合作,一下子變臉了。哈格提告訴我:「所有的合作夥伴原本一直都會把人介紹到我們這邊。突然間,我們宣布暫停所有合作,只專心處理最困難的案子。合作夥伴氣急敗壞,大聲抗議,抱怨我們冷血無情。但我們說:『我們只處理最棘手的案子,簡單的你們本來就在做,你們應該繼續自己努力。』」「從街頭到有家」團隊接著投身於讓那十八位遊民願意離開街頭。他們平均已經在街上待了十四年之久,時代廣場的每一家商店、警員、服務機構幾乎全都認識他們。他們全都吸毒、酗酒,有健康問題,先前至少有一個以上的推廣團隊接觸過他們,但沒人想接手他們的案子,或至少目前為止沒人成功過。他們是最棘手的一群人。

哈格提猜想,要是能讓這群「傳奇老前輩」願意離開街頭,就能證明棘手問題其實有解,進而帶來漣漪效應,刺激地方改變。「你可以視若無睹地走過哈林區某個陌生人身邊,但一旦你知道那個人叫艾德,他打過越戰,得了癌症,你就再也無法置身事外。」[16]一年後,開始出現激勵人心的成效。一如設想,全心提供老前輩遊民真正需要的東西後──一個住處,而不是收容所──街上的短期遊民也開始願意尋求協助。「住所優先」(housing first)的策略出現成效。二○○六年,「從街頭到有家」讓時代廣場在一年間遊民數量減少 75%,隔年再減少 50%,一共讓遊民數量減少了87%,附近的二十個街區也減少 43%。此外,這樣的成效也讓紐約市政府全面改變推廣合作的方式,市長彭博(Michael Bloomberg)決定自二○○七年起,紐約五個行政區全部採取共通點組織的做法,開啟新的時代,社服機構逐漸從強調提供了哪些服務,走向有數字為證的成效。「從街頭到有家計劃」這個先驅令人敬佩,靠著八名員工與三十五萬美元的預算,一路走到今日。

當然,一個人會無家可歸,背後永遠有數個成因。健康問題、藥物依賴、家庭暴力都可能重重打擊薪貧族,停滯的薪資與飛漲的房租,也可能使人淪落街頭。二○○○年至二○一四年間,紐約市的中位數房租增加 19%,家戶收入卻減少 6.3%。[17]同一時期,紐約市的平價或租金被管制(rent-stabilized)的租屋單位則減少數十萬。[18]大環境使薪貧族更容易淪為下流。一旦失業或碰上醫療緊急狀況,就可能被房東趕出去或房子被拍賣。不過不管怎麼說,整體趨勢並未掩蓋一個不可否認的深層現象──長期的無家可歸者在許多方面都是遊民的意見領袖。哈格提證明了自己始終假設的漣漪效應。要大幅減少地方上的遊民,一定得將有限的資源優先協助處境最困難的一群人,而不再因為他們最難處理而躲著他們。也就是說,從許多方面來看,哈格提的團隊翻轉了其他社會服務機構長久以來的做法。

註釋

[4] 本個案研究的早期版本,請見:“Finding Community Solutions from Common Ground: A New Business Model to End Homelessness,” IMD Case IMD-3-2289, 2012. Pam Fessler, “Ending Homelessness: A Model That Just Might Work,” NPR, March 7, 2011, http://www.npr.org/2011/03/07/134002013/ending-homelessness-a-model-that-just-might-work.
[5] Alastair Gordon, “Higher Ground,” WSJ Magazine RSS, accessed June 6, 2017,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608011853/http://magazine.wsj.com/hunter/donate/higher-ground/.
[6] Dennis Hevesi, “On the New Bowery, Down and Out Mix with Up and Coming,” New York Times, April 13, 2002, http://www.nytimes.com/2002/04/14/realestate/on-the-new-bowery-down-and-out-mix-with-up-and-coming.html?pagewanted=3.
[7] Gordon, “Higher Ground.”
[8] Brad Edmondson, Ice Cream Social: The Struggle for the Soul of Ben & Jerry’s (San Francisco: Berrett-Koehler, 2014), 76–77, 136.
[9] Malcolm Gladwell, “Million-Dollar Murray,” New Yorker, June 7, 2017, http://www.newyorker.com/magazine/2006/02/13/million-dollar-murray.
[10] “Linking Housing and Health Care Works for Chronically Homeless Persons,” HUD USER, accessed June 15, 2017, https://www.huduser.gov/portal/periodicals/em/summer12/highlight3.html.
[11] TEDx Talks, “How to Solve a Social Problem: Rosanne Haggerty at TEDxAmherstCollege,” YouTube video, 18:31, December 19, 201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VylRwmYmJE.
[12] Fessler, “Ending Homelessness.”
[13] Becky Kanis, “Facing into the Truth,”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accessed June 9, 2017,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blog/2013/03/21/facing-truth.
[14] Carl Benedikt Frey and Michael A. Osborne, “The Future of Employment: How Susceptible Are Jobs to Computerisation?” Technological Forecasting and Social Change 114 (2017): 254–280, doi:10.1016/j.techfore.2016.08.019.
[15] Edward O. Wilson, Half-Earth: Our Planet’s Fight for Life (New York: Liveright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17), 199–200.
[16] Gordon, “Higher Ground.”
[17] Brenda Ann Kenneally, “Why It’s So Hard to Stop Being Homeless in New York,” Daily Intelligencer, accessed October 8, 2017, 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7/03/nyc-homelessness-crisis.html.
[18] “Turning the Tide on Homelessness in New York City,” City of New York, accessed October 8, 2017, http://www1.nyc.gov/assets/dhs/downloads/pdf/turning-the-tide-on-homelessness.pdf.

※ 本文摘自《躍競思維》,原篇名為〈人類互動無可取代〉,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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