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熹暻;譯/簡郁璇

既然此書以孩子為焦點所探討的第一個家庭問題是體罰,那麼就先窺探瑞典對體罰的態度吧。瑞典是世界上第一個以法律禁止父母體罰的國家,而以法律全面禁止各種體罰,則是在一九七九年。《兒童權利公約》是於一九八九年生效,等於領先了十年。

促使瑞典全面禁止體罰、扮演重大推手的社會團體,即是我曾任職的救助兒童會。二○一一年,我與瑞典救助兒童會的活動人士馬利會晤,談論有關禁止體罰宣傳活動的話題,而我將體罰和韓國文化特性加以連結來說明。當時,我也和許多人相同,認為「母親的藤條」是韓國的傳統。我說,因為拿藤條管教是韓國傳統的教育方式,所以要將宣傳禁止父母體罰可能會有困難。

馬利當場如此回應:「愛之鞭!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會說這是自己的文化傳統。認為那是文化特性、宗教教誨的想法,才是擁護體罰最為頑固的論調。瑞典也曾經如此。」

聽到馬利的話後,我想起二十多年前看過瑞典導演英格瑪.柏格曼(Ingmar Bergman)的電影《芬妮和亞歷山大》(Fanny och Alexander)。牧師殘忍毆打孩子的體罰畫面,與電影之陰鬱情緒相仿,令人久久無法忘卻。雖然電影拍攝於一九八二年,但這部電影的時代背景卻是一九○七年。在瑞典,父母為了強迫子女服從,體罰是長期以來的傳統。根據馬利的說法,「基於孩子是父母所有的概念,瑞典鼓勵父母持鞭的嚴格管教方式,甚至法律還曾明文規定允許體罰。」

在六○年代,法律尚未禁止體罰前的一項調查中,有超過九成父母回答曾經打過孩子。這表示,瑞典之所以能成為世界上第一個以法律禁止父母體罰的國家,並不是因為打從一開始就尊重孩子的人權所致。

瑞典也不是很順利就達成禁止父母體罰。無論是在瑞典國內或國際上,以法律禁止父母體罰都是相當具爭議性的話題。修訂法律時,歐洲媒體針對此事大幅報導,當時一家法國報紙甚至以「瑞典人已經瘋了!」為標題[1]

儘管初期遭到諸多批判和懷疑,之後其他國家卻紛紛跟進,以法律禁止體罰。三十多年後的今日,瑞典毆打孩子的父母不到一成,兒童受虐致死事件也大幅減少。相較於七○年代因兒童虐待而被送往斯德哥爾摩醫院的孩子數目,一九九四年降低至六分之一,二○○○年後則幾乎再也沒有受虐致死的孩子[2]

在這四十年間,變化是如何發生的?

在禁止體罰以前

在瑞典以法律禁止父母體罰前,曾經有過數十年的變化和爭論的歷史。研究人員指出,一九○九年,作家埃倫.基伊(Ellen Key)的著作《兒童的世紀》(Das Jahrhundert des Kindes)乃是變化的起點。埃倫.基伊在著作中要求將兒童的需求視為第一優先,督促瑞典社會有所改變。雖然現在大家都會點頭稱是,但在當時這是極為激進的一項要求。

二十世紀初期,整個歐洲對孩童的認知漸次產生改變。一九二三年,英國社會改革家兼救助兒童會創辦人伊格蘭泰.傑布(Eglantyne Jebb)發表一篇宣言,主旨是孩子也有不可侵犯的獨立人權,而此宣言後來成為《兒童權利公約》的基礎。

一九二八年,瑞典禁止中學的體罰。三○年代,各國對於兒童與童年有了新的觀點,對於體罰是否妥當的爭論也透過媒體而活絡。三○年代,瑞典報紙連載了一系列報導,聚焦於社福機構的孩童所受到的非人權待遇,成為將機構內長期嚴重虐待的情況訴諸公論的契機。十年後,少年輔育院的各種體罰遭到禁止。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家庭成為瑞典政治爭論與政府改革的核心議題,暴力式管教是否正確的爭論也隨之升溫。不只是對孩童的暴力與虐待問題,還包括政府對家庭與孩童的情況、兒童福利的責任,均成為政治議題。

提倡改革的人士主張,社會具有為孩子打造美好居住環境的責任,兒童福利、學校免費供餐、產前門診、兒童醫院、學校醫療保險等被引進,父母也能接收到家庭所需的各種資訊,包括健康、營養、教養、如何為孩童設計一個安全的家等。

直到二十世紀前半,瑞典的學校依然會以教育為目的進行體罰。一九四五年議會開始討論以法律禁止所有學校(包含小學在內)的體罰,而原則上贊成禁止體罰的議員雖然表示支持,但就連這些人也不相信可以就此遏止體罰。許多議員憂慮,一旦體罰遭到禁止,教師要如何教導孩子,而多數的父母則相信,教師有毆打學生的權限。在經過長期的唇槍舌戰,法律最終在一九五八年禁止了所有學校內的體罰行為。若單就學校禁止體罰來看,一九三六年挪威就已經以法律禁止,比瑞典更早。

隨著對童年與養育的了解增加,觀點逐漸轉變,立法也產生變化。保護弱者的人權,免於在權力位階關係中受到強者暴力傷害的措施,同樣反映在法律上。舉例來說,十九世紀後期法律便禁止丈夫對妻子施暴,而二十世紀初期則禁止了雇主對勞工的暴行。

直至五○年代中期,雖然法律仍允許父母對子女體罰,但一九五七年和一九六六年分別在兒童和父母相關法律和刑法中,刪除了可以使用體罰的條款。

儘管規範有所改變,但大家對體罰依然很寬容。一九七一年,有六成民眾回答不曉得法律不允許體罰行為。接著在一九七一年,父母對子女體罰成了社會議題,起因就在於一名父親將三歲孩子虐待致死,但其行為被認定為管教的一部分,因此最後被釋放。這顯示出單純刪除允許體罰的字句是不足夠的。

這項判決引起社會大眾的公憤,接著連續幾年,社會不斷討論要如何預防兒童虐待,NGO 也持續舉辦大規模宣傳活動,以追求將體罰禁止法制化。然後在一九七七年,政府組成兒童權利委員會,開始討論修訂禁止父母對子女體罰的法律[3]

「請用石頭丟我,代替藤條吧。」

此時,在父母體罰議題上打轉的社會爭論越演越烈,許多著名人士也參與了這場紛爭,其中一位就是以童書《長襪子皮皮》(Pippi Longstocking)聞名的兒童文學作家阿斯特麗德.林格倫(Astrid Lindgren)。她在瑞典通過禁止父母體罰法律的前一年(一九七八),榮獲德國圖書協會頒發的和平獎,並以「永無暴力」(Never Violence)為題,進行了一場演說。

在這場演說中,阿斯特麗德.林格倫說了一個自己年輕時從一位女性那兒聽來的故事。這位女性還是一名年輕母親時,當時很盛行「如果吝於打孩子,就會毀掉孩子的一生」的觀念,有一天,因為年幼的孩子不肯乖乖聽話,她為了管教孩子,於是要兒子把藤條拿來,這也是韓國的媽媽們經常使用的方法。她們要孩子親自把藤條拿過來,甚至要他們決定打幾下,給予類似於「讓你揭開自己的罪行」的警告,並藉此讓他們有自行反省的機會。

可是,男孩出去找藤條後,過了許久才回來,他一邊遞出石頭,一邊告訴媽媽:「我找不到可以當藤條用的樹枝,請您用石頭丟我來代替吧。」

孩子的想法是:「既然媽媽希望弄疼我,那用石頭代替藤條也行吧。」這句從天真無邪的孩子口中說出的話,讓媽媽透過孩子的眼睛看清楚真相,成了她覺醒的契機。媽媽這才領悟到自己對兒子做了什麼,將兒子擁入懷裡,一起哭了好半晌。為了不忘記那一刻的決心,以及往後絕對不再打孩子的誓約,於是她將兒子撿來的石頭放在廚房的置物架上。

當時社會對禁止體罰的爭論相當激烈,而林格倫的一席演說產生了莫大影響。雖然不曉得打了孩子之後,是否真如擁護體罰的人士所言,能帶來當下「改善」的表面效果,但從以往的歷史來看,暴力只會引發更多的暴力,使世代之間的斷層變得更巨大、更危險。林格倫的主張在糾正觀點上做出極大貢獻,讓大家了解到,體罰並不是父母的管教方式,而是對弱者的一種暴力。

我希望那些認為體罰不算什麼、禁止體罰也不重要的人,能夠豎耳傾聽林格倫的演說:

「在零暴力的環境下養育孩子,就能夠打造出新人類,在永遠和平的狀態生活下去嗎?說不定只有童書作家會那樣回答。那是一種烏托邦吧!我明白,如果希望這個貧困、充滿疼痛的世界擁有和平,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但此時此刻,明明不是處於戰爭時期,世界卻充滿殘酷與暴力,孩子們也無法安然闔眼。孩子們每天都在目睹、聆聽這些暴力,最終他們會相信,暴力是一種理所當然的狀態。難道我們就不能從家庭開始,展現其他的生活方式,為孩子樹立榜樣嗎?為了提醒自己,暴力絕對不能存在,在廚房的置物架放上小石子也是很好的點子。無論如何,這些都會對世界和平帶來微薄的貢獻。」[4]

註釋
[1] 2015/7/1. “How Sweden became the fir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 ban corporal punishment”. Radio Sweden.
[2] Joan E. Durrant & Staffan Janson. 2005. “Law Reform, Corporal Punishment and Child Abuse: The Case of Sweden”.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Victimology 12. pp. 139-158.
[3] Joan E. Durrant. 1996. “The Swedish Ban on Corporal Punishment: Its History and Effects”. Family Violence Against Children: A Challenge for Society. Walter de Gruyter & Co., Berlin, New York, pp. 19-25.
[4] Astrid Lindgren. 2007. “Never Violence!”. Swedish Book Review 2007(2).

※ 本文摘自《異常的正常家庭》,原篇名為〈父母體罰禁止法如何改變社會?〉,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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