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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華驎

每年四月底或五月底,台灣各縣市部分的街頭常會出現一年一度特殊的人潮。以台北市的重慶南路為例,每逢上下班和中午休息時段,就可以看見一大群人手握著上市櫃公司寄發的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在擁擠的人群中忙著探尋此處是否有代發自己手中持有股票公司的紀念品,或是想從雜亂無序的人潮中,早一點交出手上的委託書換取紀念品,擁擠的人潮常讓人誤以為置身百貨公司週年慶。台灣史上最著名的例子是2002年當時股東人數超過90萬人的聯華電子,由於股東人數過於龐大,為了避免混亂,聯電當時還專門租下了台北中山足球場來發放紀念品,龐大的人潮和車潮癱瘓了足球場周邊交通,不但引發媒體關注,還要動員大批警力來疏散人群。台灣是世界上少數上市櫃公司熱忱於發放股東紀念品的地方,股東會前夕股東們為了領取紀念品而萬頭鑽動的場面,可謂台灣奇蹟。

小股東為紀念品因小失大

不難理解,股東會最初發放紀念品的意義在於提高小股東參與股東會的誘因,避免股東會因為出席股數不足而流會的尷尬場面。爾後,由於許多小股東或因時間及地點等因素實在無法參加,又不甘心損失領取紀念品的機會,於是開始有公司提供不必到場,只要交付股東會通知書中附加的委託書亦可領取紀念品的貼心服務。一般而言,委託書中均載有本次股東會所有表決事項,小股東即使不出席股東會,仍然可以透過委託書中勾選預定表決議題來表達意見。但或許是台灣多數小股東並不十分在意所投資公司的經營情況,或是認為反正自己的意見也無關緊要,形成絕大多數回收的委託書都只是蓋了章的空白委託書。演變到最後,由於小股東的怠惰,空白委託書居然成為了「有價證券」,讓不少人發現有機可乘,也因此委託書的爭奪戰成為了每年台灣股東會必定上演的戲碼。

委託書爭奪戰


戲碼一:公司派持股不足、徵求委託書以鞏固經營權

由於台灣上市櫃公司,除公國營企業外,多數都由家族企業起家,因此理論上,公司經營階層應當持有相當大比例的公司股權。然而在實務上卻並非全然如此,不少上市櫃公司平常董監事持股比例就不高,只是透過一些交叉持股方式取得公司經營權,等到要召開股東會甚至是要改選董監事前夕,再以發放紀念品或支付委託書通路商費用模式來取得空白委託書,來避免股東會出席股數不足流會或是取得董監席次。也因為如此,近年來出現了不少上市櫃公司,一般年度股東會不發放紀念品,而每逢三年的董監改選股東會才發紀念品的詭異現象。

戲碼二:透過徵求委託書取得公司經營權

這樣的情況多半發生在公司經營權有所變動(如公營企業民營化),或兩派以上人馬相爭公司經營權時。因為委託書投票時的代表權等同於正式持有的股份,但是取得成本卻遠低於從公開市場購入股份,因此當有股權之爭時,委託書自然就成為當事人又快又便宜取得投票權的捷徑。

依現行規定,委託書徵求不得以金錢或其他利益為條件來取得[1]。因此,在現實運作中就出現了有趣的變形手法。首先,因為法令規定不得用金錢換取委託書,於是不少公司就用約當是現金的禮券替代,特別是超商或超市禮券,由於採購方便、受者實惠,成為近年來股東會最熱門的紀念品。再者,因為不能用錢或東西「換」委託書,因此公司派就變相以服務股東為名,「提前」把紀念品發給未能出席的股東,但實際上股東就是必須交付委託書才能拿到紀念品,更有趣的是,因為只有公司派才能發紀念品,因此一旦有經營權之爭,紀念品和股東名單就成為公司派擊退市場派的二大利器。公司派最常見的手法就是透過徵求委託書通路業者的協助,到處擺攤來吸引一般小散戶交出手中委託書,並同時透過手中握有股東名冊的優勢,針對一定數目以上股東再以登門造訪方式另行「加碼」。例如2009年開發金控企圖強勢購併金鼎證券時,當年度金鼎證券的股東會紀念品為市價高達數千元的電子血壓計,甚至提供專人到府換取委託書即為一例。也因為如此,在公司經營權之爭時,很多人會莫名其妙地接到陌生人電話,告知要專程拜訪拿紀念品換委託書,讓人不禁懷疑個人資料如何外洩到這些不相干人的身上?

相對而言,企圖爭奪經營權的市場派由於無法取得股東名冊,依法又不得自行提供紀念品來徵求委託書。因此往往採取的策略有二種:一是向法人投資者另行開價或予以承諾來取得委託書(例如取得公司經營權後,未來承銷或特定業務交付該公司承接);二則是向委託書徵求業者私底下開出更好的條件,換取委託徵求業者或相關通路業者的倒戈相助。

也因為兩派人馬的爭相拉攏,這些委託書徵求業者慢慢地也從單純的通路服務業,搖身一變成為大老闆們的座上賓,尤有甚者,一些「委託書大王」憑藉著手上的委託書,哪怕自身持股不多甚至和公司沒有什麼淵源,靠著和公司派結盟,一樣能進軍公司的董事會,成為公司的經營階層。

股東會黃道吉日

另一個和委託書相近的問題,還有台灣上市櫃公司召開股東會的日期都喜歡挑相同的「黃道吉日」,最著名的例子是2008年6月13日,這一天台灣同時有637家上市櫃公司同時召開股東會,再次創下台灣奇蹟。

推論這些公司之所以喜歡選擇同一天開股東會,除了規避一些職業股東的鬧場外,其實也是基於管理層的私心,認為反正所得委託書已達法定出席股數,反倒希望小股東出席人數愈少愈好,好讓議程可以早點結束。可是從另一方面想,股東會是一年僅有一次小股東可以直接面對公司經營層的機會,如果經營層為求自己方便而剝削小股東權益,豈不是公司治理最壞的示範?

針對台灣股東會的「黃道吉日」,金管會已於2011年規範採取登記制,限制同一天召開股東會上市櫃公司不得超過200家,並在2012年再限制為120家。不過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不少公司高層深知職業股東習性多鎖住特定產業或一定資本額以上公司,經常透過私下串連,把同類型公司股東會開在同一天,讓相關股東無法兼顧或疲於奔命。

除了委託書滿天飛和股東會黃道吉日,台灣上市櫃公司還有另一個喜歡動手腳的地方就是股東會的開立地點。很多公司明明總公司就在市區,但偏偏以場地租借不易或是不想浪費場地租借費用為由,把股東會移到工廠舉辦,而且通常把開會時間都訂在一大早。這些工廠多位於工業區內交通不便,就算少數股東有心提早起床再舟車勞頓地趕到股東會地點,常常也發現股東會因為很少股東出席,在主持人飛快唸完議程也沒有人表示異議下,股東會以超高效率早就結束了。

針對以上亂象,主管機關並非視而不見,開出的解決藥方就是——推廣電子投票。經修正公司法177條之1增列股東會可以採用電子投票方式後,在2012年2月金管會作出更進一步規範,要求上市櫃公司資本額在100億元以上,前次股東會登記股東在一萬人以上公司強迫要建立電子投票機制。把電子投票和過去的親自出席及委託出席三者同時列為股東針對公司議題進行表決的有效方式,這項規定並於2014年起下降為資本額50億元以上。同時為了因應電子投票所需的系統平台,由集保公司和各券商共同成立台灣總合股務資料公司,以「委託書平台」和「電子投票通訊平台」二項機制來提供各上市櫃及有意競逐公司經營權人士一個更為公平公開的平台,也希望透過電子投票機制能化解現行股東因為股東會時間地點因素無法出席,造成股東意志無法表達的情況,讓小股東們能更積極地表達自己意見而落實公司治理。之後,因立委質疑台灣總合有獨家壟斷之嫌,又再由集保公司建立「股票e票通」股東會電子投票平台。

不管是台灣總合公司平台或是股票e票通看來都是很好的機制,只可惜在現實中,一方面由於小股東仍偏好領取紀念品,再加上即便有法令要求,加入電子投票的公司家數仍然太少,要能達成透過電子化完成公司治理中的股東民主,看來在台灣還有一段遠路要走。

▍結論

就如同國家由人民組成,股東是一家公司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因素。這也是為什麼不管中外,所有公司章程中一定都是把股東大會列為公司最高決議機構的原因。相對的,董事會只是受所有股東委託處理公司日常營運事項的單位,因此一年一度的股東會等同就是董事會及公司經營階層向所有股東們報告經營成果和未來展望的時候。當然,這也是多數小股東們向大老闆表達意見和提出疑問的唯一機會。透過這樣的交流,其實也是讓公司經營層和小股東間有彼此交換意見的機會,避免經營層一意孤行決策偏執的可能,這也是為什麼股東會常被稱為股東民主的原因。

可是在台灣,現實的股東會經常卻是反其道而行,公司老闆往往認為自己才是主角,股東們只是缺乏產業知識卻只會吵著要糖的小孩罷了。在這樣的心態下,股東會變成只是應付法令不得不召開的會議。公司經營者也期待股東參與股東會只要乖乖聽話就好,甚至是只要達到法定出席股數後,最好股東能不出席就不用出席,相對的,只要是質疑公司營運的股東往往被視為和諧的破壞者。可是仔細想想,不正是因為公司決策有誤或是老闆行為有問題,這些職業股東才有機可乘?如果決策錯誤,未來股東會上勢必要面對難堪的質詢和責難,這不正是迫使公司董事會必須更認真更正確地為股東和公司謀取福利的壓力?從這方面思考,職業股東或是長期追蹤公司的研究員在股東會上的質疑反而是推動公司進步的力量。再說,在股東會上面臨股東的質詢和責難,這些事在公司申請公開發行時,其實董監事早就知道了。當董監事享受股票上市帶動的財富時,又怎麼能以此來逃避自己的責任?更何況,台灣上市櫃股東會除了流會,從來沒有要開會超過一天的,如果一家公司老闆連一天股東會的壓力都承擔不起,那股東又要怎麼期望這位老闆在公司面臨壓力時能從容以對?

其次談到委託書,原本委託書的存在是為了方便不克出席的股東可以委任他人代表出席的委任狀。而公司為了方便統計,於是在寄給股東的開會通知中附上了標準化的委託書,結果在制式委託書和紀念品巧妙結合下,二個原本不相干的東西在台灣卻成卻成為公司派綁標的工具,也幫一些董監事持股不高的公司藉此大開方便後門。

「控制股東現金流量權與控制權偏離」在公司治理議題中一直是個熱門的話題。意思是說如果一家公司老闆可以操控這家公司的能力遠大於他實質擁有的股權,不管是從實證研究或是從人性思考角度來看,都證明這樣的架構很容易引發老闆的自肥或是掏空。而台灣現行委託書制度偏偏就是助長這種大老闆低持股卻可以掌控整個公司的最大利器之一。要增進台灣企業公司治理,勢必要想辦法讓這扇後門回歸正軌,讓公司經營層權力和責任相符,才是讓企業主重新回到專注於自己事業的根本之道。

※ 本文摘自《公司的品格》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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