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心靈、批時政、發展出版產業──詩人在那個時代做的事

文／黃寬重

宋代是中國文化創造的黃金時期。經濟繁榮與教育普及，造就大量以儒為業的士人。這些士人雖志在功名舉業，卻因掌握知識而有多元的發展空間。《袁氏世範》明確指出，士人在求取功名之外，各種仰賴知識為生的可能性：

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收束修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筆札、代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為童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致於辱先者，皆可為也。

顯示南宋社會經濟分工成熟，士人職涯發展相當多元。然而，士人能力素質差異，造成其事業成就有別，其生活、生計的品質與品味也有所不同。尤其到南宋，士人生涯發展轉向鞏固地位以擴展對整體社會之影響，從而趨向精神層面的追求，不僅使整個時代在本質上趨於內斂，也造就雅俗交疊並陳的文化發展面向。

這種雅俗並陳、兼容並蓄的文化表現，在宋以前的各個時代均曾出現，但南宋因著士人群體的膨脹與社會經濟的多面向發展，特別明顯。道學最能體現宋代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學術特點，而其形上探求尤具深意。自北宋張載、二程等揭其序幕，到南宋中期有了明顯的分流、競逐與整合。在此時期，道學名家如張栻、呂祖謙、葉適、陳亮，乃至二陸、朱熹等並起，互相攻錯爭雄。嘉定時期，在經歷慶元黨禁禁錮的艱難之後，開啟了以推動朱學為主流的整合過程。到理宗端平以後，朱學弟子透過科舉、書院與政治力的推波助瀾，使朱學成為理學代表，確立其獨尊地位。

嘉定時期道學再起與興盛的過程中，由於追隨者眾，形成一股社會風潮。其中，固然有致力發揚儒家理念的有道之士，卻也同時出現因追逐潮流者眾而顯現庸俗荒誕的面貌。理宗親政後，就出現「（朱）熹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的扭曲現象。社會上存在人人道學君子，實際上多是沽名釣譽的怪論。周密引述吳興老儒沈仲固的話：

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捍邊者，則目為麄才；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自詭其學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焰可畏如此。

這種瀰漫尚空談、不務實、言行不一、責人嚴苛等虛偽矯枉的風氣，與魏晉時的清談誤國無異。可以說在道學發展上，呈現莊重深邃的學術風貌，也摻雜世俗弊陋的歪風，正是南宋思想文化發展雅俗並陳的特色。

各種文學作品如詩、詞、俗文學，同樣能彰顯這種多樣發展、兼容並蓄的社會現象。以詩學為例，元初重要學人袁桷指出，南宋詩壇主要有三個流派，包括江西詩派、江湖詩派及理學詩派。這種流派的分野不僅反映社會環境與時代變遷，也凸顯了士人群體的不同文化取向。袁桷所說「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為宗，其發為聲詩，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絕」，提到道學對詩內涵的改變一事，正顯示理想性強的道學家，為了擴大影響層面，除藉由科舉教育的途徑外，也將詩文當作移風易俗、宣講道學理想與教化的工具，並一度成為文人眼中的典範之作。尤其在程朱正統地位確定後，富含道學思維的「擊壤體」趁勢流行，朱學傳人真德秀就主張詩當切於世教民彝。

理學詩風潮引發文壇的回應與批判，另二支流行的詩派──永嘉四靈及江湖詩派──正是對理學詩的回應。南宋中葉，在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等人相繼謝世後，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呈現頹勢，詩壇寂靜。葉適雖為道學家之一，但反對宣講教化性詩文，並提出「洛學興，文字壞」的說法。在葉適的支持提倡下，永嘉四靈崇尚晚唐姚賈回歸人性自然之詩風，其詩作具清新氣象因而崛起，成為詩壇代表。此一創作風格更獲得大批江湖詩人的推重和效法，逐漸形成頗具代表性的江湖詩派。

此二詩派的發展變遷，除揭示兩宋分別繼承不同時代唐詩風格的變化，也揭示出晚宋的文化風尚與現實社會面貌。從永嘉四靈到江湖詩派，不僅是詩風轉變，更標幟著特殊士人群體的形成；這一切都和整個南宋社會文化變化息息相關。江湖詩派起於寧宗嘉定年間，是透過詩社形成的士人社群，以四靈為先驅、劉克莊為領袖。這些士人或是布衣卿客型的文士，或雖任官但地位不高。南宋官員流動性強、薦舉文化盛行，這些士人以詩文行謁公卿，獲取提拔或生活資源，是錯綜複雜的人際社會及經濟發展下產生的群體。與晚唐苦吟詩人情況相似，這些江湖詩派士人既因迫於生計而需長期漂泊求生，作品中對人生的感受、世態人情之炎涼有深刻的體會，所發出的甘苦之言更反映底層民眾的心聲，充分表現詩在基層社會的生命力。

江湖詩派成員頗多，據張宏生考訂有一百三十八人，多居布衣、游客，或官位不高的士人。其中，陳起以詩人兼出版商活躍於都城臨安，並發揮組織運作的功效，尤居關鍵角色。陳起，字宗之，號藝居，是一位未仕詩人，在臨安棚北大街睦鄰坊開設書鋪，經營書籍刊印出版業務。由於書籍為從事舉業的主要憑藉，士人大量投入舉業，便刺激了刻書業的發達。同時，由於南宋中期崇尚晚唐的詩風興盛，帶動刊刻中晚唐詩文的風氣。陳起所經營的書鋪即以刊印中晚唐詩文為主，不少詩集尚留存到今日。

陳起從事出版業，摘選時人詩文，結集成書出版，並與他們互相唱和，將以往散漫的群體凝聚為有聚合力的團體；其書鋪更成為江湖詩人集結、活動的中心，擴大了陳起的社會影響力。後《江湖集》因被控詆毀朝政，掀起江湖詩案，更名震一時。在江湖詩派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劉克莊則扮演著領袖角色。在晚宋詩壇間，無論詩作或理論，劉克莊均甚具分量。他早年詩作受到葉適推重，與四靈詩人雖是好友，卻能指出其弊，超越四靈。劉克莊受教於真德秀，詩作亦曾受道學詩影響，卻能超脫其說，主張詩作應發乎性情，引領江湖詩派走向清新方向。他更倡導以盛唐杜甫為榜樣，賦予江湖詩派新的生命力，使之成為晚宋詩學主流，也開啟元、明二代詩壇貶宋尊唐的先河。

南宋文士因社會環境與時代變遷，出現三種分別代表不同價值取向的詩派，而有雅俗之別。這種情況和當時的社會價值差異一樣，反映當時人既有積極進取追求功名以光宗耀祖的一面，也有更多士人因為家庭或個人因素而放棄舉業，轉而追求純屬個人性的生活價值，使士人群體中出現不同的文化樣貌。這些殊象併陳的兼容現象，正是南宋文化豐富而多樣的表現。

繽紛多樣，藝文光影

南宋社會商業活絡，物資品類繁多，為人們提供了豐富多樣的生活資源，而經濟能力高低與生活品味差異，更展現了各異其趣的生活型態，體現各個士人家族，乃至江南各地區間不同的發展樣貌。這種現象從富盛家族間，對功名、仕途與生活品味的追求與經營之差異，便可印證。

富裕家族及官員子弟既有豐厚的生活資源，自然更有餘裕講究生活品味。晚宋陽枋以實例針對俗諺所說「三世仕官，方會著衣喫飯」作了貼切的注釋：

三世仕宦，子孫必是奢侈享用之極。衣不肯著布縷紬絹、衲絮縕敝、澣濯補綻之服，必要綺羅綾縠、絞綃靡麗、新鮮華粲、絺繒繪畫、時樣奇巧、珍貴殊異，務誇俗而勝人；食……必欲精鑿稻粱，三蒸九折，鮮白軟媚，肉必要珍羞嘉旨、膾炙蒸炮、爽口快意水陸之品，人為之巧，縷簋雕盤，方丈羅列，此所謂會著衣喫飯也。

其言如同《夢粱錄》所指，「自淳祐年來，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後生，不體舊規，裹奇巾異服，三五為群，鬥美誇麗，殊令人厭見，非復舊時淳樸矣」，反映社會上充斥著奢靡的生活方式。與此同時，都城臨安及其他繁榮城市也有眾多邊緣人窘迫寄生其中，與前述奢華生活並存於南宋晚期社會，卻又形成強烈對比。

四明史氏家族在南宋曾三代任相，是士人家族成功求取功名的少數代表。寧、理二朝，史彌遠、史嵩之先後掌權，家族成員任高官者眾，威勢鼎盛，生活優渥，有能力營造極佳的生活環境。然而，就在家勢鼎盛之時，族內成員如史彌堅、史彌忠、史彌應及其姪史守之等人也因不贊同二人對金、蒙和戰及主導皇位繼承的種種作為，而退出政壇，轉而追求精神生活。他們或延請理學家在家鄉講學，組織詩社；或追求行吟空山的恬淡生活，如史彌應「有詩數卷，宣患難之所志，傳逸度於將來，……，以為耿介拔俗之語。」更有專注經營個人物質環境者，如史文卿「聚四方奇石，築堂曰『山澤居』，而自號曰『石窗山樵』。……手執烏絲欄畫展玩，……屏後一几，設茶器數十……如意麈尾、巾壺硯紙，皆纖悉整具，羽衣烏巾，玉色絢起，望之真飛仙人。」從四明史氏家族部分成員棄絕仕宦，致力文藝性的精神、物質生活的例子，可以看出南宋中期士人社會生活型態與價值觀的轉變。

四明樓氏家族到南宋中晚期生活型態的改變，又是一例。樓氏家族崛起於北宋仁宗朝，北宋晚期樓异在仕途、鄉里經營與拓殖家產各方面均有所成，到樓鑰更成為四明重要家族。樓鑰雖任高官，但最感興趣的是追隨祖父樓异足跡，在祖宅原址重建庭宅「奎畫堂」、「錦照堂」，其中東樓用以讀書會友，「叢古今群書其上，而累奇石于其前，嶄然有二十四峰之狀」。樓鑰喜歡蒐集古董，積極蒐藏先祖舊物，[56]包括從宋金邊境榷場買回被金掠走樓异所刻〈嵩嶽圖碑〉，或向至四明貿易的高麗商人商借臨摹唐人韓幹題為「行看子」的畫馬圖等，都顯示他致仕以後的家居生活重點，是讀書、怡情、玩賞及交游。

樓鑰之後的樓氏族人多由蔭補入仕，並不熱衷仕途，而是在家鄉從事文藝活動，維持地方聲望，來延續家風。如樓洪曾刊行南宋初樓璹的《耕織圖》；樓深喜歡蒐藏書畫。樓治則喜歡收藏典籍文物，曾集結其父樓鑰的詩文為《攻媿先生文集》；該集卷帙大且刊刻精美，在嘉定時期私家刻書中相當具有代表性。族人致力藝文活動，不在意營生，也不追求仕途高位，從而導致入元之後，整個家族逐漸沒落。

其他兩個四明名族──高氏與袁氏──情況相仿。高氏自南宋初年因高閌而崛興以來，相繼致力於春秋學、文學、史學，並記錄所蒐等各類文物。到高衡孫時，尤愛抄錄見聞及方技諸書。高衍孫更講究生活情趣，「宅旁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處必順敘寒燠。銖分脈法，如指諸掌」，著有《五音總韻》、《脈圖》等，顯示了此一家族族人的興趣有由經史，向詩文、博物、醫學轉變的傾向。又如嘉定時期宰相袁韶，任官經歷二十五年，大力購書，乃至「從中祕書及故家傳錄以歸」，豐富藏書的情況，都說明家族富盛之後，更注意追求精神層面多元化的藝文生活。

這些例子說明，一些高門大族經歷科舉為家族帶來的繁興之後，部分族人所追求的不單是科舉功名或高官爵祿等有形事功，或致力經營產業以厚植家底而已，更崇尚能彰顯身分的文藝性活動。在寧宗嘉定以後，這種現象尤其成為江南官宦士族的主要風向。若從當時政經環境去理解，此社會風尚轉變的輪廓則又更為清晰。南宋嘉定以後，內外政局雖有由平靜趨向紛擾之勢，但整體而言，除了朝堂因執政方向歧異而時有爭議、局部地區間歇爆發戰事外，江南大部分地區仍呈現昇平景況。袁桷說：「于時國家承平，四方無兵革之虞，多用文儒為牧守。公務閒暇，擊鮮享醴會僚屬，以校讎刻書為美績。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取衣食。」經濟繁榮，理學活動及教育文化蓬勃發展，士人除追求仕進外，有更多元生活選擇，購書、蒐集古董文物，乃至刊刻書籍、講究醫療養生等等，不一而足。

從南宋中晚期許多重要文士如樓鑰、周必大、真德秀、魏了翁，袁燮、袁甫父子等人，乃至元初江南文人的文集，及周密、方回的筆記，可以看到追求閒逸的生活方式成為南宋中晚期的時尚。各項文藝、文化活動在士人群體間開展流傳，形成風潮，凸顯此時期的文化繁盛，以及士人生活的多元差異。舉業仕進雖然仍是大多數士人躍進之途，但並非生涯唯一選項。士人群體價值觀的轉變連帶也使醫療、占卜，乃至專職藝人作家，都能獲得尊重而於社會立足，各種與文化生活密切相關的職業都獲得專業化發展。[65]此現象若與南宋儒醫觀念深化、醫士關係發展，以及數術受到官員士大夫的崇尚等社會風尚相結合，更能顯示南北宋差異之處。富裕的環境孕育出繁盛多元的社會型態是南宋社會的一大特色，又以中晚期最為突出。

※ 本文摘自《藝文中的政治》，原篇名〈詩文風格，雅俗並陳〉，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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