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寬重

宋代是中國文化創造的黃金時期。經濟繁榮與教育普及,造就大量以儒為業的士人。這些士人雖志在功名舉業,卻因掌握知識而有多元的發展空間。《袁氏世範》明確指出,士人在求取功名之外,各種仰賴知識為生的可能性:

其才質之美,能習進士業者,可以取科第、致富貴;次可以開門教授,以收束修之奉。其不能習進士業者,上可以事筆札、代牋簡之役;次可以習點讀,為童蒙之師。如不能為儒,則巫、醫、僧、道、農圃、商賈、伎術,凡可以養生而不致於辱先者,皆可為也。

顯示南宋社會經濟分工成熟,士人職涯發展相當多元。然而,士人能力素質差異,造成其事業成就有別,其生活、生計的品質與品味也有所不同。尤其到南宋,士人生涯發展轉向鞏固地位以擴展對整體社會之影響,從而趨向精神層面的追求,不僅使整個時代在本質上趨於內斂,也造就雅俗交疊並陳的文化發展面向。

這種雅俗並陳、兼容並蓄的文化表現,在宋以前的各個時代均曾出現,但南宋因著士人群體的膨脹與社會經濟的多面向發展,特別明顯。道學最能體現宋代在中國思想史上的學術特點,而其形上探求尤具深意。自北宋張載、二程等揭其序幕,到南宋中期有了明顯的分流、競逐與整合。在此時期,道學名家如張栻、呂祖謙、葉適、陳亮,乃至二陸、朱熹等並起,互相攻錯爭雄。嘉定時期,在經歷慶元黨禁禁錮的艱難之後,開啟了以推動朱學為主流的整合過程。到理宗端平以後,朱學弟子透過科舉、書院與政治力的推波助瀾,使朱學成為理學代表,確立其獨尊地位。

嘉定時期道學再起與興盛的過程中,由於追隨者眾,形成一股社會風潮。其中,固然有致力發揚儒家理念的有道之士,卻也同時出現因追逐潮流者眾而顯現庸俗荒誕的面貌。理宗親政後,就出現「(朱)熹之書滿天下,不過割裂掇拾,以為進取之資」的扭曲現象。社會上存在人人道學君子,實際上多是沽名釣譽的怪論。周密引述吳興老儒沈仲固的話:

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為聚斂;開閫捍邊者,則目為麄才;讀書作文者,則目為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為俗吏。……自詭其學為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為小人,雖時君亦不得而辨之矣。其氣焰可畏如此。

這種瀰漫尚空談、不務實、言行不一、責人嚴苛等虛偽矯枉的風氣,與魏晉時的清談誤國無異。可以說在道學發展上,呈現莊重深邃的學術風貌,也摻雜世俗弊陋的歪風,正是南宋思想文化發展雅俗並陳的特色。

各種文學作品如詩、詞、俗文學,同樣能彰顯這種多樣發展、兼容並蓄的社會現象。以詩學為例,元初重要學人袁桷指出,南宋詩壇主要有三個流派,包括江西詩派、江湖詩派及理學詩派。這種流派的分野不僅反映社會環境與時代變遷,也凸顯了士人群體的不同文化取向。袁桷所說「至乾淳間,諸老以道德性命為宗,其發為聲詩,不過若釋氏輩,條達明朗,而眉山、江西之宗亦絕」,提到道學對詩內涵的改變一事,正顯示理想性強的道學家,為了擴大影響層面,除藉由科舉教育的途徑外,也將詩文當作移風易俗、宣講道學理想與教化的工具,並一度成為文人眼中的典範之作。尤其在程朱正統地位確定後,富含道學思維的「擊壤體」趁勢流行,朱學傳人真德秀就主張詩當切於世教民彝。

理學詩風潮引發文壇的回應與批判,另二支流行的詩派──永嘉四靈及江湖詩派──正是對理學詩的回應。南宋中葉,在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等人相繼謝世後,盛極一時的江西詩派呈現頹勢,詩壇寂靜。葉適雖為道學家之一,但反對宣講教化性詩文,並提出「洛學興,文字壞」的說法。在葉適的支持提倡下,永嘉四靈崇尚晚唐姚賈回歸人性自然之詩風,其詩作具清新氣象因而崛起,成為詩壇代表。此一創作風格更獲得大批江湖詩人的推重和效法,逐漸形成頗具代表性的江湖詩派。

此二詩派的發展變遷,除揭示兩宋分別繼承不同時代唐詩風格的變化,也揭示出晚宋的文化風尚與現實社會面貌。從永嘉四靈到江湖詩派,不僅是詩風轉變,更標幟著特殊士人群體的形成;這一切都和整個南宋社會文化變化息息相關。江湖詩派起於寧宗嘉定年間,是透過詩社形成的士人社群,以四靈為先驅、劉克莊為領袖。這些士人或是布衣卿客型的文士,或雖任官但地位不高。南宋官員流動性強、薦舉文化盛行,這些士人以詩文行謁公卿,獲取提拔或生活資源,是錯綜複雜的人際社會及經濟發展下產生的群體。與晚唐苦吟詩人情況相似,這些江湖詩派士人既因迫於生計而需長期漂泊求生,作品中對人生的感受、世態人情之炎涼有深刻的體會,所發出的甘苦之言更反映底層民眾的心聲,充分表現詩在基層社會的生命力。

江湖詩派成員頗多,據張宏生考訂有一百三十八人,多居布衣、游客,或官位不高的士人。其中,陳起以詩人兼出版商活躍於都城臨安,並發揮組織運作的功效,尤居關鍵角色。陳起,字宗之,號藝居,是一位未仕詩人,在臨安棚北大街睦鄰坊開設書鋪,經營書籍刊印出版業務。由於書籍為從事舉業的主要憑藉,士人大量投入舉業,便刺激了刻書業的發達。同時,由於南宋中期崇尚晚唐的詩風興盛,帶動刊刻中晚唐詩文的風氣。陳起所經營的書鋪即以刊印中晚唐詩文為主,不少詩集尚留存到今日。

陳起從事出版業,摘選時人詩文,結集成書出版,並與他們互相唱和,將以往散漫的群體凝聚為有聚合力的團體;其書鋪更成為江湖詩人集結、活動的中心,擴大了陳起的社會影響力。後《江湖集》因被控詆毀朝政,掀起江湖詩案,更名震一時。在江湖詩派形成與發展過程中,劉克莊則扮演著領袖角色。在晚宋詩壇間,無論詩作或理論,劉克莊均甚具分量。他早年詩作受到葉適推重,與四靈詩人雖是好友,卻能指出其弊,超越四靈。劉克莊受教於真德秀,詩作亦曾受道學詩影響,卻能超脫其說,主張詩作應發乎性情,引領江湖詩派走向清新方向。他更倡導以盛唐杜甫為榜樣,賦予江湖詩派新的生命力,使之成為晚宋詩學主流,也開啟元、明二代詩壇貶宋尊唐的先河。

南宋文士因社會環境與時代變遷,出現三種分別代表不同價值取向的詩派,而有雅俗之別。這種情況和當時的社會價值差異一樣,反映當時人既有積極進取追求功名以光宗耀祖的一面,也有更多士人因為家庭或個人因素而放棄舉業,轉而追求純屬個人性的生活價值,使士人群體中出現不同的文化樣貌。這些殊象併陳的兼容現象,正是南宋文化豐富而多樣的表現。

繽紛多樣,藝文光影

南宋社會商業活絡,物資品類繁多,為人們提供了豐富多樣的生活資源,而經濟能力高低與生活品味差異,更展現了各異其趣的生活型態,體現各個士人家族,乃至江南各地區間不同的發展樣貌。這種現象從富盛家族間,對功名、仕途與生活品味的追求與經營之差異,便可印證。

富裕家族及官員子弟既有豐厚的生活資源,自然更有餘裕講究生活品味。晚宋陽枋以實例針對俗諺所說「三世仕官,方會著衣喫飯」作了貼切的注釋:

三世仕宦,子孫必是奢侈享用之極。衣不肯著布縷紬絹、衲絮縕敝、澣濯補綻之服,必要綺羅綾縠、絞綃靡麗、新鮮華粲、絺繒繪畫、時樣奇巧、珍貴殊異,務誇俗而勝人;食……必欲精鑿稻粱,三蒸九折,鮮白軟媚,肉必要珍羞嘉旨、膾炙蒸炮、爽口快意水陸之品,人為之巧,縷簋雕盤,方丈羅列,此所謂會著衣喫飯也。

其言如同《夢粱錄》所指,「自淳祐年來,衣冠更易,有一等晚年後生,不體舊規,裹奇巾異服,三五為群,鬥美誇麗,殊令人厭見,非復舊時淳樸矣」,反映社會上充斥著奢靡的生活方式。與此同時,都城臨安及其他繁榮城市也有眾多邊緣人窘迫寄生其中,與前述奢華生活並存於南宋晚期社會,卻又形成強烈對比。

四明史氏家族在南宋曾三代任相,是士人家族成功求取功名的少數代表。寧、理二朝,史彌遠、史嵩之先後掌權,家族成員任高官者眾,威勢鼎盛,生活優渥,有能力營造極佳的生活環境。然而,就在家勢鼎盛之時,族內成員如史彌堅、史彌忠、史彌應及其姪史守之等人也因不贊同二人對金、蒙和戰及主導皇位繼承的種種作為,而退出政壇,轉而追求精神生活。他們或延請理學家在家鄉講學,組織詩社;或追求行吟空山的恬淡生活,如史彌應「有詩數卷,宣患難之所志,傳逸度於將來,……,以為耿介拔俗之語。」更有專注經營個人物質環境者,如史文卿「聚四方奇石,築堂曰『山澤居』,而自號曰『石窗山樵』。……手執烏絲欄畫展玩,……屏後一几,設茶器數十……如意麈尾、巾壺硯紙,皆纖悉整具,羽衣烏巾,玉色絢起,望之真飛仙人。」從四明史氏家族部分成員棄絕仕宦,致力文藝性的精神、物質生活的例子,可以看出南宋中期士人社會生活型態與價值觀的轉變。

四明樓氏家族到南宋中晚期生活型態的改變,又是一例。樓氏家族崛起於北宋仁宗朝,北宋晚期樓异在仕途、鄉里經營與拓殖家產各方面均有所成,到樓鑰更成為四明重要家族。樓鑰雖任高官,但最感興趣的是追隨祖父樓异足跡,在祖宅原址重建庭宅「奎畫堂」、「錦照堂」,其中東樓用以讀書會友,「叢古今群書其上,而累奇石于其前,嶄然有二十四峰之狀」。樓鑰喜歡蒐集古董,積極蒐藏先祖舊物,[56]包括從宋金邊境榷場買回被金掠走樓异所刻〈嵩嶽圖碑〉,或向至四明貿易的高麗商人商借臨摹唐人韓幹題為「行看子」的畫馬圖等,都顯示他致仕以後的家居生活重點,是讀書、怡情、玩賞及交游。

樓鑰之後的樓氏族人多由蔭補入仕,並不熱衷仕途,而是在家鄉從事文藝活動,維持地方聲望,來延續家風。如樓洪曾刊行南宋初樓璹的《耕織圖》;樓深喜歡蒐藏書畫。樓治則喜歡收藏典籍文物,曾集結其父樓鑰的詩文為《攻媿先生文集》;該集卷帙大且刊刻精美,在嘉定時期私家刻書中相當具有代表性。族人致力藝文活動,不在意營生,也不追求仕途高位,從而導致入元之後,整個家族逐漸沒落。

其他兩個四明名族──高氏與袁氏──情況相仿。高氏自南宋初年因高閌而崛興以來,相繼致力於春秋學、文學、史學,並記錄所蒐等各類文物。到高衡孫時,尤愛抄錄見聞及方技諸書。高衍孫更講究生活情趣,「宅旁植水竹奇石,號曰『竹墅』。其食必按《本草》,其居處必順敘寒燠。銖分脈法,如指諸掌」,著有《五音總韻》、《脈圖》等,顯示了此一家族族人的興趣有由經史,向詩文、博物、醫學轉變的傾向。又如嘉定時期宰相袁韶,任官經歷二十五年,大力購書,乃至「從中祕書及故家傳錄以歸」,豐富藏書的情況,都說明家族富盛之後,更注意追求精神層面多元化的藝文生活。

這些例子說明,一些高門大族經歷科舉為家族帶來的繁興之後,部分族人所追求的不單是科舉功名或高官爵祿等有形事功,或致力經營產業以厚植家底而已,更崇尚能彰顯身分的文藝性活動。在寧宗嘉定以後,這種現象尤其成為江南官宦士族的主要風向。若從當時政經環境去理解,此社會風尚轉變的輪廓則又更為清晰。南宋嘉定以後,內外政局雖有由平靜趨向紛擾之勢,但整體而言,除了朝堂因執政方向歧異而時有爭議、局部地區間歇爆發戰事外,江南大部分地區仍呈現昇平景況。袁桷說:「于時國家承平,四方無兵革之虞,多用文儒為牧守。公務閒暇,擊鮮享醴會僚屬,以校讎刻書為美績。至於細民,亦皆轉相模鋟,以取衣食。」經濟繁榮,理學活動及教育文化蓬勃發展,士人除追求仕進外,有更多元生活選擇,購書、蒐集古董文物,乃至刊刻書籍、講究醫療養生等等,不一而足。

從南宋中晚期許多重要文士如樓鑰、周必大、真德秀、魏了翁,袁燮、袁甫父子等人,乃至元初江南文人的文集,及周密、方回的筆記,可以看到追求閒逸的生活方式成為南宋中晚期的時尚。各項文藝、文化活動在士人群體間開展流傳,形成風潮,凸顯此時期的文化繁盛,以及士人生活的多元差異。舉業仕進雖然仍是大多數士人躍進之途,但並非生涯唯一選項。士人群體價值觀的轉變連帶也使醫療、占卜,乃至專職藝人作家,都能獲得尊重而於社會立足,各種與文化生活密切相關的職業都獲得專業化發展。[65]此現象若與南宋儒醫觀念深化、醫士關係發展,以及數術受到官員士大夫的崇尚等社會風尚相結合,更能顯示南北宋差異之處。富裕的環境孕育出繁盛多元的社會型態是南宋社會的一大特色,又以中晚期最為突出。

※ 本文摘自《藝文中的政治》,原篇名〈詩文風格,雅俗並陳〉,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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