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楊子琪(端傳媒記者)

她感覺,八九之後,「國家把你關在外面了,不讓你接近」,而香港慢慢成了她真正的家,「我要守護這裏(香港),就像我守護北京一樣。」

今年 54 歲的林亦子是一名香港西醫,她在屯門開設私人診所,每週六天、每天工作超過 10 小時,高峰期時,她試過一天看超過一百位病人。可每到 6 月,她會跌入另一個時空——1989 年的天安門廣場,她和一群香港中文大學的同學好友一齊管理物資,每日圍著雞蛋、麵包、盒飯和單據打轉。

這些年,她感到遺憾、焦慮、放心不下,一直在所有六四清場前後的照片裏,留意這天安門廣場東北角的痕跡。歷史照片中,物資站是被火燒掉的。

30 年來,她常常不敢觸碰 1989 年的回憶。當她終於鼓起勇氣,翻開曾經同行的中大同學們所寫的北京紀行時,飄揚的旗幟、喧嘩的人聲,同學們之間的爭吵,統統洶湧而至。回憶裏,香港學生帶去的兩百個帳篷在廣場上支了起來,五彩繽紛,蔚為壯觀,而北方夜晚驟降的氣溫仿佛就在身邊。那一刻,她又成了廣場上的南方女孩,每日要完成的重任是,採購約一萬人的食物。

那是 1989,林亦子 24 歲,和她一樣趕赴北京的,還有約 30 個香港同學。

大埔村屋的自由時代

林亦子診所不大,約 30 平方,書架上擺滿各種醫學英文書籍,一本中文書在其中格外顯眼——《一九八九年春夏之交,我們在北京……》。六四 25 週年時,當年赴北京支援學運的一群香港中大同學,一同寫作了這本回憶錄。書中作者,全是她熟悉的老友——林洋鋐(原名林耀強)、陳哲(化名)、曾憲冠,還有她大學時代最要好的朋友林藹純。經歷六四震盪,返回香港之後,她和林藹純 30 年來再沒有說過一句話。

1988 年,林亦子曾和這群好友搬進一間 700 呎村屋,在靠近中大的大埔尾村。七八個人來自不同專業,卻都關心中國事務,參加了中大的學生組織「國是學會」或者學生會。村屋有一部小小的電視機,閒時大家聚在一起,看新聞,辯論各種題目。

80 年代的中國大城市,各界思想激盪,知識份子紛紛投入思想啟蒙的浪潮,社會一片自由之象。而在香港大學生中,在「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的主流思潮過後,中國時政的話題仍然炙手可熱。每一年聖誕假期,中大國是學會就會組織交流團到大陸不同地方遊學,尤其是八六學潮興起的高校,林亦子和陳哲都去過。

中國對林亦子來說並不陌生。她來自廣東汕頭,因為文革,父母帶著14歲的她逃到香港。不過在陌生的香港,來自本地人的歧視,使林亦子一直感覺不適應。經歷文革的時候她年紀小,成年後,她對中國仍然很有身份認同,加入國是學會,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朋友陳哲,也同樣是小時候從大陸移民到香港的。

「那時就類似現在大家說的『大中華膠』,愛國青年,」香港一間中學的會議室裏,陳哲笑著回憶。從北京返港之後,他選擇了教書育人的職業。

在林亦子回憶裏,那是一個中大的自由年代。當年,陳哲、林亦子與其他國是同學成天吵架辯論。「最基本、最理所當然的價值觀:為什麼要有國家,為什麼要有家庭,為何要結婚……這些全都要拿出來被質疑。」時任校長是電子系教授、後被稱為「光纖通訊之父」的高錕。在林亦子的印象中,校長是一個即使被學生喝倒彩,也仍會微笑的人。

1989 年 4 月 15 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北京迅速掀起學運。國是、學生會的成員天天聚在一起討論北京情勢,來自中國的官方報紙是他們的資訊來源之一。國是學會訂的人民日報,林亦子天天捧著看,覺得它風氣開放,國際新聞尤其好看。隨著局勢越發緊張,學生絕食,各界支援,幾乎整個香港的目光都在關注北京學運,民眾日夜守在電視機前,緊盯現場報導,為記者鼓掌。中大的許多同學也無心考試,日夜商討情勢,上北京支援的想法,逐漸在國是和學生會的同學之間彌生。

5 月 21 日,在李鵬宣布將學運定性為「動亂」,北京部分地區實施戒嚴的翌日,香港激發首次百萬人大遊行。林亦子和同學開始計劃,怎樣瞞住家裏人到北京去。
整個八九學運期間,共有約 30 名中大學生赴京支援。他們幾乎都是國是學會、學生會和學聯的成員,大部分以個人身份前往。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在 5 月到 6 月期間,合共向全港籌款約港幣一千萬元,其中一百萬元由林洋鋐及其他同學在 5 月份帶到北京,這百萬元裏的大部分,六四鎮壓後隨即被當局扣押。除中大以外,香港其他高校亦有個別學生自發上京支援。在香港大學,學生設立「電話隊」,以聯絡大陸不同省市的高校學生。

5 月 24 日,林亦子和曾憲冠兩人買好了赴北京機票。焦灼於支援的事,林亦子甚至搞錯了一門考試的日期,就這樣在沒有考試的情況下,瞞著家人,和曾憲冠帶著從學生會獲得的十幾部對講機,飛到千里之外的北京。

廣場上的裂痕

林藹純、陳哲、潘毅等國是學會的同學,更早一些就到了北京。國是學會前後十幾人到北京,都擠在北京飯店同一間房裏,大家只好睡在地上,或者到其他大學的宿舍裏借宿休息。

一到天安門廣場,林亦子就發現,經過將近一個月的靜坐,衛生環境變得非常糟糕,學生們的情緒看起來很低落。「(外高聯)對廣場眾多的外地同學不問不理,呼呼喝喝,我們去到真的很震撼,尤其是不斷有同學告訴我們,他們沒有東西吃,晚上非常冷。」

在看見幾個同學分吃一個饅頭後,林亦子決心和中大的同學一齊建設物資站,負責食物供應的工作,每天花大半天時間聯絡食物工廠、算賬、接收和分派食物。

她穿短袖恤衫,背一個大背包,裏面是從香港帶來沉甸甸的捐款,來回於物資站、帳篷區、與廣場隔著一條寬廣長安街的北京飯店。每天,她預算要為一萬人購買麵包、蔬果、肉類、雞蛋等等。一到晚上,這位南方來的瘦弱姑娘,就被北方常見的驟降氣溫凍得直發抖。

當香港學聯帶來的彩色帳篷在廣場上支起時,亮麗的顏色使林亦子精神為之一振。後來,吳仁華在《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記錄,廣場建設的藍圖,手筆之一正來自林亦子的國是同學潘毅,但林亦子當時並不了解。她只知道潘毅是「不用睡的」,成日不見蹤影,「參與得比我們深」。

不過,林亦子和其他中大學生對物資援助的投入,卻引來好朋友林藹純和同學陳耀輝的質疑。

林亦子回憶,林藹純和陳耀輝的觀點是,來自香港的學生不應去供應物資,而是應該到廣場上,和內地的學生討論運動和民主的問題。「(林藹純他們覺得)我們香港學生,對民主的探索多一點,似乎就應該跟同學聊聊。」林亦子說,「他們覺得,這是好的機會,可以進行民主實踐、討論、思考。」

從這些中大學生陸續抵達北京開始,大家就一直為自己在學運中的角色而辯論不休。當時開會的內容並無會議記錄,林亦子、曾憲冠難以回憶,只記得「幾乎天天都討論」。翻看陳耀輝在 1989 年 6 月 19 日所寫的信件(收錄在中大同學回憶錄中),他擔心中大學生手握資源,如果使用不當,在缺乏監察下,會造成以物資建立權力並左右學運方向的境況。

為了討論清楚中大學生在北京學運裏的角色,5月31日,這群國是學生曾在飯店裏爭論了一個通宵,包括物資站的運作情況、過百萬資源有否被誤用、香港學生有否主導運動某方面發展的問題。多年後,林藹純在回憶錄中寫道:「沒有任何結論,一切如舊,部分同學漸萌退意。」

「他們(林藹純)覺得,我們有這樣龐大的資源,才能做到這樣的角色,我們應該拋開資源,以普通同學的身份參與運動。」曾憲冠回憶。他當時是學生會代表,感覺林藹純他們的意見是有道理的,但「不至於去到如此強烈的地步」:「既然帶著資源,我們始終還是要管理手上的資源。我們都很清楚:主體不在我們。不可以用資源去影響大陸學生的決策。比如人家要撤,我們不可能不同意。」

而對於林亦子而言,她只是想去幫助這些外地來的學生解決膳食。「沒人關心,又不能回家,那些同學好像要乞求他們的權力中心(外高聯、指揮部)去拿物資,我真的看不過眼。」在她看來,物資的支援工作並非掌握權力,而是像紅十字會救助般的一種支援方式。

1989 年的夏天,廣場上的中大學生連日爭論後,兩個曾經住在一起、像「孖公仔」一樣的姑娘,因為彼此不同的理念而分道揚鑣。而這一分歧,在此後三十年,仍是這群學生無法達成共識的一個裂縫。幾天後的流血清場,讓這一裂痕添上了沉重的十字架。

清場

6 月 4 日凌晨 12 點,林亦子和友人在西單的胡同裏。當時,國是學會和學聯的同學,都按照各自想法,前往不同地點。陳哲和時任學聯主席的林洋鋐一樣,留守在廣場上的紀念碑,希望與北京學生共患難。當時紀念碑附近的學生至少數千名,他們沒有看到彼此。林藹純則留在廣場上的香港物資站,當軍隊進入廣場、路過物資站時,根據她在中大學生回憶錄裏的文章,這些軍人一邊走一邊說:「我們不會傷害學生。」

不過,更讓人緊張的徵兆其實更早出現。凌晨 12 點前,林亦子看見一群糾察隊模樣的學生從廣場那邊過來,他們十幾二十歲,大多數戴著白口罩,沒有任何武器,神情嚴肅。她把手上最後一個口罩遞給了隊伍後面的學生。

十二點,槍聲響起,林亦子隨著人群撤入胡同。起初,大家並不緊張,有人準備好口罩和手絹,也有人在猜測,那是何種槍支的聲音。

「那時人們很天真,說,共和國的士兵是我們迎接進城的,這些槍聲是向天開而已。」

不久之後,一輛摩托車突然載著傷者跑入胡同。「讓開!快讓開!」為摩托車開路的學生大喊。被送進胡同的傷者越來越多,三輪板車、摩托車穿梭不停,一路鮮血淋漓,林亦子奮力擠上去看傷者的模樣,他們多數傷勢嚴重,以她現在的專業判斷,很多人都處於休克狀態,生死未卜。

她極力想記住他們的面孔。直到今天,她也無法忘記這些年輕人的樣子:面色慘白、雙目緊閉、滿面滲汗、身體染血、極度痛苦。

「妳不可以到前面去,這是我們去的。妳一定要將情況說出去。」身邊的市民衝林亦子喊。「說完他們就真的衝過去了,是唱著《國際歌》去的……整條街都是人。」

她在回憶錄寫道:「口號聲越來越響,初時不知道喊些什麼,後來問旁邊的人,才知道喊『殺人犯!』『法西斯!』『獨裁!』『打倒李鵬!』響徹雲霄的憤怒的口號聲與槍聲夾雜在一起,一直沒有斷,槍聲並沒有使人群後退。」

凌晨 1 點鐘,廣場上的陳哲看見第一批軍隊,大約一千人,手持長棍,背著衝鋒槍,從香港物資站經過。他同樣聽到軍人說「不打學生」,懸著的心放了下來。他隨後返回紀念碑最高台階,躺下來,仰望天上的幾顆星星。遠處不斷傳來槍聲,周圍同學在唱《國際歌》,他腦袋一片空白,曾經想過寫一封遺書,最後什麼也沒有寫出來。

過了四點半,陳哲遠遠望見一列列軍隊從人民大會堂操步過來,持槍向紀念碑推進。這當中,北面有一隊二十人左右的軍隊,來到紀念碑前。而在此時,另一小隊軍人已到達紀念碑最高台階,他們向著留守學生們的頭頂上方開槍,又用衝鋒槍指著學生。陳哲被人群推著撤離。

另一邊,在從紀念碑被迫撤離之前,林洋鋐曾跑到長安街上,救起一名中槍的工人,他記得,那工人的背像開了水龍頭一樣,血汩汩地往外流。林洋鋐看著工人漸漸雙眼反白,癱軟在地,就那樣在他手上斷了氣。

當軍隊來到紀念碑下,林洋鋐被幾名北京同學以身體護著,他被半推半擠到紀念碑底層。「小強,你們香港人為我們做的已經夠多了,你們要活著回去,把這一切告訴全世界。」一名學生流著淚對林洋鋐說。返回香港後的許多年,林洋鋐向傳媒回憶起這一幕,多次提起那位學生對他說的話。

※ 本文摘自《六四三十年》,原篇名為〈請回答1989:支援與裂縫,那一年,香港學生在北京〉,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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