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師傲慢，代表醫術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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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moo編輯團隊
文／蕾娜．歐迪許（Rana Awdish）
一天早上，一位住院醫師來我病房。他的白袍皺巴巴，還沾上原子筆汙漬。他一邊走進來，一邊把食物放進嘴裡，嚼啊嚼。
「嗨，我是移植團隊的人，」他自我介紹。我聞到一股像是洋蔥貝果的氣味。他伸出手，先在袍子上擦一擦，再伸向我。
躺在床上的我，只能擠出一抹虛弱的微笑。他很尷尬的把手縮回，用食指把眼鏡往鼻梁上推一下。這樣的手勢看起來很滑稽，讓人覺得他不像是來談正事。他臉色蒼白，高高瘦瘦的，站了一會兒，才靠在牆上。
「是這樣的，因為你肝臟衰竭，手術團隊照會我們。看來，我們必須幫你找個新的肝臟，除非你想永遠住在這裡。」他想說笑，但我覺得一點也不好笑。他則不經意噗嗤一笑。
蘭迪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說什麼？」
他試著解釋累積在肝臟纖維囊的血液造成的壓迫與傷害。接著，他像自言自語，說：「我想，我們可以設法把血液抽出來。我不知道先前我們是否想過這麼做。」他往門口的方向瞄了一眼，看他們團隊的人是否剛好經過，他就能搬救兵，或許就能解圍。
「我想……我現在還活著，是因為我的肝纖維囊還沒破裂？」我被自己聲音中的驚惶嚇了一跳。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認真看待我的恐懼。「嗯，沒錯。但我想，把纖維囊裡的血抽吸出來，也是死路一條。」
「請你提供可以讓她活下去的選擇吧！」蘭迪用命令的語氣說道。
「當然，在提出可行方案之前，我會再和移植團隊討論。我的意思是，我現在說的只是……只是幾種可能，」他說得結結巴巴的。
我瞪著他。他移動腳步，打算離去，一邊從口袋掏出半個貝果。
他說：「我還會回來。我會和我們團隊的人討論。」他用拿著貝果的那隻手揮舞。說完，他就走出去了，留給我們滿腹疑問。
我想起自己當住院醫師時，有個同事捅了個大婁子。加護病房主治醫師語重心長，說道：「你們應該全心全意照顧這些病人，因為他們是全醫院、可能也是整個城市病得最重的人。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救治他們，絲毫疏忽不得。如果你們不全力以赴，他們可能就活不成。這是我們該為他們做的。」我們必須為病人盡心竭力。
貝果醫師的學長來跟我說明，連指導他的主治醫師也來向我道歉。似乎移植團隊還沒審查這個計畫，也沒認可，他就自個兒跑來跟我說了。主治醫師告訴我，如果我需要肝臟移植，絕對不會派一個小醫師來，也會設想得比較周全。儘管有這樣的認知，我還是難以相信同一個團隊的成員會如此溝通不良。我實在無法完全信任他們。
他們離開不到一個小時，我的左手腕就像噴泉，朝向門口的方向噴血，似乎在宣告我的肝臟已經衰竭。我的手臂懸在半空中，護理師急忙拿了個水桶過來，放在我的手臂底下。插在我手腕上的動脈塑膠導管斷裂，鮮血於是隨著心跳的節奏噴出。
有位急診醫師是我的朋友，他拿了個色彩繽紛的氣球走進我的病房，卻發現我臉色慘白，手腕噴血。他是醫院創新委員會的成員，非常關心病人安全。護理師衝過來，在他面前擺了個「地面溼滑」的警告立牌，然後去通知值班醫師。我看朋友一眼，想起一件事：「這種新的動脈導管套組是你批准的吧，不是嗎？」
「對不起，我們已經知道有報告指出這種導管容易斷裂，但是醫院希望省錢……」他的聲音愈來愈小，看著血腥的地板，再看看自己手上的氣球，顯然覺得自己很愚蠢。
由於我是個脆弱的病人，命在旦夕，不管什麼在我看來都很重要。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決定，也會對我有影響。我暗自慶幸，他來得正是時候，剛好看到這場噴血秀。
「對不起，我不知道你這麼嚴重，不然就不會拿氣球來了。」儘管我怒氣未消，他還是把氣球丟在角落，在我身邊坐下。
我說：「我必須告訴你一件事。如果我不說，其他人不會對你說實話。」我大概是因為打了麻醉止痛藥，才這麼直言無諱。他正襟危坐，準備接受我的指責：他怎能為了幫醫院省錢，而忽略病人安全？但我說的卻是：「換條領帶吧。你都一把年紀了，還打這種有卡通圖案的領帶，看起來很好笑。」
我正經八百的說完，結果，我們倆都哈哈笑。我一邊噴血，一邊評論他的領帶，這才真的好笑。接著，我們討論動脈導管的問題。他專心聽我說，面有愧色。他後來向醫院管理部門報告，院方同意採購稍微貴一點的導管。我的犧牲總算有了收穫。他後來打了一條新領帶，驕傲的向我宣布這件事。
說「不管什麼都很重要」，這種立場似乎天真得不可思議。然而，看起來無足輕重的選擇，的確會影響到病人，因此不管大小事，都馬虎不得。儘管我們認為病人安全是不能疏忽的大事，一個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卻可能鑄成大錯，例如每條塑膠導管省四分錢。
醫師在做決定時，很少徵求病人的意見。他們通常只是告知病人治療計畫怎麼做，讓病人自己設法了解、妥協。病人很少能夠全面了解所有可供選擇的方案。在我肝臟衰竭之時，就算我是醫師，累積了不少醫學知識，也無法加入討論。我被孤立了。
沒有掌控權又缺乏關懷，結果就是不信賴。我無法信賴移植團隊的那位住院醫師，也不信賴醫院選擇的動脈導管套組。就算我必須信賴他們，他們的做法卻讓我懷疑他們的能耐。
病人面臨艱難選擇之時，例如是否接受器官移植這樣重大的事，病醫之間的討論和商議卻少得可憐。醫師不喜多話，有時只是三言兩語，就陳述完畢，例如說道「你也許需要新的肝臟」，而非詳細為病人解說。就我的例子來說，可能來自幾個科別的主治醫師會來會診，然後交換意見。他們可能會開個跨科會議，討論檢驗結果的變化，為每一種可能發生的狀況擬定應變計畫，仔細衡量各種方案的利弊，像是把肝纖維囊中的血腫抽吸出來，是否可行。
我回想起以前我也曾信心滿滿，宣布某個方案是最好的做法。但我心知肚明，這樣的姿態是為了掩飾不安。我不想承認我曾徵詢多方意見。我擔心，我的謙虛被病人解讀為優柔寡斷，而謹慎則會被認為是缺乏權威。在我接受醫師訓練的年代，傲慢是代表醫術高明的一個特質。於是我調整自己，希望自己看起來跟老師一樣有信心。
「自我」是心靈意識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格的執行者，非常關注對於外在的感知，據以在自身和環境之間進行調節。但是，自我也同時建立了一道高牆，以隔絕自我懷疑。若是任由自我做為主宰，將之視為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不過是在他人面前逞強而已，以掩飾自己的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