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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蕾娜.歐迪許(Rana Awdish)

一天早上,一位住院醫師來我病房。他的白袍皺巴巴,還沾上原子筆汙漬。他一邊走進來,一邊把食物放進嘴裡,嚼啊嚼。

「嗨,我是移植團隊的人,」他自我介紹。我聞到一股像是洋蔥貝果的氣味。他伸出手,先在袍子上擦一擦,再伸向我。

躺在床上的我,只能擠出一抹虛弱的微笑。他很尷尬的把手縮回,用食指把眼鏡往鼻梁上推一下。這樣的手勢看起來很滑稽,讓人覺得他不像是來談正事。他臉色蒼白,高高瘦瘦的,站了一會兒,才靠在牆上。

「是這樣的,因為你肝臟衰竭,手術團隊照會我們。看來,我們必須幫你找個新的肝臟,除非你想永遠住在這裡。」他想說笑,但我覺得一點也不好笑。他則不經意噗嗤一笑。

蘭迪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說什麼?」

他試著解釋累積在肝臟纖維囊的血液造成的壓迫與傷害。接著,他像自言自語,說:「我想,我們可以設法把血液抽出來。我不知道先前我們是否想過這麼做。」他往門口的方向瞄了一眼,看他們團隊的人是否剛好經過,他就能搬救兵,或許就能解圍。

「我想……我現在還活著,是因為我的肝纖維囊還沒破裂?」我被自己聲音中的驚惶嚇了一跳。

他停頓了一下,似乎認真看待我的恐懼。「嗯,沒錯。但我想,把纖維囊裡的血抽吸出來,也是死路一條。」

「請你提供可以讓她活下去的選擇吧!」蘭迪用命令的語氣說道。

「當然,在提出可行方案之前,我會再和移植團隊討論。我的意思是,我現在說的只是……只是幾種可能,」他說得結結巴巴的。

我瞪著他。他移動腳步,打算離去,一邊從口袋掏出半個貝果。

他說:「我還會回來。我會和我們團隊的人討論。」他用拿著貝果的那隻手揮舞。說完,他就走出去了,留給我們滿腹疑問。

我想起自己當住院醫師時,有個同事捅了個大婁子。加護病房主治醫師語重心長,說道:「你們應該全心全意照顧這些病人,因為他們是全醫院、可能也是整個城市病得最重的人。我們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救治他們,絲毫疏忽不得。如果你們不全力以赴,他們可能就活不成。這是我們該為他們做的。」我們必須為病人盡心竭力。

貝果醫師的學長來跟我說明,連指導他的主治醫師也來向我道歉。似乎移植團隊還沒審查這個計畫,也沒認可,他就自個兒跑來跟我說了。主治醫師告訴我,如果我需要肝臟移植,絕對不會派一個小醫師來,也會設想得比較周全。儘管有這樣的認知,我還是難以相信同一個團隊的成員會如此溝通不良。我實在無法完全信任他們。

他們離開不到一個小時,我的左手腕就像噴泉,朝向門口的方向噴血,似乎在宣告我的肝臟已經衰竭。我的手臂懸在半空中,護理師急忙拿了個水桶過來,放在我的手臂底下。插在我手腕上的動脈塑膠導管斷裂,鮮血於是隨著心跳的節奏噴出。

有位急診醫師是我的朋友,他拿了個色彩繽紛的氣球走進我的病房,卻發現我臉色慘白,手腕噴血。他是醫院創新委員會的成員,非常關心病人安全。護理師衝過來,在他面前擺了個「地面溼滑」的警告立牌,然後去通知值班醫師。我看朋友一眼,想起一件事:「這種新的動脈導管套組是你批准的吧,不是嗎?」

「對不起,我們已經知道有報告指出這種導管容易斷裂,但是醫院希望省錢……」他的聲音愈來愈小,看著血腥的地板,再看看自己手上的氣球,顯然覺得自己很愚蠢。

由於我是個脆弱的病人,命在旦夕,不管什麼在我看來都很重要。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決定,也會對我有影響。我暗自慶幸,他來得正是時候,剛好看到這場噴血秀。

「對不起,我不知道你這麼嚴重,不然就不會拿氣球來了。」儘管我怒氣未消,他還是把氣球丟在角落,在我身邊坐下。

我說:「我必須告訴你一件事。如果我不說,其他人不會對你說實話。」我大概是因為打了麻醉止痛藥,才這麼直言無諱。他正襟危坐,準備接受我的指責:他怎能為了幫醫院省錢,而忽略病人安全?但我說的卻是:「換條領帶吧。你都一把年紀了,還打這種有卡通圖案的領帶,看起來很好笑。」

我正經八百的說完,結果,我們倆都哈哈笑。我一邊噴血,一邊評論他的領帶,這才真的好笑。接著,我們討論動脈導管的問題。他專心聽我說,面有愧色。他後來向醫院管理部門報告,院方同意採購稍微貴一點的導管。我的犧牲總算有了收穫。他後來打了一條新領帶,驕傲的向我宣布這件事。

說「不管什麼都很重要」,這種立場似乎天真得不可思議。然而,看起來無足輕重的選擇,的確會影響到病人,因此不管大小事,都馬虎不得。儘管我們認為病人安全是不能疏忽的大事,一個看似無關緊要的細節卻可能鑄成大錯,例如每條塑膠導管省四分錢。

醫師在做決定時,很少徵求病人的意見。他們通常只是告知病人治療計畫怎麼做,讓病人自己設法了解、妥協。病人很少能夠全面了解所有可供選擇的方案。在我肝臟衰竭之時,就算我是醫師,累積了不少醫學知識,也無法加入討論。我被孤立了。

沒有掌控權又缺乏關懷,結果就是不信賴。我無法信賴移植團隊的那位住院醫師,也不信賴醫院選擇的動脈導管套組。就算我必須信賴他們,他們的做法卻讓我懷疑他們的能耐。

病人面臨艱難選擇之時,例如是否接受器官移植這樣重大的事,病醫之間的討論和商議卻少得可憐。醫師不喜多話,有時只是三言兩語,就陳述完畢,例如說道「你也許需要新的肝臟」,而非詳細為病人解說。就我的例子來說,可能來自幾個科別的主治醫師會來會診,然後交換意見。他們可能會開個跨科會議,討論檢驗結果的變化,為每一種可能發生的狀況擬定應變計畫,仔細衡量各種方案的利弊,像是把肝纖維囊中的血腫抽吸出來,是否可行。

我回想起以前我也曾信心滿滿,宣布某個方案是最好的做法。但我心知肚明,這樣的姿態是為了掩飾不安。我不想承認我曾徵詢多方意見。我擔心,我的謙虛被病人解讀為優柔寡斷,而謹慎則會被認為是缺乏權威。在我接受醫師訓練的年代,傲慢是代表醫術高明的一個特質。於是我調整自己,希望自己看起來跟老師一樣有信心。

「自我」是心靈意識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人格的執行者,非常關注對於外在的感知,據以在自身和環境之間進行調節。但是,自我也同時建立了一道高牆,以隔絕自我懷疑。若是任由自我做為主宰,將之視為一種自我保護機制,不過是在他人面前逞強而已,以掩飾自己的脆弱。

※ 本文摘自《休克》,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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