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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伊恩‧弗格森(Iain Ferguson)
譯/宋治德

我很高興為《精神疾病製造商》的中譯本寫一篇簡短序言。我在二〇一七年寫作此書,基於三個原因。首先,試圖理解在全球範圍內像流行病出現的精神疾病問題。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全世界約有三點五億人患有憂鬱症,令它成為世界上的主要病症,致使人們有身心障礙問題。我們怎樣才能瞭解這個情感痛苦的浩瀚之海?第二,我希望以批判審視的角度,對過去和現在有關精神痛苦的一些理論提出挑戰,以釐清可能的問題。在本書中,我闡述了精神分析傳統以及一九六○和一九七○年代的「反精神醫學」運動的優點與缺點。然而,我批評的焦點,主要都集中在以生物醫學模式理解精神疾病。該模式斷言,精神痛苦(或「精神疾病」)主要是一種大腦狀況,其根源在於我們的基因或由於生物化學因素,而最有效的醫療手段便是藥物,或以電痙攣療法治療身體。探討這種「醫學模式」,顯然有助我們瞭解東、西方如何主宰精神疾病治療的方式,尤其是它得到了全球製藥工業、大藥廠的支持。第三,我想探討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尤其是馬克思的異化理論——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幫助我們瞭解這種痛苦情緒的流行成因,並指出能以集體方式對其作出挑戰。

這書的中心論點是,當前精神疾病流行的主要原因,不在於我們的生物化學或基因因素。相反地,精神痛苦主要是由於我們生活中發生的事情,正如某位作家所說的那樣,「發生在你身上的不幸事情,令你發瘋」。正如我在第一章中所論述的,這些「不幸事情」的發生不是隨機的。它們與貧困、不平等、無力感和工作壓力等密切相關,這些都是在全球新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下,從美國加州到中國北京無數人的日常生活經歷。雖然我們需要更多和更好的心理健康服務,包括提供更多可以幫助人們理解生活的「談話療法」,但我們也需要對造成精神疾病的成因作出挑戰。正如我在最後一章所論證的,我們對於權力的理解,來自對壓迫、剝削和異化的集體反抗,其亦對我們的心理健康有所裨益,就如廣州工人為了爭取更合理工資和養老金發起鬥爭,香港的運動者爭取民主權利,或是全球女性為了控訴數十年來女性受到的性騷擾和侵犯展開的#MeToo運動。

最後,我得承認,關於此書的中譯本,我積欠了一些人情。第一,是來自香港「進步社會工作網絡」的朋友和同志們,特別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林致良。我生命中其中一個美好時刻是在二○一○年六月的香港,我的同事拉瓦萊特(Michael Lavalette)與我有幸受邀出席演講,場地由林安排在某社區中心,主題是「馬克思主義與社會福利」,該講座約有三十多名年輕的社會工作者和社會照護工作者參加。我不會忘記這些熱情、政治敏銳和具承擔的年輕社工和照護員。我從他們身上學到不少東西。

第二,我非常感謝宋治德願意承擔本書的翻譯工作。我只能猜想,使讀者在語言和概念上理解並掌握書中的論點,是一項巨大的挑戰。但從另一方面來看,克服這個挑戰的客觀條件,也在於新自由主義所帶來的全球化影響。英、美的心理、社會工作者希望本書有助於自己瞭解與體認到這些問題,並找出一些個人或集體的辦法來解決。然而,在香港、臺灣、中國大陸,不論是諮商專線或心理衛生中心的工作者,或是社會工作部門的人員,他們所受到的全球化影響,與英、美的同行並沒有什麼不同。

格拉斯哥 蘇格蘭
2018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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