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劉紹華

民族主義在當前中國所展現出來的具象,最明顯的該是愛國主義。還有其他各式各樣的表象,包括一切以流行語「高大上」(高端、大氣、上檔次)為目標的發展主義與消費行為,以及晚近出現形形色色致力於貢獻付出的志願者現象。

「愛國」究竟是個什麼概念?在臺灣,對很多人來說,「愛國」似乎是個髒字,不敢、不願、也不屑愛國。因為我們對於自己屬於哪個國一直爭論不休。但「愛臺灣」則是人人擁抱的善言,雖然我們心知肚明,彼此心中的「臺灣」定義,也不見得是同一回事。我們就是如此的相守、相爭或相罵。但對大多數的國家而言,包括中國,愛國可能不是那麼燙手的議題。

電影《宋氏王朝》一開始就定義了毛蔣政權相爭與中國的愛國定義,以一刀切的標籤定位影響當代中國甚鉅的宋家三姊妹,宋靄齡、宋美齡與宋慶齡:「一個愛錢、一個愛權、一個愛國。」「愛國」在中國的土地上大致是個正面字眼。

政治學或社會心理學指出,愛國主義是人群認同與動員的根本,但可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與後果。從自身認同及國家出發的民族主義普世尋常,類似的概念之所以在有為的知識圈經常成為一個髒字,在歐美哲學思想有長遠的歷史,與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稱的「官方民族主義」密切相關。這種源於國家,且以服膺國家利益至上的意識形態,所引發的問題,大至帝國主義挾其現代性之姿席捲世界所造成的不公,小至各種排他形式的大惡與小惡,如二十世紀末期發生在波士尼亞與蒲隆地的「種族清洗」。

超級愛國主義可能成為嚴重排斥異族的動機與論述根源,甚至引發戰爭。於是,愛國主義這個基本的現代人群政治概念與感受,在自由主義與普世主義者的眼中,大抵是個髒字。某回我和一位著名的德裔歷史學者聊天,他說自己是個民族主義者,然後眨眨眼笑笑說,他覺得這沒有什麼不對。一個沒有什麼不對的概念卻要笑笑解釋,大抵是因為政治不正確。

但是,歸根究柢,基於生物性種族差異的民族主義在西歐的發展,與前現代中國的文化沙文主義並不相同。對前現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討論大致不涉及生物性的種族概念,而是文化中心的同化主義。當代中國著名的已故人類學者費孝通的《鄉土中國》,以漣漪來形容傳統中國鄉村的人際關係,如同向平靜無波的池塘扔進一枚石子,以自己為中心,泛起一圈圈同心圓,人際關係與群體認同就如此一層一層向外推。外散的同時,認同的力道與利益圈可能逐漸弱化,但仍藉由抽象的禮義教化與集體和天朝連結。鄉土中國的同心圓人群認同模式,在西方民族主義現代性引入後,成為有志之士推動集體轉型的標的。

自清末以降,組成現代中國民族國家的各種革命勢力,都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現代性力量,欲促成鄉土中國轉化成一個巨大的現代想像共同體,成就一個現代性的民族與政體秩序。換言之,如果我們考量中國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包含中國自古以來的華夏中心主義、地域社群主義、文化民族主義、溫和民族主義、反帝國主義、超級民族主義等等,我們也許可以區別不同的概念與實作光譜。

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中,文化民族主義或常民地域主義不曾退卻,而官方民族主義更接手一脈相傳的政權治理根柢,成為中國現代性發展中的關鍵動力。這個現代性無疑是外來的移植品。我在孫中山的翠亨村故居博物館裡,看到《建國方略》的英文標題(其實應該是其中一冊《實業計畫》的標題)是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恕我原本無知,乍見這英文名稱令我訝異,但隨即能理解:中國的現代性發展確實是一種龐大的國際發展實驗計畫。原本讓中國得以模糊一統的傳統特性,加上現代性的民族國家概念,讓異己區辨、人群分類、國家想像與認同等,出現更為翦不斷理還亂的複雜秩序。民族主義就此生根,官方的、地域性的、甚至種族性的民族主義混雜,比鄰而居,卻關係緊張,但又有個共同的國家認同。參與社會主義建國大業的費孝通,因而提出「多元一體」的觀念。在一個充滿歷史記憶、多元民族的土地上,這個企圖要使民族國家的人群相安的模式,勉為其難也無可奈何。中國接受外來概念的轉型過程,百年未竟。

在這樣混沌但龐大的模糊秩序中,生活在大塊土地上不同區位的人們,大多必須得削尖了腦袋才能在芸芸眾生中被看見,不然只得老實甚至卑微地過日子。存在感這件事,是與土地生養、社會關係黏在一起的,不見得理所當然地我思故我在。

在國家意識的大旗下,民族主義或愛國情結也不必然高亢激昂,卻可能天真卑微得令人心疼。就像沈從文,一九四八年被郭沫若大力批判後宣布封筆,後半輩子被共產黨壓抑得只能鑽進苗族服飾的研究。黃永玉在《比我老的老頭》憶及表叔沈從文,一九五○年代第一顆蘇聯衛星上天,當時舉國向蘇聯學習的中國也是歡欣鼓舞,連沈從文都歡喜得脫口而出:「啊唉!真了不起啊!那麼大的一個東西搞上了天,……嗯,嗯,說老實話,為這喜事,我都想入個黨做個紀念。」

如此吃盡黨國苦頭的文人,也不免在某些時刻揚起民族主義的內心激情。這大概是無數近代知識分子共享的情感糾結。活在那豐富綿延悠久的土地上,近代以來飽受屈辱蹂躪,以至於毛澤東建國時喊出「中國人民站起來了!」一句高昂的口號,可以讓眾人歡欣鼓動得雞皮疙瘩也站起來了。中國確實從匍匐倒地站起來了,但廣大的中國人民並沒有因此站了起來。他們依然是歷代龐大中國政權下面孔模糊的老百姓,無數人仍舊屈膝卑躬地討生活,但多數人依然愛國愛鄉愛土地。個體在面對社會不公時,愛國可能是個人未來出路的夢想所繫,也可能是心中痼疾。就像老舍《茶館》裡的經典喟嘆:「我愛咱們的國呀,可是誰愛我呢?」

世上最強大的力量,是象徵

中國到底有多大?我以為數字與人口無法充分說明。我們先來假想切割中國的土地,不論是費孝通或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提出的中國版塊論中,都顯示出「北方草原」、「東北高山森林區」、「青藏高原」、「雲貴高原」、「南嶺走廊」、「沿海地區」、「中原地區」等,在生態、族群與文化上的明顯差異。由中國境內區域的多樣性觀之,檢視這個國家的歷史文化、社會現象、經商貿易、政權治理,都很難迴避區域與族群差異。這麼大的國家如何統整?

某回朋友拿了一張中國藏區老人的照片給我看,他們想用那張照片當作臺灣某出版品的封面照。但發現該名老藏人身穿毛裝,猶豫使用該張照片是否會引發爭議?我的回應是,在藏區,穿毛裝、把毛澤東相片與班禪喇嘛或達賴喇嘛照片並列祭拜的現象稀鬆平常。天高皇帝遠,常民膜拜的是同樣高遠崇敬的抽象領袖。而在同樣的區域,也有境外媒體關注的藏人自焚,而自焚的直接動機,常是將自己的忠心與生命奉獻給達賴喇嘛,而外界的分析則著重此動機的間接政治意涵。對於行為的解釋有各種可能推論,但我想強調的是:一個龐大的政體,如果不是神權或聖權,如何一統人心?

我向來相信,世上最強大的力量,是象徵的力量,而民族主義與宗教是為其一。

多年前,我和一位美國人類學者躺在紐約河岸大教堂外的長椅上仰看天際。朋友突然說出:「教堂是地景上最大的傷疤。」我瞭解他的意思,他是哀嘆宗教帶給人類的分裂與衝突。偶爾,走在中國的校園裡,會看到某類海報,要觀者小心邪教。某回我對一位中國人類學者說:「民族主義才是最大的邪教。」他沒理會我,不知是禮貌性地不同意我,還是心裡同意但不願公開討論。

中國歷代政權都有各種手段讓民族主義或愛國精神得以由天朝外射。皇恩浩蕩,上追炎黃,下封地方宗祠與神祇,秩序井然。現代民族國家手法雷同。先來人群分類,再依據現代政治架構重劃行政區域與層級。由村落、鄉鎮、縣市,一級一級往上爬,再到首都,及於中央政府。人民的視野,無論新舊,便是循著這一具象化的時空面向逐漸拓展。同時,中央或民族集體認同也循著這樣的時空面向雙向流轉,高遠抽象的民族主義或愛國意識,也就有了活路得以深入個體人心。

即便這是一條諸多新興民族國家,包括臺灣都走過的路,但我們該記得,中國的龐大與久遠的歷史,定當讓它走得很不一樣。始終讓那裡的統治者或眾人念茲在茲的,不僅僅只是個體的苟延生存而已。尊嚴,能襯得起土地規模與綿延歷史的尊嚴,是集體眾望,甚至是集體犧牲有理的眾望。人觀於中國,始終與集體密切相連,個人的權利義務想像,即使脫離了家庭社群,也難脫離國家的龐然無際。

※ 本文摘自《人類學活在我的眼睛與血管裡》,原篇名為〈當代中國觀察 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與挑戰〉,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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