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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布萊恩.卡普蘭;譯/陳鴻旻、潘勛、劉道捷

多數先進國家愈來愈執著於國際競爭力,但不應視其為有理有據的顧慮,而是儘管反證排山倒海而來,卻依然相信著舊有觀點。民眾顯然很相信這一套,以至於那些宣揚競爭力教義的人,明顯傾向以草率、漏洞百出的計算來支持自己的觀點。──克魯曼,《流行的國際主義》[39]

我的論點最常碰到的反對理由,是宣稱這樣牴觸了社會科學的「理性選擇研究途徑」。我的同事漢森(Robin Hanson)巧妙地把理性選擇模型,形容為「故事不會出現笨蛋」。我則是安排不明所以之人……或者用學術一點的說法,「非理性」的人站到舞台中央。

有人可能想反駁:事實與理性選擇理論不合,這理論未免太糟!如此反應言之過早,因為理論與常識能得到滿意的調和。第一步是把市場與政治、購物與投票之間似是而非的類比丟掉。明理的民意是公共財。[40]當有位消費者對於買什麼沒有精打細算,是他一人付帳;當有位選民對政府政策,懷有錯誤的信念,則是全民買單。

丟掉購物與投票的錯誤類比後,就能重新掌握知識上的變通性,使理論與常識的衝突,不那麼令人望而生畏。但衝突要如何化解?用不著切割經濟學,但是要擴大經濟學對人類動機與認知的了解。

經濟學家通常假定,信念是前往終點的途徑,並非終點本身。不過事實上,我們往往有鍾愛的信念,而且看得很重。薛默的說法是:「沒了某些信念架構,很多人會感到這個世界沒有意義、失去慰藉。」[41]用經濟學的話來說,民眾讓偏好凌駕在信念之上。放手讓情緒或意識形態腐化思想,是滿足這份喜好的簡單方法。[42]與其持平裁量各種主張,大可一面倒向最中意的信念。艾茵.蘭德稱之為「抹去」:「肆意中斷意念,拒絕思考──不是盲目,而是拒絕看懂;不是無知,而是拒絕懂事。」[43]

民眾喜愛某些信念甚於其他,這個見解由來已久,不是經濟學才有。約翰.洛克在《人類理解論》抨擊理智蕩然無存的「狂熱」。狂熱分子出於情緒,接納含糊其詞的意見。

任何寄於一人之證詞,而主張論點為真的命題(除了不證自明的命題),無論這人如何打包票地保證,只要超過證據足以證明的程度,充其量來說,他那過剩的把握,通常來自某種情感,無關對真理的愛好。[44]

留意洛克分析中的兩個要素。一是「過剩的把握」。洛克觀察到,比起證據擔保,民眾更容易相信信念;二是「某種情感」。洛克解釋,信心過剩的成因是動機牴觸,人都傾向自認是因認同真理價值才信仰之,問題是會有各種雜念,諸如「自負」、「懶惰」、「虛榮」、「單調乏味且可能徒勞無功的推理」,以及「擔心不偏不倚的究查無助於那些最適合他們的偏見、生活,和意圖的主張」。[45]
有識之士談到凌駕信念的偏好,幾乎一定會提起宗教,洛克亦然:

人無論到哪個年紀,當混淆了憂愁及虔誠,或出於自負以致冒出更親近或更受到上帝青睞的見解,往往會自以為是,篤信自己直達上帝,不時能上達聖靈的天聽。[46]

事情大多有分程度,狂熱也是。許多無意要人改信的信徒,聽到他人客氣指教的說理,會認為遭到冒犯;很少人持平地接受信仰的教義是「當前的主流假說」(current leading hypothesis)。想想常見於宗教研究的形容詞:虔誠、專斷、狂信。人類想要信仰的宗教給出真實的解答,求道心切下,就迴避了反證,拒絕思考不請自來的證據。尼采苛刻地指出:「『信』意謂不想知道何者為真。」[47]

一旦承認「偏好凌駕信念」一事攸關宗教信仰,就很難區分不同的信念偏好。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指出,信教與虔信任何教條兩者非常相似:「偏執與狂信必定與宗教情感相隨……專政的雅各賓黨徒實際上與宗教法庭的天主教徒一樣虔信,他們身上的殘酷狂熱,系出同源。」[48]艾力克.賀佛爾在《狂熱分子》對此做出著名的延伸,宣稱群眾運動的道理皆互通:「宗教運動可以演變成社會革命或民族主義運動;社會革命演變成軍國主義或宗教運動;民族主義運動演變成社會革命或宗教運動。」[49]

賀佛爾提出的兩個宗教替代品──民族主義和社會革命──牽涉到政治不令人意外。政治/經濟意識形態是現代宗教。如同傳統宗教的信徒,許多人在政治世界觀找到慰藉,虔敬地敵視思辨的問題。[50]二十世紀的大惡換成極權主義,而非十字軍東征或宗教法庭。[51]賀佛爾描述:「布爾什維克或納粹革命運動的宗教特徵,獲得普遍認可。」「鐵鎚和鐮刀還有字,跟十字架沒兩樣;閱兵典禮的儀式,如同宗教列隊的典儀;他們有信條、聖徒、殉道者,和聖墳。」[52]路易.費雪自承:「正如宗教信仰對邏輯論點無動於衷,且不源於合乎邏輯的過程;正如民族主義者的忠貞或私心,有再多的證據也講不通;我的親蘇聯態度,完全獨立於日常的活動。」[53]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為詞彙,如「思想矛盾」與「犯罪思想」另賦新解,以嘲笑極權主義的準宗教性質。[54]這些當代的例子可上納粹與共產主義的網站瀏覽。

如同宗教的情況,極端思想落在非此即彼的極端立場。一個人的政治觀,也許與毛澤東思想流派中某成員的觀點,相比之下較不極端,卻仍可能不是理性的。[55]例如,把國內的不順怪到外國人頭上,讓很多人感到安慰或得意;這些人也許不會天天把保護主義掛在嘴上,而且知道對外貿易在特殊情況下是有利的,但依舊會抗拒且嫌惡試圖以比較利益說服他們的人士。

自然科學家老早就知道,自己有些發現因為牴觸宗教,故不被多數人相信。[56]社會科學家得明白,有些發現因為牴觸「擬似宗教」(quasi religion),故不被多數人採信。  

政治無理的概貌

民主是一個這樣的理論:普通人清楚自己的需要,也身受其害。──H.L.孟肯[60]

普通人──與多數經濟學家──在挖苦時,常把選民比喻為「用錢包投票」,實際上這不是常態,實證顯示,投票與物質利益沒有什麼關係。與富人投共和黨,窮人投民主黨的刻板印象相反,所得與政黨認同的關聯性很不緊密。老實說,年長者並不比其他人口組成更支持社會保障與老人醫療保險制度;男性比女性更支持有權選擇墮胎。[61]

若政治信念無法立基於自利動機,要以什麼來解釋呢?選民一般偏愛自認是對全國普遍有利的政策,不過要因此對民主樂觀,還早得很。關鍵字是「自認」。幾乎沒有選民會更深一層思辨,問自己:「我中意的政策是促進大眾利益的有效手段嗎?」政治有如宗教,忠誠是通往理念的捷徑。

這在民主制度有何意涵?標準的理性選擇理論,公允地強調政客藉由投其所好來爭取選票,不過視選民是對荷包精打細算的消費者,或我所說的,虔誠狂熱的宗教信徒,涵義則幾乎截然不同。以後者的情況來說,政客有很強的誘因討大眾歡心,卻沒什麼誘因不負所託。艾倫.布蘭德挖苦稱之為「唯唯諾諾的國會,對邏輯不敬,卻對民意調查謙卑恭敬。」[62]若一位政客未能履行選民所託,那麼他的競選對手就會補上他的缺漏。勒龐以籠統的用語提出相同的觀點:

群眾從來不渴望真實性。若橫遭瞞騙,他們會偏離不合口味的證據,寧可將錯誤捧上天。誰有能力供應假象,就能輕易當上導師;試圖拆穿假象的人,總是會遭殃。[63]

所以,選民跟信徒差不了多少,原因出在心態,而不是實際影響。政教分離以後,現代宗教對非信徒的影響減弱,科學持續進步,無需宗教審批。相反地,政治/經濟的錯誤想法,對生活在政策驅策下的每個人,都有莫大的影響。若多數選民認為保護主義是好主意,貿易保護主義分子就得勢;若多數選民認為解除勞動市場管制成效很差,勞動市場的管制就會趨緊。

傳統對政客的批評,主要針對「怠惰」,即沒達到選民的期望。[64]我則是主張,「怠惰」應該讓位給「煽動」。《韋伯字典》對煽動的定義是「帶頭者利用普遍的偏見以及虛假的要求與承諾來取得權力。」[65]老實說,煽動的統治者並非異常,而是民主的常態。只要選民一天懷有偏見又輕信,煽動就是打贏選戰的必勝策略。確實,煽動一詞通常意味著虛情假意,但其實大可不必如此解讀。「肯信道」的選民鼓勵政客裝模作樣,假裝對流行偏見堅信不疑,因而激發偏見牢不可拔的人士踏入政界。[66]

怠惰應該讓位,但不能無視。選舉是有缺陷的紀律手段。[67]多少偏離選民所託,是必然會發生的情況,問題是偏離多少?選舉使政客多麼綁手綁腳?我的看法是,這端視選民本身。若選民念茲在茲於某個議題,如公然種族汙衊,那麼政客幾乎不可能打馬虎眼,只要講錯一個字,就可能輸掉選舉。與之相反,像銀行管制之類的沉悶題目,若選民於情於理,都沒什麼意見好說,此時民意代表就有轉圜的「彈性空間」(wiggle room)。

政客的彈性空間,讓特殊利益團體──官員或說客,在公開或私下時,有機會得逞。雖說如此,利益團體不太可能直接顛覆民主的過程。不得人心的政策,即使是利益團體請託,甚至捐贈獻金,政客也很少會硬幹,畢竟不值得冒打破政治飯碗的風險,相反地,利益團體會沿公眾漠不關心的邊緣步步為營。[68]若民眾對降低進口石油的依賴,顯得不置可否,乙醇生產業者也許會把租稅抵減弄到手,但再怎麼遊說,禁止汽油的行動仍必遭失敗。

最後,由於權力歸屬之因,媒體也受到消費者驅使。競爭使媒體報導電視觀眾想看的新聞,用標準的理性選擇說法來說,這會讓政治資訊成本降低,有助民主運作。但我懷疑有多少有用的資訊從媒體流向觀眾,媒體一如政客,演觀眾愛看、講觀眾愛聽的東西。[69]

媒體一如政客,誠然有彈性空間,而且同樣是沿漠不關心的邊緣上下其手。當聳動的災害事故報導,偏向溫和自由派的立場時,主流觀眾反應良好,接下來清一色傾民主黨的新聞播報員,就會加一點左翼的評論。但若媒體偏離典型觀眾意見太遠,或扯太多學問,觀眾就會轉台。所以一方面,傳統觀點把太多帳算在媒體頭上──娛樂私有財有害資訊公共財,但把媒體當作大眾謬誤來源的看法錯得離譜。後面會講到,謬誤其來有自,先於現代媒體而存在,後來會發揚光大是因為閱聽人有接收的傾向。

總結一下我的選民導向說法。選民對世界的運作方式已有定見,而且傾向支持贊同心目中有益社會政策的政客。反之,政客有賴選民支持當選及連任。儘管有少數人不在乎假裝支持流行觀點,但這行徑不太有必要,成功的候選人通常會真心誠意分享選民的信念。特殊利益團體在爭取政客支持時,會相應地修改自己的需求,沿著民意不置可否的政策邊緣索討讓步。最後,媒體最大的功勞是娛樂大眾。因為政客與利益團體的醜聞有娛樂性,媒體會充當看門狗。所有看門狗皆然,媒體也有從屬角色。不過,若報導牴觸觀眾的核心信念,無論報導如何真確,觀眾仍會轉台。

註釋

[39] Krugman (1996: 5).
[40] 更多討論,參見Caplan (2003b)。
[41] Shermer (2002: 82).
[42] 持此觀點的文獻,還包括Caplan (2001a), Akerlof (1989), and Akerlof and Dickens (1982)。
[43] Rand (1957: 944).
[44] Locke (1977: 570; emphasis added).
[45] Locke (1977: 571).
[46] Locke (1977: 571).
[47] Nietzsche (1954: 635).
[48] Le Bon (1960: 73).
[49] Hoffer (1951: 26).
[50] 有件事讓宗教與政治信徒沒那麼難搞,就是兩者對教義的了解大多馬馬虎虎(Converse 1964)。
[51] 關於極權主義的經典論述,參見Arendt (1973), and Friedrich and Brzezinski (1965)。
[52] Hoffer (1951: 27).
[53] Crossman (1949: 203).
[54] Orwell (1983).
[55] 賀佛爾一般會在群眾運動的生命週期,區分革命或「行動」與制度建立或「鞏固」二個階段。前期的極端不理性,到了後期會消退減弱。「過往翻騰血氣的慣性結晶──正式稱呼──是宗教的保守主義。」(Hoffer 1951:14)。
[56] Shermer (2002)討論了主要的案例。
[57] Bastiat (1964a: 84).
[58] 關於正式的分析,參見Spence (1977)。
[59] Akerlof (1989)是據我所知,第一位明晰指出此點的經濟學者。
[60] Andrews (1993: 229).
[61] 關於自利選民假設的經驗證據概述,參見Mansbridge (1990), Sears and Funk (1990), Citrin and Green (1990), and Sears et al. (1980);關於收入與黨派認同問題,參見Gelman et al. (2005), Luttbeg and Martinez (1990), and Kamieniecki (1985);關於收入與政策偏好問題,參見Gelman et al. (2005), Luttbeg and Martinez (1990), and Kamieniecki (1985);關於性別與墮胎問題的民意調查,參見Shapiro and Mahajan (1986)。
[62] Blinder (1987: 89).
[63] Le Bon (1960: 110).
[64] 例如,參見Jacobs and Shapiro (2000) and Bender and Lott (1996)。
[65] 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 (2003: 330).
[66] 參見Fremling and Lott (1996, 1989)。
[67] 關於選舉並非完美的紀律手段,參見Matsusaka (2005), Persson and Tabellini (2004, 2000), Gerber and Lewis (2004), Besley and Case (2003), Persson (2002), Besley and Coate (2000), and Levitt (1996)。
[68] 坦白說,選民可能對眾多政策漠不關心,導致政客高度怠惰,關於這個觀點要感謝Ilya Somin。
[69] Sutter (2006)針對媒體的流行偏見,提出很出色的經濟批評。另外對媒體的資訊作用的典型理性選擇分析,見Wittman (2005b)。持懷疑態度者見Mullainathan and Shleifer (2005)。

※ 本文摘自《理性選民的神話》,原篇名為〈超越集體奇蹟〉,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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