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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邁克‧赫布;譯/林宜萱

我聽過各種有關「你想要留下什麼傳世」的答案,對於多數有孩子的人來說,這通常是開啟及結束死亡對話的問題。但我特別喜歡那些遠遠超過顯而易見的答案的回應。

當我在我舉辦的晚宴上問這個傳世問題時,我在珊蒂沉思的眼中看到輕微但又尖銳疼痛的火花。我等著看她是否願意分享那段奈及利亞的經歷。我親耳聽過這個故事,但這不是你可以起鬨要別人分享的那一種。她坐著,留心傾聽著餐桌成員一個一個的分享。在場的許多人都是父母,他們談到「透過下一代讓自己繼續活下去」。珊蒂沒有為人父母,儘管她是孩子摯愛的阿姨、也是許多人心愛的導師。她也曾在非常靠近死亡的那一刻,思考著要留下什麼傳世的問題。輪到她發言時,正如我希望的,她講述了那個故事。

珊蒂.喬菲是位導演,當她第四次走訪奈及利亞,為其獲獎紀錄片《甜原油》(Sweet Crude)進行最後一次採訪時,遭到奈及利亞軍隊囚禁。「逮捕我們的小男孩和我們一樣害怕,」她說。他們將拍攝影片的工作人員押進一輛廂型車,帶往一個祕密地點。在車上,珊蒂和工作人員詢問是否可以用他們的iPod播放音樂。這樣做是有策略性的:他們想要將電池耗盡,這樣綁架者就無法搜尋裡面的檔案資料。

那是在最後關頭之際,從珊蒂清楚的頭腦迸出的諸多機智舉動之一。當時這群人被當地軍隊成員拘留在一個軍事基地、接著被槍指著帶回飯店、然後被轉送到一些不太官方的地堡,改由較不官方的犯罪分子俘虜。這是不祥之兆,他們被賣給某個軍事團體,被釋放的可能性越來越低了。珊蒂團隊中一位名叫喬爾的奈及利亞社區領袖,嚴肅地證實了珊蒂開始害怕的事:如果沒有某種奇蹟,他們很可能會被暗殺;不過,這件事會等到他們被用來勒索贖金和被迫發表假故事之後才會進行。

幸運的是,我們大多數人不需要如此直視死刑。站在陡峭的死亡懸崖邊,讓珊蒂立刻清醒過來。她突然意識到,她的死將會被歸咎於他們在那裡擁護和捍衛的反抗運動。

在一個有訊號的神奇時刻,珊蒂的團隊在手機被沒收前發出的幾則簡訊被傳送出去。一則救命簡訊送達了參議員瑪麗亞.坎特威爾的助手手中,另外一則簡訊傳到了工作人員克利夫那裡。發給克利夫的簡訊只有簡單一個字:「天安門。」他知道那代表什麼,立刻開始摧毀任何不必要的鏡頭、所有的地圖以及聯絡人清單。他把盡可能多的資料存到四個記憶卡裡,然後黏貼在飯店浴室的馬桶後面。這正是拍攝天安門廣場暴動的著名照片的攝影師當時的作法,也因為這樣,才讓西方國家看到了中國在那個重要日子發生了什麼事。

身處地堡的珊蒂不知道簡訊已經發出,她的思緒一直回到她在該國工作時結交的反叛分子和自由鬥士。這個如迷宮般的網路涉及了與奈及利亞官方進行血戰。官方勢力背後有雪佛龍(Chevron)和其他跨國石油公司支持,這些公司幾十年來一直在榨取當地的石油資源,摧毀了農民和漁民所居家園的土地和水域。珊蒂感覺她的北方白人特權加重了內疚之感,她的社會正義野心就像喉嚨裡的信天翁。她過去多年的所有努力都會因這個頭條新聞而消失殆盡嗎?珊蒂因冰冷的恐懼而無法思考,她們的囚禁和死亡將會導致社區中的農民和漁民被無情地屠殺,而這些人過去是像家人一樣接納她、並勇敢地分享他們的故事!預見自己的死亡會如骨牌般引發他人的死亡,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很少有人會處於這樣的困境中,雖然珊蒂小時候在布魯克林聖派翠克教堂與修女們有長時間的相處,但她不相信仁慈的上帝會等著迎接她、也不知道自己死去時會發生什麼事。但她確實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在世界上留下什麼。

在審訊期間,珊蒂被要求對她的影片以及過去五年在奈及利亞的工作做出假陳述。此時,她心裡一直想著她三歲的侄子。她知道這個假陳述很可能會是她的侄子亞當認識珊蒂阿姨及其作品、以及她一生所代表的一切的管道之一。她拒絕做出假陳述,筆直坦蕩地面對綁架者,讓自己在奈及利亞的使命保持完整正直性。

在發出救命簡訊的幾個小時後,美國參議員瑪麗亞.坎特威爾在半夜被叫醒。儘管時間很晚了,她還是在最短時間內快速反應與處理。她的團隊需要說服國務院,根據可靠情報,美國公民在奈及利亞的拉各斯處於生死攸關之境,救援行動必須即刻啟動,分秒必爭。要將這個案件移到最高優先等級是非常困難的,所幸背後有幸運之神相助!

在潮濕的地堡中,珊蒂的手機在警衛的口袋裡響起。看守他們的人看了看首領,他竟然出人意料地將手機交給珊蒂。那通電話是美國領事館代表打來的,她向珊蒂詢問了幾個簡單問題,包括她身體的狀況和所處位置,然後要求與負責人交談。珊蒂把電話遞給警衛,他聽著電話,哼了幾聲,然後結束電話,接著向他手下下達幾個命令,幾分鐘之後離開現場。

三十分鐘後,一名奈及利亞軍隊進入地堡,將他們帶回阿布加的軍事監獄。在他們被交給美國之前,奈及利亞情報主管傳喚珊蒂到他辦公室。他靠在椅背上,銜著雪茄笑道:「妳是誰?妳在美國一定非常有名。」她只是盯著他看,對於他的輕鬆坦率大感困惑。他繼續笑著,然後詳細說明,要及時找到她並將她送回美國保護所需要的政治交易數目是多少,顯然是驚訝於她竟然能從這個腐敗的國家全身而退。回到家後,珊蒂的故事成為頭條新聞;一週之後,她請一名奈及利亞友人進入飯店房間取回拍攝檔案,最終完成了記錄片的製作。她的努力最終促成了參議院通過法案,要求跨國公司在戰亂國家的支出必須要公開透明化,以便查核這些公司是否有組織武裝民兵、或犯下其他令人髮指的行為。

珊蒂說完這個故事時,蠟燭已經融為小塊,酒也只剩下殘渣。每個人都靜默無語,各自消化著這個故事。從珊蒂的經歷中可以收集到許多東西,我們都在努力找出來。其中包括她在死亡邊緣時接收到的清晰洞見,以及她希望留下的記憶:一個活在更大而無私道路上的人生。這真正呼應史都華.布蘭德的信條:「我的客戶是文明。」此外,還有珊蒂對下一代的敏銳認知、以及希望為他們留下有關誠實和韌性的訊息,如果他們感受到召喚,就可以循著這些足跡勇敢前進。

在露西和保羅.卡拉尼提的故事中,最令人驚訝的其中一部分是關於伊莉莎白.阿凱迪雅.卡拉尼提,又名凱迪。她在保羅去世前兩年出生,這是夫妻倆在保羅生命末期時做的決定。正如保羅在《當呼吸化為空氣》(When Breath Becomes Air)中寫道,「這是我們一直想要的……在餐桌邊多加一張椅子。」我請問露西為何會做出這個決定。「我們知道這很瘋狂,」她說。「我們知道會發生什麼,癌症很可能會把他帶走,這顯然需要各種家庭支持和說服,並且容忍不確定性。我認為沒有人是因為覺得生孩子很容易而生孩子的。這一切都關乎『接受不確定性』。保羅一開始比我更確定,他甚至想要雙胞胎。」

在《當呼吸化為空氣》書中,露西問保羅:「難道你不覺得,向你的孩子說再見會讓你的死亡更加痛苦嗎?」保羅回答說:「如果真是這樣,不是很棒嗎?」他後來補充說:「我們會繼續活著,而非死去。」

我的父母清楚知道,父親看到我大學畢業、甚至高中畢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們還是決定生下我。他們一定知道這會給我的生活帶來悲傷和困難;然而,正如露西和我所討論到的,孩子們面臨的困難,往往能幫助他們,滋生出茁壯成長所需的品格。她說:「父母希望能將孩子人生中掙扎的部分抽取出來,但其實那些困難正是滋養我們、使我們更為豐富的養分。」而我就是這樣的證據,父親在我生命早期離世,這一點明確地造就了我最關鍵的一些特質。

保羅談到未來女兒沒有他的生活:「我希望我能夠活得夠長,讓她對我有一點記憶。文字會永存,但我不會。我想我可以留下一系列信件給她,但這些信要寫些什麼呢?我不知道這女孩十五歲時會是什麼樣子,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會喜歡或接受我們為她取的小名。也許只有一件事可以告訴這個嬰兒:這個未來的孩子,與我曾有短暫重疊的人生,而我的人生──除非奇蹟出現──已經成為過去。」

「那個訊息很簡單。當你在人生中必須要總結自己,要將你曾去過、做過、對世界有意義的事情做個總分類時,我希望不要將『讓一個垂死之人感到心滿意足的快樂』打折扣,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一種快樂,一種不會渴望還要更多的快樂,那就是休息、滿足。在這個時候、就在現在,這對我來說可是大事。」

露西完成了保羅的書,這本書在《紐約時報》非小說暢銷排行榜上排名第一長達十二週,在榜上停留了一年多,這也讓露西經常曝光。「陌生人總會問我有關保羅的事。這對我非常有幫助。如果你身處悲傷,你想要做的,大致就是不斷透過這份失落來與人們產生連結,而非假裝一切都沒事。保羅著作的巡迴宣傳讓我真正幫助他建立和繼續了他的傳承,這對我來說非常有意義。」保羅的傳承在凱迪身上延續,同樣也顯現在露西為世界帶來的有力的行動中,以及他在走向死亡時,極脆弱又極誠實地探索生命意義之中。

※ 本文摘自《那些生命中的美好與失去,我們邊吃邊聊吧》,原篇名為〈你想要留下什麼傳世?〉,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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