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終點，也是起點，你想要留下什麼傳世？

文／邁克‧赫布；譯／林宜萱

我聽過各種有關「你想要留下什麼傳世」的答案，對於多數有孩子的人來說，這通常是開啟及結束死亡對話的問題。但我特別喜歡那些遠遠超過顯而易見的答案的回應。

當我在我舉辦的晚宴上問這個傳世問題時，我在珊蒂沉思的眼中看到輕微但又尖銳疼痛的火花。我等著看她是否願意分享那段奈及利亞的經歷。我親耳聽過這個故事，但這不是你可以起鬨要別人分享的那一種。她坐著，留心傾聽著餐桌成員一個一個的分享。在場的許多人都是父母，他們談到「透過下一代讓自己繼續活下去」。珊蒂沒有為人父母，儘管她是孩子摯愛的阿姨、也是許多人心愛的導師。她也曾在非常靠近死亡的那一刻，思考著要留下什麼傳世的問題。輪到她發言時，正如我希望的，她講述了那個故事。

珊蒂．喬菲是位導演，當她第四次走訪奈及利亞，為其獲獎紀錄片《甜原油》（Sweet Crude）進行最後一次採訪時，遭到奈及利亞軍隊囚禁。「逮捕我們的小男孩和我們一樣害怕，」她說。他們將拍攝影片的工作人員押進一輛廂型車，帶往一個祕密地點。在車上，珊蒂和工作人員詢問是否可以用他們的iPod播放音樂。這樣做是有策略性的：他們想要將電池耗盡，這樣綁架者就無法搜尋裡面的檔案資料。

那是在最後關頭之際，從珊蒂清楚的頭腦迸出的諸多機智舉動之一。當時這群人被當地軍隊成員拘留在一個軍事基地、接著被槍指著帶回飯店、然後被轉送到一些不太官方的地堡，改由較不官方的犯罪分子俘虜。這是不祥之兆，他們被賣給某個軍事團體，被釋放的可能性越來越低了。珊蒂團隊中一位名叫喬爾的奈及利亞社區領袖，嚴肅地證實了珊蒂開始害怕的事：如果沒有某種奇蹟，他們很可能會被暗殺；不過，這件事會等到他們被用來勒索贖金和被迫發表假故事之後才會進行。

幸運的是，我們大多數人不需要如此直視死刑。站在陡峭的死亡懸崖邊，讓珊蒂立刻清醒過來。她突然意識到，她的死將會被歸咎於他們在那裡擁護和捍衛的反抗運動。

在一個有訊號的神奇時刻，珊蒂的團隊在手機被沒收前發出的幾則簡訊被傳送出去。一則救命簡訊送達了參議員瑪麗亞．坎特威爾的助手手中，另外一則簡訊傳到了工作人員克利夫那裡。發給克利夫的簡訊只有簡單一個字：「天安門。」他知道那代表什麼，立刻開始摧毀任何不必要的鏡頭、所有的地圖以及聯絡人清單。他把盡可能多的資料存到四個記憶卡裡，然後黏貼在飯店浴室的馬桶後面。這正是拍攝天安門廣場暴動的著名照片的攝影師當時的作法，也因為這樣，才讓西方國家看到了中國在那個重要日子發生了什麼事。

身處地堡的珊蒂不知道簡訊已經發出，她的思緒一直回到她在該國工作時結交的反叛分子和自由鬥士。這個如迷宮般的網路涉及了與奈及利亞官方進行血戰。官方勢力背後有雪佛龍（Chevron）和其他跨國石油公司支持，這些公司幾十年來一直在榨取當地的石油資源，摧毀了農民和漁民所居家園的土地和水域。珊蒂感覺她的北方白人特權加重了內疚之感，她的社會正義野心就像喉嚨裡的信天翁。她過去多年的所有努力都會因這個頭條新聞而消失殆盡嗎？珊蒂因冰冷的恐懼而無法思考，她們的囚禁和死亡將會導致社區中的農民和漁民被無情地屠殺，而這些人過去是像家人一樣接納她、並勇敢地分享他們的故事！預見自己的死亡會如骨牌般引發他人的死亡，實在令人難以想像。很少有人會處於這樣的困境中，雖然珊蒂小時候在布魯克林聖派翠克教堂與修女們有長時間的相處，但她不相信仁慈的上帝會等著迎接她、也不知道自己死去時會發生什麼事。但她確實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在世界上留下什麼。

在審訊期間，珊蒂被要求對她的影片以及過去五年在奈及利亞的工作做出假陳述。此時，她心裡一直想著她三歲的侄子。她知道這個假陳述很可能會是她的侄子亞當認識珊蒂阿姨及其作品、以及她一生所代表的一切的管道之一。她拒絕做出假陳述，筆直坦蕩地面對綁架者，讓自己在奈及利亞的使命保持完整正直性。

在發出救命簡訊的幾個小時後，美國參議員瑪麗亞．坎特威爾在半夜被叫醒。儘管時間很晚了，她還是在最短時間內快速反應與處理。她的團隊需要說服國務院，根據可靠情報，美國公民在奈及利亞的拉各斯處於生死攸關之境，救援行動必須即刻啟動，分秒必爭。要將這個案件移到最高優先等級是非常困難的，所幸背後有幸運之神相助！

在潮濕的地堡中，珊蒂的手機在警衛的口袋裡響起。看守他們的人看了看首領，他竟然出人意料地將手機交給珊蒂。那通電話是美國領事館代表打來的，她向珊蒂詢問了幾個簡單問題，包括她身體的狀況和所處位置，然後要求與負責人交談。珊蒂把電話遞給警衛，他聽著電話，哼了幾聲，然後結束電話，接著向他手下下達幾個命令，幾分鐘之後離開現場。

三十分鐘後，一名奈及利亞軍隊進入地堡，將他們帶回阿布加的軍事監獄。在他們被交給美國之前，奈及利亞情報主管傳喚珊蒂到他辦公室。他靠在椅背上，銜著雪茄笑道：「妳是誰？妳在美國一定非常有名。」她只是盯著他看，對於他的輕鬆坦率大感困惑。他繼續笑著，然後詳細說明，要及時找到她並將她送回美國保護所需要的政治交易數目是多少，顯然是驚訝於她竟然能從這個腐敗的國家全身而退。回到家後，珊蒂的故事成為頭條新聞；一週之後，她請一名奈及利亞友人進入飯店房間取回拍攝檔案，最終完成了記錄片的製作。她的努力最終促成了參議院通過法案，要求跨國公司在戰亂國家的支出必須要公開透明化，以便查核這些公司是否有組織武裝民兵、或犯下其他令人髮指的行為。

珊蒂說完這個故事時，蠟燭已經融為小塊，酒也只剩下殘渣。每個人都靜默無語，各自消化著這個故事。從珊蒂的經歷中可以收集到許多東西，我們都在努力找出來。其中包括她在死亡邊緣時接收到的清晰洞見，以及她希望留下的記憶：一個活在更大而無私道路上的人生。這真正呼應史都華．布蘭德的信條：「我的客戶是文明。」此外，還有珊蒂對下一代的敏銳認知、以及希望為他們留下有關誠實和韌性的訊息，如果他們感受到召喚，就可以循著這些足跡勇敢前進。

在露西和保羅．卡拉尼提的故事中，最令人驚訝的其中一部分是關於伊莉莎白．阿凱迪雅．卡拉尼提，又名凱迪。她在保羅去世前兩年出生，這是夫妻倆在保羅生命末期時做的決定。正如保羅在《當呼吸化為空氣》（When Breath Becomes Air）中寫道，「這是我們一直想要的……在餐桌邊多加一張椅子。」我請問露西為何會做出這個決定。「我們知道這很瘋狂，」她說。「我們知道會發生什麼，癌症很可能會把他帶走，這顯然需要各種家庭支持和說服，並且容忍不確定性。我認為沒有人是因為覺得生孩子很容易而生孩子的。這一切都關乎『接受不確定性』。保羅一開始比我更確定，他甚至想要雙胞胎。」

在《當呼吸化為空氣》書中，露西問保羅：「難道你不覺得，向你的孩子說再見會讓你的死亡更加痛苦嗎？」保羅回答說：「如果真是這樣，不是很棒嗎？」他後來補充說：「我們會繼續活著，而非死去。」

我的父母清楚知道，父親看到我大學畢業、甚至高中畢業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們還是決定生下我。他們一定知道這會給我的生活帶來悲傷和困難；然而，正如露西和我所討論到的，孩子們面臨的困難，往往能幫助他們，滋生出茁壯成長所需的品格。她說：「父母希望能將孩子人生中掙扎的部分抽取出來，但其實那些困難正是滋養我們、使我們更為豐富的養分。」而我就是這樣的證據，父親在我生命早期離世，這一點明確地造就了我最關鍵的一些特質。

保羅談到未來女兒沒有他的生活：「我希望我能夠活得夠長，讓她對我有一點記憶。文字會永存，但我不會。我想我可以留下一系列信件給她，但這些信要寫些什麼呢？我不知道這女孩十五歲時會是什麼樣子，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會喜歡或接受我們為她取的小名。也許只有一件事可以告訴這個嬰兒：這個未來的孩子，與我曾有短暫重疊的人生，而我的人生──除非奇蹟出現──已經成為過去。」

「那個訊息很簡單。當你在人生中必須要總結自己，要將你曾去過、做過、對世界有意義的事情做個總分類時，我希望不要將『讓一個垂死之人感到心滿意足的快樂』打折扣，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一種快樂，一種不會渴望還要更多的快樂，那就是休息、滿足。在這個時候、就在現在，這對我來說可是大事。」

露西完成了保羅的書，這本書在《紐約時報》非小說暢銷排行榜上排名第一長達十二週，在榜上停留了一年多，這也讓露西經常曝光。「陌生人總會問我有關保羅的事。這對我非常有幫助。如果你身處悲傷，你想要做的，大致就是不斷透過這份失落來與人們產生連結，而非假裝一切都沒事。保羅著作的巡迴宣傳讓我真正幫助他建立和繼續了他的傳承，這對我來說非常有意義。」保羅的傳承在凱迪身上延續，同樣也顯現在露西為世界帶來的有力的行動中，以及他在走向死亡時，極脆弱又極誠實地探索生命意義之中。

※ 本文摘自《那些生命中的美好與失去，我們邊吃邊聊吧》，原篇名為〈你想要留下什麼傳世？〉，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