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芬蘭如何抵抗人口五十倍的蘇聯，捍衛國家主權？

文／賈德．戴蒙；譯／莊安祺

芬蘭是僅有六百萬人口的斯堪地納維亞（北歐）國家，西鄰瑞典，東接俄羅斯。一次大戰前一世紀，它只是俄羅斯的一個自治區，並非獨立國家。它很貧窮，歐洲各國很少注意它，歐洲以外的地區更忽視它。二次大戰開始時，芬蘭雖已獨立，卻依舊貧窮，經濟仍然以農林產品為主。如今芬蘭的科技和工業舉世聞名，也已成為全球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人民平均所得與德國和瑞典相當。它的安全取決於一個明顯的矛盾：它是自由的民主社會國家，數十年來與共產主義的前蘇聯和目前專制政體的俄羅斯保持良好的信任關係。這些特色的組合正是選擇性改變的顯著例子。

如果你是頭一次造訪芬蘭，想要了解芬蘭的人民和歷史，有個好方法就是參觀希耶塔涅米公墓（Hietaniemi Cemetery），它是芬蘭首都赫爾辛基最大的公墓。美國的軍人葬在華盛頓郊外的阿靈頓國家公墓和全國各地的軍人公墓，芬蘭不同，並未設立專用的軍人公墓。陣亡的芬蘭官兵會直接送回家鄉，葬在他們城鎮上或教區的一般公墓。希耶塔涅米公墓裡有很大一塊區域的尊榮之地，葬的是赫爾辛基的陣亡將士，就在芬蘭歷屆總統和其他政壇領袖的墳墓上坡，位於芬蘭元帥卡爾．古斯塔夫．曼納海姆（Carl Gustaf Mannerheim，一八六七—一九五一）紀念碑附近。

接近希耶塔涅米公墓時，你注意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你一點也看不懂街道標誌和告示牌。在其他大部分的歐洲國家，即使你不懂該國語言，也能夠認出一些字，因為大部分歐洲語言包括英語在內皆屬於印歐語系家族，而所有的印歐語言共用很多字根。甚至在立陶宛、波蘭和冰島，你都能辨識街道路牌和告示牌上的一些文字；唯有芬蘭語難以辨認。因為芬蘭語是少數跟印歐語系完全無關的歐洲語言。接著會教你驚嘆的是，希耶塔涅米公墓簡約又美麗的設計。芬蘭的建築師和室內設計師名聞遐邇，他們知道怎麼用簡單的方式創造美麗的效果。記得我首次造訪芬蘭時，曾獲邀進入一位東道主家的起居室，我的第一印象是：「這是我所見過最美麗的房間！」後來我仔細一想，不由得疑惑為什麼我會覺得它如此美麗，因為那房間幾乎是空的，只有幾件簡單的家具。但房間的材質和形式，以及那少數幾件家具，正足以代表芬蘭典型的簡約與美感。

緊接著，你可能會震驚於希耶塔涅米公墓下葬或紀念的芬蘭陣亡將士人數。我數了一下，超過三千多座列有將士姓名的墓碑，他們的遺體以多重弧形排列安葬於此。在那個區域裡，有署名的墓碑始於一道約四呎高、數百呎長的牆，牆面區分成五十五塊，上頭羅列更多被列為「失蹤」的士兵姓名——我算來共有七百一十五人，因為找不到他們的遺體，無法運送回來。另外還有一面無名將士紀念碑，用以紀念死於敵軍獄中不計其數的芬蘭士兵。葬在希耶塔涅米的這些士兵僅限來自赫爾辛基的軍人；芬蘭的每個城鎮和教區的墓地，皆有類似的區域保留給陣亡將士。於是你可以想見，一定有許多芬蘭人在戰爭中喪生。

當你穿梭於希耶塔涅米的墓碑間，必定會受到上頭碑文的衝擊。同樣地，你無法理解大部分的碑文，因為它是芬蘭文。然而，無論任何地方，任何語言的墓碑上，絕大部分都會銘刻死者姓名、出生日期和出生地，以及死亡的日期和地點。即便芬蘭的墓園，這樣的格式也很容易辨識。你會注意到所有死者的死亡日期都介於一九三九至四四年的二戰期間。大多數人出生於一九二○和一○年代，可以猜測大部分士兵捐軀時年僅二十上下，事實亦如你所料。不過，你也會驚訝於還有許多五十多歲或青少年時期就陣亡的士兵。例如，約翰．維克多．帕斯坦（Johan Viktor Pahlsten）的墓碑記錄他生於一八八五年八月四日，卒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五日，就在他五十六歲生日後十一天戰死。克拉拉．拉帕蘭寧（Klara Lappalainen）生於一八八八年七月三十日，卒於一九四三年十月十九日，享年五十五歲。截然相反的有生於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二日，志願從軍的學生勞瑞．馬提．哈馬蘭尼（Lauri Martti Hämäläinen），陣亡於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五日，年僅十三，差五週就是他的十四歲生日。為什麼芬蘭徵召從軍的不僅限於一般的二十多歲青年，竟包括五十多歲的男女以及青少年？

閱讀墓碑上記錄的死亡日期和地點時，你會注意到這些士兵犧牲的時間和地點集中在少數幾個期間和地域。死亡人數最多的是一九四○年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接著是一九四一年八月，然後是同年六月和一九四四年八月。許多人喪命於維堡，或芬蘭友人會幫你指出維堡附近的地方，像是斯維里（Syväri）、卡納斯（Kannas）和伊罕托拉（Ihantola）。你不禁疑惑：維堡到底出了何等大事？為什麼這麼多芬蘭人在如此短的期間內於此遇難？

原因是：維堡曾是芬蘭第二大城市，但歷經一九三九至四○年冬天的慘烈戰爭，以及一九四一至四四年第二次戰爭後，連同芬蘭總面積十分之一的土地一起被割讓給蘇聯。一九三九年十月，蘇聯對波羅的海沿岸的四個國家：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提出割地要求，芬蘭是唯一拒絕的國家。雖然蘇聯擁有強大的軍力，人口將近五十倍於芬蘭，芬蘭人民卻義無反顧地抵抗，儘管在一連串長達十年的危機中，他們國家能否存續遭到嚴重懷疑，他們終究保住了國家的獨立。最嚴重的傷亡時期就發生在墓碑上可見的三個高峰，也就是一九四○年二至三月，蘇聯軍隊逼近維堡的時候，接著是一九四一年八月，芬蘭重新奪回維堡，以及最後蘇聯軍隊在一九四四年夏天再次進犯維堡之際。

芬蘭在對抗蘇聯的戰爭中死亡人數近十萬，大多數是男性。在現代美國人、日本人和芬蘭之外的歐洲人看來，二次大戰時，每次轟炸一座城市（廣島、漢堡和東京），當場死亡的人數就近達十萬，蘇聯和中國因二戰陣亡的人數各兩千萬左右，因此在芬蘭長達五年的戰爭中，僅十萬人罹難似乎不算多，但當時芬蘭總人口才三百七十萬，它就占了二．五％，也是全國男性的五％。這個比例如同當今美國在戰爭中有九百萬人捐軀：幾乎相當於美國近兩百四十年歷史中，所有在戰爭中死亡人數的十倍。我最近一次赴希耶塔涅米公墓是在二○一七年五月十四日星期天。即使離陣亡將士區裡最後一個死亡的日期（一九四四年）已是七十多年後的現在，我依然見到許多墓前擺放著鮮花，以及川流不息前來緬懷的家人。我駐足與一個四口之家聊天，裡頭最年長的男子約莫四十歲，這表示墓裡的亡者並非他們的父母，而是他們的祖父母或曾祖父母。我和那名男子聊起掃墓、紀念和鮮花時，他說：「當時每個芬蘭家庭都失去了他們的親人。」

我第一次造訪芬蘭是一九五九年夏天，亦即芬蘭與蘇聯之戰方結束十五年後，也是蘇聯從芬蘭赫爾辛基郊區撤離軍事基地僅僅四年後。接待我的芬蘭人裡有戰時對抗蘇聯的退伍軍人、寡婦和兒童，加上現役的芬蘭士兵。他們向我敘述他們的個人經歷和他們國家近幾年的歷史。我所習得的美麗芬蘭語足以讓我以觀光客的身分暢遊，進而欣賞這種語言對芬蘭的獨特性有什麼貢獻，並讓我在前一章提及的人生危機中得以沉澱。對於那些尚未有好時機參訪芬蘭的讀者，閱讀下文時請將書中述及有關危機和改變架構等放在心上，包括：芬蘭國家認同的強度和起源；芬蘭人民對其國家地緣政治情況極其實際的評估；本章一開始提到由此產生的選擇性改變的矛盾組合；以及芬蘭缺乏選擇的自由、在關鍵時刻缺乏盟友的幫助，以及缺乏可以借鏡的成功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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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自認且被公認為北歐的一部分。許多芬蘭人都是藍眼金髮，和瑞典及挪威人一樣。血統上，芬蘭人其實是七五％像瑞典和挪威的斯堪地納維亞人，二五％則來自東方的侵略者，地理、語言和文化因素上，造就芬蘭人與其他斯堪地納維亞人的不同，他們為這些差異而自豪。地理上，芬蘭人反覆重申兩個主題：「我們是一個小國家」和「我們的地理位置永遠不會改變」。後面這句話的意思是，芬蘭與俄羅斯（或先前的蘇聯）接壤的邊界比其他任何歐洲國家和俄羅斯的邊界都要長，芬蘭實際上是俄羅斯與北歐其他國家之間的緩衝區。

歐洲近百種本土語言皆相關連，同樣歸屬於印歐語系家族成員，唯有孤立的巴斯克語和其他四種語言例外。這四種語言就是芬蘭語及關係密切的愛沙尼亞語，關係遙遠的匈牙利和拉普語（Lapp，Saami 薩米語），這些語言全都屬於芬烏（Finno-Ugric）語系。芬蘭語是一種美麗的語言，也是芬蘭人民自豪和身分認同的焦點。芬蘭的民族史詩《卡勒瓦拉》（Kalevala）在芬蘭國家意識上的分量，遠比莎士比亞戲劇對於英語母語人士的意義來得更大。對沒接觸過的人而言，芬蘭語不僅是具有歌唱性質的美麗語言，也很難學。難學的原因在於它的詞彙沒有我們熟悉的印歐語系根源。相反地，大多數的芬蘭單字都必須一一死記。

造成芬蘭語難學的其他因素是它的聲音與文法。字母k在芬蘭語中很普遍：我那本兩百頁的芬蘭語─英語字典中，以k為首的單字就占了三十一頁。（不妨欣賞一下《卡勒瓦拉》的這幾行詩文：「Kullervo, Kalervon poika, sinisukka äijön lapsi, hivus keltainen, korea, kengän kauto kaunokainen.」）我對k並無歧見，但是，唉，芬蘭語與英語不同的是，它的雙子音（如kk）發音和單子音（如k）不同。在我發表簡短演講的極少數場合中，芬蘭語的這種發音特色讓必須忍受我芬蘭語的芬蘭接待員，難以理解我的話。不能明確發出單、雙子音的後果可能很嚴重，例如，芬蘭語「見面」的動詞是「tapaa」，只有一個p，而動詞「殺死」則有兩個p，「tappaa」。因此，如果你要約芬蘭人見面，但你多發了一個p的音，恐怕就會有性命之憂。

芬蘭語也有所謂的短母音和長母音。例如，邊界「raja」第一個a是短母音，但腿或手臂「raaja」中的第一個a是長母音。我在芬蘭邊境附近的國家公園說到邊界時，誤把第一個a的音拉長而遭到誤解。三個芬蘭母音a、o和u 都有兩種形式，從嘴巴的後面或前面發聲，分別標寫為a和ä、o和ö，以及u 和y。在一個單字裡，這三個母音全都必須是後母音，或者全都是前母音，這叫「母音和諧」。例如我道晚安時常用到的芬蘭單字「夜晚」，只有前母音（yötä），而「河床」這個字則只有後母音（uoma）。

如果德語的四格（cases）或拉丁語的六格就足以使你困惑，那麼聽到芬蘭語有十五格，想必教你膽顫心驚，其中許多格取代了英語的介系詞。我頭一次造訪芬蘭最有趣的時刻，就是一位不會說英文、只能用芬蘭語與我溝通的芬蘭士兵教我芬蘭語的六個位格（取代英語介系詞的 on、off、onto、in、out、into）。他指著一張桌子（pöytä），在其上（pöydällä ：母音和諧！）有一個杯子，其中（pöydässä）有一根釘子。把杯子放上（pöydälle）和取離（pöydältä）桌子，並將釘子釘入（pöytään）和拔出（pöydästä）桌子。

在所有的格中，外國人最容易混淆的兩種是賓格（accusative case）和部分格（partitive case）。拉丁文和德文沒有部分格，所有的直接受詞都用賓格表達：英語的「我擊中了球」（I hit the ball），德語是「ich schlage den Ball」。但在芬蘭語中，每當你要使用直接受詞時，就得決定你的動詞是對整個對象（要用賓格）或是對象的一部分（要用部分格）做出動作。要決定你是打中整個球，或只擊中球的一部分或許很容易，但若受詞是抽象名詞，就比較難去決定該用賓格或部分格。例如你有一個想法，在芬蘭語中，你就得決定你有的是整個想法或僅有其中一部分，因為這決定了你使用的賓格或部分格是否正確。一九五九年招待我的一位主人是瑞典裔的芬蘭人，他的母語是瑞典語，但他的芬蘭語也很流利，可是他無法在芬蘭的任何政府機構找到工作，因為所有的芬蘭公職都得通過芬蘭語和瑞典語的考試。朋友告訴我，在一九五○年代，你在選擇使用賓格或部分格的題目只要答錯一題，考試就不及格，無法成為公僕。

這一切特色成就了芬蘭語的美麗與獨特，成為國家自豪的泉源，而且，除了芬蘭人自己，幾乎沒有其他人使用。芬蘭語成了芬蘭國家認同的核心，許多芬蘭人為此願意在與蘇聯之戰中，為國捐軀。

芬蘭國家認同的其他核心，包括它的作曲家、建築師和設計師，以及長跑選手。芬蘭音樂家尚．西貝流士（Jean Sibelius）是舉世公認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芬蘭建築師和室內設計師享譽全球。﹝美國讀者熟悉的聖路易拱門（St. Louis Arch）、華府郊區的杜勒斯機場（Dulles Airport），和紐約甘迺迪機場的TWA航廈都是芬蘭裔建築師埃羅．沙里寧（Eero Saarinen）所設計。﹞一次大戰後，勝利的盟軍創建了許多新國家（包括芬蘭），芬蘭之所以特別耀眼就是因為西貝流士和芬蘭最著名的長跑紀錄創造者、綽號「芬蘭飛人」的帕沃．努爾米（Paavo Nurmi）。他在一九二四年的奧運會上，締造一千五百公尺跑步項目的奧運紀錄，贏得冠軍，僅僅一小時後，又在五千公尺項目奪金；兩天後，他在一萬公尺越野賽跑中勇奪第一，接著，又在次日贏得三千公尺比賽金牌。他保持一哩賽的世界紀錄長達八年之久，因此，有努爾米和其他芬蘭選手「讓芬蘭跑上世界地圖」一說。這一切成果促使芬蘭人察覺他們的獨特性、國家認同，讓他們在明知沒有多少勝算的情況下，依然願意背水一戰，對抗蘇聯。

※ 本文摘自《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原篇名為〈芬蘭與蘇聯之戰〉，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