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馬克.海瑟林頓、強納森.偉勒;譯/陳重亨

「世界觀」反映出我們對世界本質的深刻信念,對於建構美好社會的應作應為都會涵納其中。世界觀也包含著各種文化要素,包括哲學與道德觀點。更重要的是,你的情感和過去生活經歷留下的心理印記,都會對世界觀的形成帶來深刻影響。

在構成世界觀的眾多要素之中,有一個更基本、更重要的標準會決定你的自然傾向──你認為這個世界有多危險。這大概是因為,恐懼是我們最原始的本能,因此我們對世界的恐懼程度,會透露出我們對生活本身的看法。

你要是覺得這個世界比較危險,那麼約翰.韋恩或克林.伊斯威特所代表的力量和剛強就是解藥。各位要是用這種方式來看待世界,也許你就比較喜歡開堅固耐撞的大車、養一隻聽話服從的大狗,而且會投票給共和黨。

你要是覺得世界沒那麼危險,也許就會更自在地擁抱你心中的珍.芳達或艾倫.狄珍妮,也樂於更加努力去理解不同的觀點。事實證明,你更可能會是吃印度菜、開著油電混合車、為孩子取名發音溫和的人,而且會投票支持自由派的候選人。

這可不只是我們嘴巴上說說而已。二○一六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收集到的民調數字,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世界觀與政治傾向的關聯。這是隨機抽問美國民眾,以下兩項陳述中哪一個最接近他們自己的看法:

  1. 恐怖分子、罪犯和非法移民已經威脅到我們的生命安全,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好好保護自己。
  2. 這是一個美麗的大世界,大家都是好人,我們不要孤立自己,而是要找到方法互相擁抱。

這兩則陳述的圈選大約是各佔一半,表示美國民眾在珍.芳達和約翰.韋恩代表的對立世界觀之間,大致是平分秋色。但更重要的是,這個調查也能顯示民眾在政治上的反應。支持川普的選民將近八○%選擇第一則陳述,而希拉蕊的選民也將近八成同意第二則。[2]

不管怎麼看,如此差異可說是涇渭分明,更讓人驚訝的是,這根本還沒問到意識形態的問題,沒問他們是保守派或自由派。這種對生活看法的問題,反而更能揭露深刻和內在的東西,跟他們的政治偏好似乎也更加密切。

開的車、吃的食物與政治傾向竟息息相關

這個關於世界觀的簡單問題,似乎也能巧妙投射出其他偏好,一些乍看之下好像跟實際安全無關的偏好。那些處處感覺安全受威脅的美國民眾,通常也更懷疑那些看起來不像自己的「異類」,而且認為文化變遷包括遍布各地的大規模移民會帶來威脅。同樣的,把周遭一切看成「美麗大世界」而非恐怖的龍潭虎穴,這種人就比較不會認為種族和文化變遷有什麼危險。事實上他們更可能會認為,不願意接受這種變化的人,才真的很危險。

跟危險敏感度相關的偏好也不是只有這些。把周遭世界視為威脅的美國民眾,更喜歡吃肉餅而非咖哩雞;更喜歡聆賞鄉村歌曲而非嘻哈音樂;更喜歡駕駛皮卡貨車而非Prius;更可能投票給共和黨,而非民主黨。

事實證明,你的世界觀會揭露一大堆你的祕密。雖然其中有些好像不是我們這種政治學者會感興趣的,但各位會驚訝地發現,原來這些資訊非常重要。如今這個時代出現一些極為緊迫的政治問題,從美國政黨分裂不斷擴大、「假新聞」四處流竄、到全球各地掀起反民主的黑暗浪潮,對於這些謎團,剛剛提到的民調發現可說是投來一絲解惑的光亮。

研究人員都想透過這些問題深入探索,了解世界觀在其中發揮什樣作用,藉由詢問上述「認為世界是危險或安全」的問題來了解你對世界的看法。不過我們現在已經找到一種更全面的衡量人生觀的方法,也因此得以掌握你在政治和非政治方面的各種偏好。

其實,正是關於「教養子女」的簡單問題。尤其是各位希望孩子擁有的最重要品德或特質,最能讓研究者看清你的世界觀,而你的政治傾向也會像是從類比訊號轉變成高傳真數位影像般清晰顯明。這是因為我們對於教養子女的偏好,會揭露出我們對於外界危險的認知程度,以及我們認為應該採取哪些因應之道。事實上,你對孩子品德的理想最能反映出你的世界觀,這也正是你在政治方面及各種非政治偏好的有效結合。更重要的是,如今面對這麼多令人困擾的趨勢,社會持續兩極分化更是讓人不安,而了解這條造成兩極化分裂的線,可說是理解問題的關鍵。

固定派 vs. 流動派

本書將採用兩個術語來描述這個分歧鴻溝的對立雙方──以「固定」(fixed)和「流動」(fluid)這兩個詞來概括約翰.韋恩和珍.芳達兩人代表的特質。

「固定」一詞描述的,是那些對社會與文化變遷更加謹慎小心的人,他們比較習慣於固有的人事物,對外來者總是比較懷疑,只喜歡自己熟悉而可預測的事物。另一種我們稱之為「流動」的人,對社會與文化規範的不斷變化表示支持和理解,他們喜愛嘗試新事物、對此感到興奮,對於外觀不一樣、語言不同的人保持開放、表示歡迎。

當然,這世界不會這樣乾脆俐落、黑白分明,不會每個人都剛好符合兩個標準類型之一。相反地,我們大家的世界觀更像是一道漸層變化的光譜,而「固定」及「流動」則對立地處於遙遠的兩端。位在兩端之間的大家,面對一些生活上的基本問題也許會更常感到矛盾,可稱之為「混合」(mixed)類型。

擁有混合世界觀的人在當前政治情勢中,也會發揮重要作用,這一點我們之後會深入說明。不過,那些更清楚地表現出「固定」或「流動」世界觀的人,會塑造出一種讓大多數混合派不得不感到必須選邊站的政治環境;剛剛提到喬.史卡波羅在一九六○年代的文化論戰中所觀察到的,就是這樣一種狀況。

對立雙方在基本看法上的深刻分歧,有助於解釋今日政治衝突何以如此難以控制。這是因為固定派和流動派已經分別在共和黨和民主黨基地佔據主導地位,如此一來不僅各自陣營的狂熱派更加堅定立場,也限制那些混合世界觀的美國民眾去想像一條不同的道路,這些民眾原本不是那麼頑固、也許更願意相互妥協。

壁壘分明的極端選民

現在美國民眾的世界觀跟政黨傾向緊密相關,但過去並非如此。喬.史卡波羅的父母雖然選擇了法律、秩序和尼克森來解決一九六○年代的騷動,但史卡波羅一家其實是民主黨,原本世居肯塔基州,後來搬到喬治亞州和佛羅里達州西北部住了很多年,宗教方面屬於基督教浸信會。[3]當時很多民主黨人雖然跟共和黨一樣,都有固定的世界觀,但兩邊也都有相當數量的「流動派」。雙方當然也都有自己的狂熱黨員,但民眾越過政黨分界望向對方陣營時,還是會看到很多人的世界觀跟自己一樣,在思考世界的危險與機遇上有著相同的基本感受,儘管大家認同的不是同一個政黨。

在大蕭條時期及隨後幾十年中,共和黨與民主黨的分歧,主要不在於基本世界觀的不同;關於稅收與政府支出的看法不同,才是政黨對立的核心,並不是因為什麼世界觀。過去那種政治風格,現在看起來就像是某種奇怪的夥伴關係。大多數非洲裔美國人和種族隔離的南方白人都屬於民主黨,這兩個族群雖然在種族議題上針鋒相對,但是在大蕭條期間同樣遭到最慘重的衝擊。當時由羅斯福總統主導的民主黨政府,承諾提供大量政府資源來減輕他們的痛苦,因此雙方都對民主黨感恩戴德。而共和黨就希望政府要節省一點,不能這樣動輒灑錢。重點就是,民主黨會爭取多點開支,共和黨會說少花一點,但不會有人主張都不要花錢。如果是這種分歧,對立雙方都願意坐下來好談一談。[4]

到了一九六○、七○年代的激蕩和動亂,兩黨重大衝突的領域和情勢開始發生變化。隨著街頭大規模抗爭,美國各大城市民意沸騰,越戰議題在海內外肆虐流竄,兩大黨都分別各自重新定位,認清自己應該向哪些人展開訴求。共和黨在種族議題上採取「傳統」立場,反對教育及工作上的族群融合政策;抵制文化改革,包括那些對於家庭與個人關係方面的進步觀念;在外交事務上,強調的是美國軍事力量能在世界舞台扮演什麼角色。

從尼克森、雷根、小布希到川普,共和黨變得更約翰.韋恩、更克林.伊斯威特,也更加「固定」。正如所料,這種轉變讓共和黨過去也有的珍.芳達們更加疏遠。在此同時,民主黨則爽迎民權、女權、男同志、女同志和其他離經逆道之徒,從麥高文(McGovern)、卡特、歐巴馬一直到希拉蕊,民主黨性格也更加珍.芳達、更加艾倫.狄珍妮,更加「流動」。

這種顯著的轉變,也可以從過去與現在的國會兩黨結構看出來。在尼克森擊敗韓福瑞當選美國總統之後的一九六九年、第九十一屆國會中,南方各州──美國典型的約翰.韋恩地區──的二十二位參議員,有十八位是民主黨;從緬因州到梅森──迪克森線(MasonDixon Line)的珍.芳達地區,十八位參議員中有十二位是共和黨。像這樣的構成比例,在今天根本難以想像。二○一六年底川普擊敗希拉蕊榮登總統大位後的第一百一十五屆國會,南方的韋恩州有十九位議員是共和黨,民主黨只有三個;與此同時的新英格蘭地區和大西洋沿岸中部各州的十八名參議員,共和黨只佔孤伶伶的兩個。

簡單地說,兩大黨重新定位自我,讓美國民眾的世界觀和政黨傾向變得更加一致。南方各州和認同約翰.韋恩世界觀的白人勞工,對民主黨感受不到家的感覺。而許多共和黨中的流動派,認為透過他人眼睛來觀看世界即是核心價值,他們現在對自己政黨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形象也一樣感到非常不安。

這種轉變的結果之一,就是老黨員也會因為黨的路線改變而受影響。比方說一些主張小政府、鼓吹自由企業的老派共和黨員,其實是支持移民及自由貿易的。現在這些人很多都對共和黨的新方向感到茫然、驚訝甚至沮喪,雖然這個路線改變其實已經發展幾十年了。但這些老共和黨的死忠派還是會努力適應這些變化,轉而以公司稅或政府支出等問題作為自己在政治上的優先關注。這些人對於黨的新路線雖然不是完全滿意,但許多人在二○一六年的大選照樣含淚投票給共和黨。如今時代不一樣,過去那些主張自由企業的共和黨人應該也會走向不同方向,然而在固定與流動激昂對立的現在,氣氛已經惡劣到讓他們覺得票投民主黨就像是在叛國一樣。

政黨傾向與世界觀趨同的另一結果是,兩大黨不只是對問題的解決方法或方式上存在分歧,甚至對於哪些才是問題都欠缺共識。[5]因此當雙方發生衝突時,彼此就不只是認知上的分歧了,簡直就是困惑。覺得對手的看法好像不只是不一樣而已,更且是顯得危險。二○一六年六月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民調顯示,在共和黨和民主黨中都有接近或明顯多數的民眾說對方讓他們感到「害怕」、「憤怒」或「沮喪」。[6]

還有一個特別鮮明的例子可以說明美國人世界觀和政黨傾向的緊密糾纏。這個故事不是來自喬.史卡波羅,而是他偶爾的戰友──川普。

與同溫層之外的人們毫無共識

各位可能會想到川普總統出現在許多場合的畫面,但是在大家面前朗誦詩歌大概不是其中之一吧。但他在二○一六年大選期間和當選後的造勢晚會上,經常出現的節目就是閱讀一首詩。川普朗誦之前還會逗一下群眾,問大家是不是真的很想聽,就好像摔跤選手故意兩手圍著耳朵、叫大家用力鼓噪那樣。他唸的那首詩叫做《蛇》(The Snake),是一九六三年奧斯卡.布朗二世(Oscar Brown Jr.)根據《伊索寓言》故事的創作;後來在一九六八年又有藍調歌手艾爾.威爾森(Al Wilson)改編成流行歌。這首詩說,有個「好心女人」聽到一條蛇求救而救了牠。女人小心翼翼地照顧那條蛇,讓牠恢復健康,而且常常讚嘆牠是多麼美麗。那麼,那條蛇怎麼報答她非比尋常的愛心呢?牠把她咬死了。當她驚恐地喊叫,問牠怎麼會做出這種事,蛇罵她說:

「哎,閉嘴!你這個笨女人,」蛇齜牙裂嘴地笑道。

「在你帶我進屋之前,就知道我是條蛇呀。」

這首詩微妙而強力傳達的喻意是,這個世界並不安全,各位要是太信任陌生人,一定是自招災殃。川普在競選期間就用這首詩來警告:接納敘利亞難民很危險;到他當選後,還是用這首詩針對墨西哥移民議題做出相同警告。對那些固定世界觀的群眾來說,這完全就是個常識嘛,只有自由派才不懂。我們絕對不能放鬆警惕啊!再謹慎小心都不為過啊!不同意這種看法的人,根本就是國家安全的威脅。

川普對其群眾世界觀的直覺掌握,是他在二○一六年勝選的重要原因,但這種做法當然也會激怒光譜的另一端。那些固定世界觀以為的智慧常識,聽在流動派耳裡只是惱人的偏激偏狹。他們認為很多對於國家安全的「威脅」,都只是危險的誇大其辭。敘利亞難民和墨西哥移民不是蛇,他們是迫切需要幫助的人類。這些縮成一團哀哀求救的人,就跟過去無數來美的移民一樣,只是為自己和家人爭取機會,創造更好的生活。流動派民眾認為,川普故意挑選這種詩所要傳達的,絕對不是什麼響亮的常識,根本是噁心的煽動與偏見。

然而就跟其他許多領域一樣,固定派和流動派甚至對於「什麼才是問題」都毫無共識。聆聽川普唸詩的固定派會認為,問題是那些外國人,他們都是蛇。但是對流動派的群眾來說,川普及其支持者歧視外人、無緣無故的仇外排外才是問題所在。

更糟糕的是,分歧對立的一方認為的「解決問題妙方」,又會為另一方製造出新問題。固定派認為,要解決「蛇」帶來的兩難困境,就是把外人排除在外;但對於重視多元包容的流動派來說,這是欺人太甚,簡直是在宣戰!同樣的,流動派看到全球難民危機這樣的悲劇,都呼籲大家要張開雙臂,接納那些亟需協助的移民;然而看在固定派眼裡,這不啻是讓人提著一籃子毒蛇進到屋內,直接倒在客廳地板上。

美國民眾一向都有世界觀,美國也一直都有政黨存在。而像「蛇」這樣的分歧爭議,可以讓我們看到世界觀和政黨政治相互碰撞時,國民之間的爭論會變得多麼激烈而情緒化。固定派不喜歡現在的民主黨人,不只是因為看法分歧而已,更是因為民主黨不願承認那些威脅,這可是全國大災難的前奏。與此同時,流動派卻認為共和黨仇外排外的冷酷無情,才是美國立國理想的絕大威脅。流動派認為,敘利亞難民和墨西哥移民並不是固定派眼中的「蛇」,所以川普的旅行禁令、邊境築牆等措施都是偏見驅使,絕非對於國家安全的正當焦慮,應不惜代價加以制止。

簡單地說,因為世界觀和政黨而分裂成兩邊的人,已不只是把對方視為外人而已,更且是一種集體威脅。像美國這樣的民主政體的真正生存威脅,正是來自這樣的分裂,而不是關於政府規模是大是小、扮演角色或彰或隱的不同政治主張。

想要達成溝通,先看見對方的「世界觀」

本書要探討的,就是世界觀如何造成我們的分裂,以及這樣的轉變會帶來多麼嚴重的後果。這不只是針對美國而已,全世界所有民主國家都會面臨同樣狀況。想要了解我們是否有機會克服當今社會面臨的挑戰,這一則過去沒人說過的故事,對公民和政策制定者而言都一樣重要──政黨政治的惡性分裂與現今的政治僵局,其實都只是巨大挑戰的開端。

世界觀造成的政治分裂危機在很大程度上難以處理,是因為它根植於人性心理。我們會發展出不同的世界觀,是來自於內心深處的衝動和傾向。驚慌和憎惡造成的反應,都是超出我們意識控制的衝動,如今它們都詭異地投射到政治信念上。這些自動反應會跟我們在成長與生活經歷中學到的其他反應相結合,決定我們對種族、性別、移民、同志權利、槍枝管制和憲法解讀等各種事務的政治偏好,而這些偏好又受到社會階層、文化差異及對新觀念包容度不一等基本價值的差異所影響。這就是為什麼世界觀對立的雙方,要了解彼此在種族、文化和安全方面的看法,會是如此強烈碰撞扞格不入的原因之一。

世界觀及其心理成因,也會顯現出我們許多與政治截然無關的偏好。這就是為什麼只是一些兒童理想品性的問題,會被證實為是衡量世界觀差異的有用工具。我們一些最基本的生活選擇其實都跟世界觀有關:我們決定住在哪裡、喜歡做什麼工作、要去哪裡讀書、想接受多久的教育,想不想上教堂、要去上哪個教堂,等等。流動派的人常常被吸引到城市,而固定派喜歡留在鄉村;固定派會在禱告中發現力量,而流動派通常不太信教。

透過這種心理稜鏡的觀察,個人品味的微妙差異也有了新意義。雖然這些不重要的選擇在過去幾乎不會揭露你在政治上的傾向,但現在你看什麼電視節目、常去哪家咖啡店、甚至你最喜愛喝哪一種啤酒品牌,都會透露出你怎麼投票。所以現在要了解美國的政治狀況,包括像對立政黨及其支持者對待彼此的方式像是碰上部落敵人一樣,而不再把對方視為意見偶有分歧的同胞──想要了解為何會發生這種狀況,前述那些偏好差異就顯得特別重要。

世界觀的政治表現在這些方面的確讓人覺得非常有趣,但整個綜合起來,它們的影響卻相當可怕。比方說,隨著政黨傾向與世界觀趨於一致,狂熱派會更加憎恨敵對陣營,也更想看到世界運作的方向有利於己而不利對方。可以肯定的是,大家都希望世界照著自己的想法走,況且一牽涉到政治,這種人性傾向又更為強烈,這都是拜基本的人類心理學結合黨派偏見所賜。

註釋

[2] Douglas Rivers, “What the Hell Happened? The Perils of Polling in the 2016 US Elections” (presen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 April 24, 2017).
[3] Joe Scarborough, Twitter, February 27, 2009, https://twitter.com/JoeNBC/status/1260057924; Jeff Miller, “Recognizing the Life of George Francis Scarborough,” Congressional Record 157, no. 63 (2011), E840, https://www.gpo.gov/fdsys/granule/CREC-2011-05-10/CREC-2011-05-10-pt1-PgE840/content-detail.html.
[4] 為了維持黨內的團結,過去民主黨領袖都對種族問題避而不談。到了一九四八年杜魯門總統簽署「九九八一號行政命令」,完全撤除軍中的種族隔離政策後,民主黨才失去南方的支持,也因此失去政權。
[5] Amnon Cavari and Guy Freedman, “From Public to Publics: Variations in Issue Priorities of Americans” (prepared for presentation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mparative Agendas Project, Edinburgh, 2017).
[6]Pew Research Center, “Partisanship and Political Animosity in 2016,” June 22, 2016,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6/06/22/partisanship-and-political-animosity-in-2016/.

※ 本文摘自《極端政治的誕生》導言,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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