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蔚昀

我們是時代的孩子, 這個時代是一個政治的時代。 ──辛波絲卡,〈時代的孩子〉

似乎已是一種儀式,每次選舉將近,大家就會大夢初醒般開始談政治、或不談政治、或避談政治、或政治歸政治,XX歸XX。平常把頭埋在沙子裡的把頭抬起來了,平常躲在水底下的歧見紛爭,也像剛煮好的水餃浮現了。有人厭煩,有人說政治髒黑,有人說你不管政治政治就會來管你。有人藍,有人綠,有人白,有人紅,有人黃,幾乎可湊成一桌麻將。

雖然有人說藍綠一樣爛,有人說藍綠是假議題,但它就是存在。有看過《駭客任務》就知道母體無所不在,想自由的人類只能進入意識形態的虛擬世界,從內部突破。

但知易行難。不同陣營之間無法對話是事實,即使是看似同一邊的,很多時候也無法對話,彼此互稱豬隊友、老鼠屎。現實中,我們看到各種各表/婊,有父母對孩子,孩子對父母,有成功說服的,也有互相情感勒索的,或是天涼好個秋。對了半天,還是沒有交集,依然是兩條平行線。

《我的青春,在台灣》的作者傅榆很敢。即使意識到(或沒意識到?)結果可能慘烈,她還是希望和不同陣營、不同觀點的人對話、溝通。看在稍微圓融世故的人眼中,這行為簡直白目,只有中二的青少年才做得出來。但若是沒有這樣的白目、勇敢,她也不會拍出《大家一起照鏡子》、《藍綠對話實驗室》以及後來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更不會有這本書。

我們的失語是怎麼煉成的?

《我的青春,在台灣》是傅榆的自述,很神奇,這本書裡面的聲音不只有一個,而是像不同時期、或是同一時期不同心境的傅榆都在發聲,這些聲音有些平行,有些重疊,聽起來就像一首賦格。我們首先聽到她的成長,一開始,她在偏藍的父母影響下,政治立場也是藍的(認同國民黨和中華民國、討厭民進黨但說不出為何討厭、對台灣有種疏離感),雖然那時候她對政治立場的概念還很模糊。

我和傅榆同年,是外省第三代,我曾經不認同台灣,現在認同台灣,裡面她寫到一些內心轉折我很有共鳴(雖然我們背景不同,她父母是馬來西亞華僑),比如因為不會說台語,在台語人之間覺得格格不入。但是,這種事我是不敢說出口的,因為政治不正確,可能會讓一些台灣人(我至今依然不知道,要稱呼他們為本省人還是台灣人?)、台派人士憤怒。台灣人一直因為台語及台語口音而被排擠、嘲笑,台語以前被打壓(說台語還要掛狗牌),今天台語的處境也岌岌可危,瀕臨絕種,甚至許多台語家庭的年輕人都不會說了,台語人彷彿被閹掉了舌頭,縫上華語的新舌頭,就像林莉菁在《我的青春、我的FORMOSA》中提到的。

於是,我就像《永別書》裡的賀殷殷,拼命努力認同台灣、聽台語、學台語,要比台灣人更像台灣人、更愛台灣,這樣才能安身立命。但是,也像賀殷殷一樣,兩面(或多面)不是人,因為要否定自己的一部分。和我不同,傅榆說出口了,雖然這樣會被罵。她很誠實面對她的成長過程,不否認任何青澀幼稚,不對自己割席,不自我審查,不美肌修圖。她把心底話和讀者分享,不管是成熟的、天真的、世故的、無私的、自私的……這會讓某些讀者有強烈的共鳴,深深感動(陳令洋的採訪做得很好,能這麼誠實,表示敘述者和採訪者之間有信任)。另一方面,因為太誠實了,可能也會讓另一些人覺得被踩線、被冒犯。

政治的日常對話

如果沒有這些會踩線的點,這本書會更乾淨,更政治正確,但它就失去了誠實動人、質樸的力量。更重要的,如果這樣,就會違反傅榆一直渴望的:想要說出自已的想法,不因為害怕被嘲笑或是破壞表面和諧而沉默。她想要打破沉默,說那些不可說的部分,真正與人交流。這可能嗎?不知道,但一定很困難。如果不難,怎麼同溫層喊了那麼久溝通對話、走出同溫層,最後還是回到自己的被窩裡取暖,罵不同陣營、不同想法的人是腦殘?(這現象並非台灣獨有,而是舉世皆然)

傅榆的老師蔡慶同說:「當你質疑一個人的政治立場,你是在質疑他的整個人生。」那麼,要理解一個人的政治立場,是否也要理解他的人生?要溝通對話,是否也要賭上自己的人生,讓對方感受到自己是真誠、有同理心的?

我沒看過傅榆的任何一部電影,對於她透過拍片進行的嘗試,只能從她的拍片心得中猜測狀況。其實這本書的重點也不在於她的對話嘗試是否成功,而是在她自己的成長和改變。雖然讓藍綠家庭(傅榆自己的家庭和同學曾也慎的家庭)對話的《大家一起照鏡子》讓雙方感到受傷而不歡而散,也受到老師們的批評,但傅榆卻因此第一次意識到,政治傾向和情感是緊緊扣連在一起的。社會上有各種不同立場的人,她不必依附家庭立場來做政治選擇,而是可以獨立思考政治這件事。

看起來,有點像是犧牲了別人來成全自己的覺醒,但其實影片中的主角也是有選擇的,他們也可以選擇在受傷後繼續溝通、互相理解。他們沒有,可能是因為傷口太深、太痛。然而,只要溝通對話,就一定會受傷(因為每個人是如此地不同),就像活著一樣。

對話是為了帶來轉變

如果溝通對話會帶來傷害,那為什麼要溝通對話?如果面對歷史會揭開過去的傷口,那為什麼不讓它過去就好?嗯,因為沉默並不會解決問題,相敬如賓最後變成相敬如冰,如果有天不小心撞上冰山,關係就沉船了。同樣,過去的傷口從來沒有真正過去,只是在層層白色的繃帶底下,不斷滲出血和膿。

不過確實,歷史的傷口太過沉重,要上一輩對話溝通很困難,這也是為什麼傅榆在《藍綠對話實驗室》中把鏡頭轉向首投族,從二○一二年總統大選前四百八十四天開始,讓一群年輕人彼此對話,談論統獨、藍綠、世代、認同,影片也間接紀錄了國光石化、反核運動等社會事件。

如果《大家一起照鏡子》是關於認清事實、幻滅與破碎,《藍綠對話實驗室》就是關於轉變。這轉變是雙向的,傅榆在紀錄年輕人對話討論的過程中,被他們改變(比如被陳為廷影響,開始關心戒嚴歷史、轉型正義,發現白色恐怖的迫害不分省籍,進而意識到自己對「藍綠」的想法被省籍的刻板印象侷限住),而被記錄的年輕人也被這部片改變了。本來偏藍的學生在「反媒體壟斷」和三一八學運中支持抗爭者,本來沒有那麼關心社會的,也開始關心社會了。在此同時,紀錄片的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也被社會中的事件改變著,他們的行動也影響著社會。

不過,就像在所有的對話中,總會有人說得比較多,總會有人覺得自己的聲音沒被聽到,或是很難發聲,《藍綠對話實驗室》中也有這樣的問題。對此,傅榆說:「或許是我們溝通的方式,忽略了雙向的交流。但這些人並非完全鐵板一塊,能不能被說服,最後涉及溝通的藝術。」

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的成長

在《藍綠對話實驗室》後,傅榆展開長達四年(二○一二──二○一六)的拍攝計畫,聚焦在台灣學生陳為廷和中國留學生蔡博藝在台灣參與社會運動的過程(包括三一八學運),進而思索中國因素對台灣的影響,以及中國民主化的可能性。原本,傅榆只是拍攝、記錄兩人,但後來三一八落幕,主角都不在第一線衝撞了,傅榆的熱情消退,對拍片的意義感到迷惘,甚至不知如何收尾,這時她才發現,這也是關於她自己的追尋、故事、青春、失落和成長。原本她把希望寄託在兩位主角身上,希望他們能給她一個答案,但後來發現答案就在她自己身上:「……我一直跟在他們後面,自私地幻想我們要一起去同樣的地方,但是我其實跟不上他們的腳步。我到了只剩下一個人的時候才恍然大悟,我們本來就是獨立的個體,每個人都有自己要去的地方。」這痛苦的體悟,正是導演青春的終點,也是影片完成的起點。

於是,傅榆把自己也剪進影片,這部《我們的青春,在台灣》於是真正成為他們三個人,甚至一整代台灣人的故事,不只是有明星光環的運動領袖。紀錄片導演把自己放入影片,總是會遭受到「這樣不客觀、這樣介入太多」的質疑,就像《日常對話》的導演黃惠偵讓自己入鏡和母親對話,也受到了質疑。但是,本來就沒有百分之百的客觀,即使是看似中立的新聞報導,也有框架及色彩。紀錄片導演如果只是為了想介入而介入,那顯然會破壞紀錄的客觀,如果要介入,就得有一個足夠的理由。

傅榆的介入,有足夠的理由嗎?再一次,因為我沒看過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只能從文字方面來評論。身為我的青春,在台灣》的讀者,我覺得這理由是充分的,因為有她的介入(或者該說,加入),同樣身為運動旁觀者的我,可以比較容易進入狀況。我還記得,當我住在波蘭,觀看遠方台灣的三一八運動時,也有類似的焦慮、不安、恐懼、困惑、迷惘、疲倦、無力、疏離。

或許因為沒有看電影,書中有些部分我不是那麼能夠進入,尤其是第五章的某些部分,覺得比較像映後訪談,或是拍片心得。但是,當傅榆講起自己的成長、轉變、矛盾和想法,這部分又很動人。讀這本書的時候,會有情緒起伏,有時候很投入有時候很疏離,我想,這也符合導演拍片、參與社會運動的狀態。那是一個流動的狀態,就像對話本身是流動的,青春也是。

青春充滿衝撞、挫折、犯錯、不安、失望……但青少年也在這混亂的過程中轉大人,這是一個可貴、值得尊重的歷程,正如波蘭兒童人權之父柯札克說的:「青春是高貴的。」如果沒有青春,也不會有後來的成熟。傅榆的《我的青春,在台灣》紀錄了她在政治意識和身份認同上的成長過程,而本書的讀者,也可以透過閱讀,重新經歷,或開始經歷自己的青春。

※ 本文摘自《我的青春,在台灣》推薦序,原篇名為〈青春、認同、政治──傅榆的賦格〉,立即前往試讀►►►

  • 用Line傳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