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家長不輕易稱讚孩子，老師尤其沒這「習慣」

文／潘蜜拉．杜克曼；譯／汪芃

有天下午我去托兒所接小豆回家，她剛從遊戲場玩回來，臉上有一道殷紅的血痕，傷口不深，但仍淌著血。我問她怎麼了，她不肯說（但她看起來似乎不在意，也不痛的樣子）。我問了老師，老師也說不曉得事發經過，等到我質問托兒所的園長時，我的淚水已經在眼眶中打轉了，但園長也不清楚狀況，而且她們似乎很驚訝我如此小題大作。

當時我媽正好來巴黎看我們，園方這種淡然的態度完全令她難以置信，她說在美國，如果學童發生這類意外，學校一定會查出前因後果，接著打電話向家長解釋清楚。

法國家長當然也不樂見孩子出事，但他們不會把這類小意外視為天大的悲劇。記者作家歐黛莉．古達告訴我：「我們法國人其實滿喜歡看孩子之間稍微鬥一下，這是我們性格中有點法國又有點地中海的部分，我們喜歡看到孩子守護自己的地盤，跟其他小朋友吵點小架……孩子之間偶爾動手動腳，我們不會太在意。」

至於小豆不願意告訴我受傷經過，這也反映出法國自主思潮的另一層面。在法國人眼中，打小報告是十分要不得的事，而有一派理論認為這是二次大戰期間法國人密告鄰居的風氣所造成的反動。還記得有一次我住的公寓召開年度管委會會議，我問大家知不知道是誰老把我們家放在大廳的嬰兒車推倒。

一位年長的婦人說：「我們不打小報告喔！」眾人哄堂大笑。這些鄰居許多都經歷過二次大戰。

美國人也不喜歡報馬仔，但在法國，甚至連小朋友都不肯打小報告，就是忍著痛也要把嘴巴閉緊，這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生存之道。甚至一家人之間也可能有秘密。

前面提到那位法籍高爾夫選手馬克就說：「有時我跟兒子之間還有些秘密是他不能跟媽媽講的呢！」除此之外，我還曾經看過一部法國電影，片中一位知名經濟學家的十幾歲女兒因商店行竊和持有大麻的罪名被巴黎警察逮捕，經濟學家去警局接她，在回程的車上，女孩還辯說至少她沒有把一起行動的朋友供出來。

這種不打小報告的文化使得法國孩子團結一致，他們依賴自己和彼此，而不會動不動就想尋求家長和學校單位的幫助。因此當然，法國人有時缺乏美國人那種為求真相不計代價的精神，例如馬克和他的美籍太太蘿賓就跟我說了一件最近發生的事。他們的九歲兒子亞歷安看到一位同學在校園裡放鞭炮，校方展開大規模調查，蘿賓一直叫亞歷安把他看到的事告訴學校老師，然而馬克卻建議兒子先考量放鞭炮同學在學校的人氣，以及他告狀之後會不會被對方痛揍一頓。

馬克說：「一定要計算風險啊，如果上上策是按兵不動，那亞歷安就該按兵不動。我希望我兒子可以學會分析事情的利弊。」

我們裝修新家時，我再次了解法國人多強調讓孩子自己學習寶貴的經驗。我跟一般的美國家長一樣，都希望家中設施儘可能改造成「孩童安全」，因此孩子專用的浴室，我想鋪橡膠地板，以免他們踩在溼瓷磚上容易滑倒；此外，我也堅持所有家電都要有防止小孩誤開的鎖，連烤箱的門都要選不會導熱的材質。

工頭海吉斯是個務實又有些油條的人，出身勃根地。他聽到這些要求，覺得我真是有病，他說想把烤箱弄成「孩童安全」，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孩子摸一次，他們以後就知道烤箱很燙不能碰了。海吉斯也不肯在浴室裝橡膠地板，他說那樣簡直醜到不能見人。最後我讓步了，但這是因為他說橡膠地板會影響之後公寓轉賣的價值。至於烤箱門，我還是沒妥協。

某天我一如往常，到小豆的托兒所唸英文故事給小朋友聽。讀故事之前，托兒所老師先上了一會兒英文課，她指著一枝筆，請小朋友用英文說出筆的顏色，而有位四歲小男孩答了一句不相干的話，似乎跟他的鞋子有關。

老師告訴他：「你說的跟我的問題沒有關聯。」

老師的回答令我嚇了一跳，我原以為無論小朋友回答得多天馬行空，老師都該想出一些正面回應。這是因為我出身美國傳統，而一如社會學家安妮特．拉魯（Annette Lareau）所描述的，美國社會「認為每個孩子的思想都有獨一無二的價值」。因此就算孩子說的話再莫名其妙，我們美國人都會儘可能給他們信心和良好的自我感覺。

但在法國，這種教養方式會非常引人側目。例如有一次我帶孩子去羅浮宮旁的杜樂麗花園玩彈翻床，每個小朋友都可以自己跳一張彈翻床，遊戲區有柵欄圍著，家長都坐在門外長凳上看孩子玩。然而有位媽媽卻拎著椅子走進去，一屁股坐在她兒子彈翻床的正前方，然後兒子每跳一下，她就跟著大喊：「哇！」我還沒湊過去仔細偷聽，就猜到她一定跟我一樣來自英語系國家。

我之所以心知肚明，是因為雖然我忍住了，但我心裡其實也很想在孩子每次溜滑梯時大喊一聲：「哇！」這「哇」的意思就是「媽媽看到囉！媽媽很贊同！你好棒！」同樣的道理，孩子的畫作和勞作就算再慘不忍睹，我都會大大稱讚一番，我就是覺得我有責任提升孩子的自信心。

法國家長也希望孩子認同自己、對自己感覺自在，但他們採用的策略大不同，有時簡直跟美國家長恰好相反──法國家長並不認為一味的稱讚對孩子有益。

法國人相信，孩子有能力自己完成某些事情，而且表現優異時，自然就會感到有自信。孩子學會講話之後，法國父母並不會在孩子隨便說出什麼話之後就大肆誇讚，小朋友得說出有意思、能清楚表情達意的話，家長才會讚美他們。社會學家黑蒙．卡洛兒（Raymonde Carroll）指出，法國家長希望讓孩子學會使用語言「好好替自己辯護」。她引述一位受訪者的話：「在法國，如果孩子想講話，大家會聽他說，但大家不可能一直聽他說話，所以如果孩子話講不好，家人就會替他把話說完。如此一來，孩子便會養成先在腦中構思完畢才開口說話的好習慣，也會學習說得快、說得有意思。」

即使法國孩子說的話很有意思，或是回答出正確答案，法國大人的回應通常還是很淡然，他們並不認為孩子一有好表現就該獲得「你好棒」的讚美。有一次我帶小豆去婦幼保護處做例行檢查，小兒科醫生請小豆拼一幅木製拼圖，不一會兒，小豆拼好了，醫生看了一眼，接下來她的行為我想我這輩子怎樣也做不到：她一無表示。她只輕輕說了一聲「bon」（好），但不像「妳拼得很好」的「好」，比較像「好，我們繼續吧」的「好」。接著她就繼續下一項檢查了。

在法國，師長不但沒有當著孩子的面稱讚他們的習慣，甚至令我失望的是，他們也不會對家長稱讚孩子。小豆進托兒所第一年的老師性情陰沉易怒，因此我本來希望吝於稱讚只是那位老師的個人特質，沒想到第二年小豆有兩位老師，其中一位是活力充沛、開朗和善的年輕女老師瑪喜娜，小豆跟她很要好，但我問她小豆在學校如何，她也只說小豆「適應良好」（我還特別用 Google 翻譯查詢「適應良好」的英文解釋，心想會不會這個詞在法文裡有什麼微妙的用法，可以表達「優秀」之類的意思，可是並沒有……）。

因此到了學期中的親師座談會，我和西蒙跟小豆另一位老師阿涅絲會面時，我心裡已經沒有太多期待，這算是好事。阿涅絲也是一位迷人的好老師，然而她似乎也極不願替小豆貼上任何標籤，或用三言兩語簡單形容小豆在學校的狀況。她只說了一句「上課狀況都很正常」，接著就拿出小豆的一張學習單給我和西蒙看──那是十幾張學習單之中，她唯一做不好的一張。那天離開學校時，我對小豆在班上的程度依然一無所知。

親師座談會結束後，我對於阿涅絲完全沒提到小豆表現優異的地方感到有些惱火，但西蒙告訴我，這並非法國老師的職責，法國人認為老師的責任是發現問題，因此如果孩子適應得很吃力，老師會告訴家長，如果孩子適應得不錯，就沒什麼好說的了。

把重點放在負面事情上，而非用正面的意見回饋來提振學童（及家長）的士氣，這正是法國學校為人所知（且廣受批評）的一貫作風。舉法國高中畢業會考為例，這個考試幾乎沒有考生能拿到滿分二十分，通常能拿到十四分已經是很優異的成績，十六分則已經近乎完美了。

我透過友人介紹，認識一位法國某明星大學的教授本努瓦。本努瓦也是兩個孩子的爸，他說他讀高中的兒子學業表現十分優異，但老師批改報告時給過他最好的評語也只是「頗有內容」。本努瓦說法國老師打成績的方式並不是按常態分布曲線，而是以完美理想為滿分來評量的，如此當然沒有學生能拿到極高分。即便是一篇內容出眾的報告，「法國老師看了還是會說『正確，是不差，但這裡跟這裡和這裡還是有問題』。」

此外本努瓦也表示，到了高中，法國人便不再一味強調讓孩子自由表達個人的感覺和意見。他說：「如果你說『我喜歡這首詩，因為這首詩讓我想到以前的某個回憶』，這種說法就是大錯特錯，因為孩子在中學要學習的是理性思考，不是憑空創造，孩子應該學會清楚表達論點。」

本努瓦說，他曾經到美國的普林斯頓大學短暫任教，美國學生批評他給分嚴格，他非常訝異。他回憶當年：「那時候我才發現原來在美國，老師看到再爛的報告都要想辦法給一些正面評語。」還有一次他給了某學生Ｄ的評分，結果他竟被迫要提出理由。而我也聽過反例：有位美國老師在法國高中教書，有幾次她給了學生十八分、二十分之類的超高分（滿分是二十分），法國家長就抗議了，因為他們認為這代表她的課太輕鬆，老師給的高分是「假的」。

這種嚴厲的態度很可能使孩子卻步。例如我有個朋友從小在法國長大，高中時才到芝加哥唸書，她說剛開始見到美國學生在課堂上勇於發言的盛況時，她詫異萬分，因為美國學生不像法國學生一樣，他們說錯話或問蠢問題都不會被老師立刻批評。我還有另一個朋友是位法國醫生，住在巴黎，她有一次很興奮地告訴我她最近報了新的瑜伽課，老師是個美國女人，她說：「老師一直說我做得很好，動作很美！」這位老師給我朋友的讚美，大概已經比她從小到大在課堂上得到的稱讚還多了。

普遍而言，我認識的法國家長比老師願意鼓勵孩子。法國父母會稱讚兒女，也不吝給予正面回饋，但儘管如此，他們確實不像我們美國人這樣濫用讚美。

※ 本文摘自《為什麼法國媽媽可以優雅喝咖啡，孩子不哭鬧？》，原篇名為〈讓孩子過自己的生活〉，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