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會被這個男人教訓什麼是厭女，我絕對不會」

文／楊婉瑩

我不會被這個男人教訓什麼是性別歧視與厭女，我絕對不會。政府也不會被這個男人教訓性別歧視與厭女，現在不會，以後也不會。反對黨領袖說有性別歧視或是厭女者不適合擔任領導。我希望反對黨領袖拿張紙寫下他的辭職信。因為如果他希望知道厭女在當代澳洲長什麼樣子，他不需要議會提案，他只需要一面鏡子，那才是他需要的。(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10. Oct, 2012)

這是澳洲女總理茱莉亞．吉拉德（Julia Gillard）知名的「厭女演說」的開頭，也是當代關於厭女政治最經典的論述。吉拉德是澳洲首位女總理，2010 年在工黨黨魁選舉中勝出後擔任總理，在 2012 年 10 月 9 號她在澳洲國會發表了著名的厭女演說。該演說的背景是反對黨自由黨領袖東尼．艾伯特（Tony Abbott），對總理吉拉德所領導的政府提出不信任案。案由是針對執政黨議長彼得．斯利柏（Peter Slipper）的言行不當，包括使用公費酒莊旅遊以及對其男助理電話簡訊性騷擾等問題，後者成為反對黨批判執政黨的焦點。

在國會為不信任案而激辯時，吉拉德發表了此一著名的厭女演說，演說中細數了對手艾伯特過去的厭女言論，以及自由黨人的偽善，過去支持議長並與其關係密切等。[3]這場演說，由於反覆不斷地直指厭女與性別歧視，國際媒體與相關研究通稱為厭女演說（the misogyny speech），這篇演說讓國際關注到，厭女與性別歧視在政治上的普遍性。

另一個國際知名的厭女政治的案例就是希拉芮．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她在2008年參與美國總統大選的民主黨初選。在其競選過程中，性別歧視層出不窮，最為著名的是在造勢場合有男性民眾大喊「iron my shirts」的事件，公然將女性政治人物的角色限縮至家庭內。

2016 年希拉芮代表民主黨參選，大選後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11 月 18號專文標題：「這次總統選舉是對性別的公投，而女性輸了」（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a referendum on gender and women lost）。報導中更指出這次總統大選的性別差距（gender gap）是史上最高的一次，這次選舉中不僅女性投給希拉芮高於川普（Donald Trump），但是更關鍵的是，白人男性以更高的比例差距投給了川普。[4]很多報導也已指出選舉中的性別問題，密西根大學三位政治學者Carly Wayne、Nicholas Valentino和Marzia Oceno在選前六月份針對 700 份全國代表性樣本的民調資料的研究顯示，對女性的敵意（hostile sexism）和對川普的支持有著強烈相關，對女性的敵意如同政黨認同，對於總統選舉有很強的預測力。[5]

性別是否是重要因素？又如何影響女性政治人物的發展？很多人認為解釋這些知名女性政治人物的成敗的因素很多，不能簡化為性別的問題。然而，如同吉拉德卸任總理的最後演說所言，作為澳洲第一位女性總理，「性別即使不能解釋她所有的功過，但也不可能沒有解釋任何事」。[6]這段話清楚地點出，女性從政者，不論如何淡化其性別，都不可能迴避性別對其影響。

女性政治人物的困境與挑戰

性別因素對女性從政的影響，光是從吉拉德與希拉芮這兩個例子，就可以看到以下許多不同的作用方式：

第一是放大檢視女性政治人物的個人身體與特質與私生活。吉拉德的紅髮、身形、未婚沒小孩、非傳統女性居家生活，這都是她從政以來媒體關注的特質，也曾被質疑過單身的她如何能理解多數主流家庭的照顧需要。而希拉芮的髮型裝扮也是媒體從未放過的焦點，她從比爾．柯林頓競選阿肯色州長時期，就不斷被檢視成功女性和家庭主婦的矛盾，她也面對社會壓力改從夫姓，從希拉芮．羅登變成希拉芮．柯林頓，從一位獨立自主而成功的百大律師轉換為重視家庭的第一夫人，持續被迫去迎合美國社會大眾對傳統女性的角色期待。這些非常個人化與性別相關的特質，都是在早期政治生涯，首先會被特別檢視的特質，不斷提醒她們的女性角色與身分。

第二是性別角色與政治領袖角色的雙重約制。伴隨著放大檢視女性特質的，是要求其滿足女性與政治領袖雙重角色的社會壓力。女性政治人物往往試圖平衡其性別角色與政治領袖的角色，或是淡化其女性特質，試圖讓自己看起來像是公眾所認可的政治領袖。吉拉德從政以來淡化性別因素，結果反被質疑，為何在捍衛內閣存續時才指出性別問題。在卸任時，她說「沒有人注意到她是個女性直到她提出來」（no-one noticed I was a women until I raised it），指陳政治體系內建以男性作為標準的想像，女性如何成為例外。

對 2008 年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初選的研究指出，希拉芮已經盡可能去平衡性別與政治的雙重角色，既要表現出強悍堅定的領袖特質，又在議題上強調關愛價值與議題，例如對性別、幼童教育與醫療健保等議題的關注。可惜的是，在 2008 年大選之後，希拉芮在受訪時表示，民調顯示在沒有特定候選人的情況之下，美國人可以接受黑人男性總統的比例，在所有民調中都高於接受女性總統的比例，性別的門檻比種族的門檻更難跨越。[7]最弔詭的是，當女性政治人物，試圖配合主流價值調整其性別角色時，又經常會被質疑其不真實。

第三是對男女政治人物的雙重標準。吉拉德最初在 2010 年於黨內黨魁競爭勝出之後當上總理，沒有經過大選，被懷疑其個人野心大過黨內忠誠，被媒體戲稱「好女孩不帶刀」（nice girls don’t carry knives）。[8]野心與權力慾望被視為是角逐高位者普遍具有的特質，但女性政治人物必須要同時適度表現出女性應有的利他社群性（communal traits）的特質，否則會被厭惡。[9]希拉芮也有類似的困境，美國媒體眼中的她，從第一夫人到參議院到國務卿，從獨立自主不願成為總統背後的女人，到為丈夫的性醜聞辯護，為了滿足社會期待而調整其個人特色，汲汲營營只為了奪取大位，是代表主流建制派（establishment）的既得利益者，是充滿野心與權謀的女性。

這個「野心論」有個性別弔詭：不少研究指出，多數女性內化社會期待的性別角色，普遍較缺乏政治野心，容易自我否認參政的興趣，所以女性參選者少。然而，一旦經過嚴格自我與制度篩選而決定出來參選的女性，其條件資歷通常比男性候選人更好。[10]這兩位女性就是這樣的社會性別規範篩選的結果，必須積累更多優於男性的資歷，否則身為女性的她們很難靠近總理╱總統的位置，但是當她們累積了足夠的資歷，又可能被批評為建制派。野心對身居高位的男性顯得理所當然，在女性身上則成為不應該、不自然的權謀。當然，性別不會是政治的唯一重要因素，在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中，反全球化新自由主義以及反移民的白人藍領選民迎來了川普，暴露出美國階級種族與民族主義等諸多交叉性認同間的膠著與緊張。然而，性別的雙重標準也從未缺席，人們期待一個理想的女性政治人物，但卻不要求一個起碼不會歧視騷擾他人的男性候選人。[11]

註釋

[3]彼得．斯利柏曾隸屬自由黨，以無黨籍身分擔任議長，但先前參選獲工黨支持且支持執政黨工黨政府。此不信任案最後以一票之差沒有通過，但在不信任案表決的當天，斯利柏隨即宣布辭去國會議長，而該年底法院針對助理性騷擾案做出不成立判決。

[4]參見：http://www.newsweek.com/2016/11/18/hillary-clinton-presidential-election-voter-gender-gap-520579.html，檢閱日期：2019年4月20日。

[5]參見：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monkey-cage/wp/2016/10/23/how-sexism-drives-support-for-donald-trump/，檢閱日期：2019年4月20日。

[6]該句話整段完整的說法是“I want to just say a few remarks about being the first woman to serve in this position. There’s been a lot of analysis about the so-called gender wars, me playing the so-called gender card because heaven knows, no-one noticed I was a woman until I raised it. But, against that background do want to say about all of these issues the reaction to being the first female prime minister does not explain everything about my prime ministership, nor does it explain nothing about my prime ministership…”（Johnsons, 2015）

[7]Abigail M. Coyle, “Gender and the Presidential “Horserace”: An Examination of Candidate Self-Presentation in the 2008 Democratic Primaries” 30 April 2009. CUREJ: College Undergraduate Research Electronic Journal,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http://repository.upenn.edu/curej/95.

[8]“When the opportunity came, the ambitious Gillard did not hesitate to take up the knife and plant it in Rudd’s back. (‘Labor’s brutal plot unnerves Liberals’, The Courier Mail, Saturday 26th June)”. “A lot of people, including many women, were upset at Gillard’s action in tapping Rudd, describing it as brutal and unpalatable. They expected a more genteel transition for Australia’s first female Prime Minister. (‘Rising up the ranks – Gillard’s challenge’, The Age, Saturday, 26th June)” (Hall and Donaghue 2013:638)

[9]Lauren J. Hall and Ngaire Donaghue, “Nice Girls Don’t Carry Knives: Constructions of Ambition in Media Coverage of Australia’s First Female Prime Minister.”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2 .4 (2013): 631-37.

[10]Jennifer L. Lawless and Richard L. Fox, It Still Takes a Candidate: Why Women Don’t Run for Offi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11]Osborne-Crowley在討論美國人自我欺騙認為已經準備好了選出女總統的報導中，細數川普在2015年4月開始參選時就說「if Hillary Clinton can’t satisfy her husband, what makes her think she can satisfy America?」，2016年3月罵她是「nasty women」，期間對各種女性言語騷擾不計其數，公開罵對他不友善的女性記者是「bimbo」不然就是月事來了。對很多女性身材品頭論足，對自己在好萊塢的性騷擾紀錄更是直言不諱。這一切顯示「the coattails of misogyny are long indeed」。參見：http://www.abc.net.au/news/2016-11-10/we-fooled-ourselves-thinking-we-were-ready-for-female-president/8014708，檢閱日期：2019年4月20日。

※ 本文摘自《這是愛女，也是厭女》，原篇名為〈二、茱莉亞．吉拉德、希拉芮．柯林頓與厭女政治〉，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