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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丹.萊昂斯;譯/朱崇旻

企業如何有辦法在肆無忌憚地奪走美國勞工的薪水後安然脫身?所有事情的開端,要從半個世紀前的一九七○年,經濟學家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紐約時報雜誌》發表的一篇文章,〈企業的社會責任就是增加自身的利潤〉(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說起。

這篇文章的標題相當無趣,但卻是少數對如此多人造成如此大傷害的文章。

米爾頓.傅利曼偷了你的退休金

傅利曼曾任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還可能是二十世紀晚期最具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之一。他是個自由意志主義者與自由市場支持者,相當仰慕撰寫《源泉》(The Fountainhead)與《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的怪異小說家艾茵.蘭德。他曾擔任隆納.雷根(Ronald Reagan)總統與其他世界領袖的顧問。傅利曼於一九七六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並訓練出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家,將他的想法散播至其他大學與商學院。

傅利曼在《紐約時報雜誌》那篇知名的文章中寫道,企業經營者的目標只有一個,就是為股東獲取最大的利益。傅利曼寫道,執行長不該為「提供工作、消除歧視或避免汙染環境」而操心。公司的高階主管沒有為所欲為的自由,他們只是股東僱用的員工。如果他們是在閒暇時間,用自己的錢做慈善工作,那是沒問題的。但在工作時,他們必須責無旁貸地為股東獲取最大利益。

當時傅利曼已經因一九六二年出版的全球暢銷書《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而聞名,他在該書中表示,政府應該減少干預,讓自由市場自己解決問題。他在一九七○年發表的文章,更進一步表示:政府不僅不應該干涉企業,企業也不該覺得自己有義務執行社會責任。

實際上,每間公司都有多方利益相關者──顧客、員工與社會大眾。與股東資本主義(shareholder capitalism)相反的是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stakeholder capitalism),它主張公司的服務對象不應僅限於股東,而是應該含括顧客、員工與社會等構成成分。美國前勞工部長羅伯.萊克(Robert Reich)在二○一四年一篇文章中指出,在傅利曼成名前的年代,利益相關者資本主義被人們視為良好的概念。萊克寫道:「嬌生公司曾公開聲明,它的『首要責任』是對病患、醫師與護理師負責,而不是股東。」萊克並引用紐澤西標準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of New Jersey)董事長法蘭克.亞伯拉罕(Frank Abrams)在一九五一年的公開聲明:「管理階層的工作,是在各方利益相關者──股東、員工、顧客與社會大眾──的訴求之間維持公平的平衡。」然而,不久後將成為諾貝爾獎得主的經濟學大師米爾頓.傅利曼,卻表示執行長不該關心員工或社會,還寫道,那些為員工與社會操心的執行長在「鼓吹純粹的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驚!毛骨悚然!但人們很快便接受了傅利曼的學說,並視為經營事業的正確方法。被灌輸了這種思想的新一代工商管理碩士,紛紛進入業界成為一九八○年代垃圾債券(junk bond)、融資收購(leveraged buyout,或稱槓桿收購)與敵意併購(hostile takeover)狂潮的推動者。

當然,華爾街喜愛傅利曼學說,因為根據傅利曼的說法,他們才是唯一重要的人。傅利曼的論調對各家公司的執行長而言,工作也變得簡單許多,他們只要擔心如何達成季度目標及提高股價。此外,執行長們還找到了從這種安排中得利的方法,他們所要做的就是將他們薪酬與股價掛鉤,然後想辦法讓股價飆升。

讓股價上漲的方法非常多,不幸的是,大部分方法都與壓榨勞工有關。你可以挪用退休基金,和那些退休後必須靠這筆錢過活的人搶資源。你可以砍員工福利,幫員工保廉價健保,以及逼他們每月多繳一部分保費。你也可以遣散勞工,把工作外包到印度和中國。

其中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減薪。根據《哈佛商業評論》雜誌的報導,自一九七○年──傅利曼發表文章那年──以來,普通勞工的時薪每年只成長了○.二%。在一般情況下,生產力提升,勞工薪資也該跟著上漲,二戰後的美國便是如此,直到傅利曼的文章改變了這個趨勢。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數據顯示,在那之後,儘管生產力成長了七五%,薪資卻只成長九%。中等收入的勞工薪資幾乎沒有長足,只多了六%;衝擊最嚴重的是低收入勞工,儘管生產率持續飆升,他們的薪資竟下降了五%。

過去,勞工能透過工會守住薪資,但從一九八○年代開始工會會員人數與工會密度急遽下降,部分原因是立法改革。在今天的美國,只有一一%的勞工加入工會,相較於一九八○年代初期少了一半。勞動歷史學家雷蒙.霍格爾(Raymond Hogler)表示,勞工運動(labor movement)是「負責讓勞工階級與中產階級過上好日子的組織」。但現在,過去促進勞工運動的集體主義(collectivism)本能,開始出現一種文化上的轉變。在二○一七年的蓋洛普民意調查中,近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預期工會在未來幾年將變得更衰弱,並失去影響力。

然後,網際網路普及化,所以事情都加速了,就像《星際大戰》(Star Wars)中的飛船以光速前進。原本就信奉傅利曼信條,致力於剝削勞工、壓低薪資的公司,現在有了更強大的新武器:外包。到了二○○○年,我們擁有能夠快速全球連結、自由通訊的軟體,以及每十八個月就會翻新一次的電腦效能,於是資訊科技與後勤工作轉移至印度,生產製作外包到中國。二○○○年到二○一六年間,印度的 GDP 翻了五倍,中國的 GDP 從一兆美元飆漲至十一兆美元,而同樣的十六年間,美國的 GDP 只成長了三三%。

亞馬遜,矽谷沒良心的公司

位於華府的非營利組織「地方自立協會」(Institute for Local Self-Reliance, LSR)的一篇研究指出,亞馬遜倉儲人員的平均薪資比別家倉儲人員少一五%。俄亥俄州非營利政策研究機構(Policy Matters Ohio)指稱,俄亥俄州有七百名的亞馬遜員工,收入微薄到必須依賴政府補貼的食物券過活。

貝佐斯不只是小氣、吝嗇、一毛不拔,他經營的可說是現代血汗工廠,在那裡工作的人們被高壓、不近人情的管理方式逼迫到了極限──相較之下,整天拿著計時器的腓德烈.泰勒就好像是德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貝佐斯深愛數據,但對於現實中的人類,其所展現的最好態度就是「漠不關心」。

二○一一年,賓州一家報社報導,當地的亞馬遜倉儲人員是在沒有空調的倉庫裡辛苦工作,室內溫度已經高達攝氏三十八度。亞馬遜讓救護車在倉庫外待命,並備有醫護人員隨時救治熱昏或累昏的員工。二○一八年六月,英國的一個工會調查後發現,過去三年,亞馬遜在英國的倉庫叫了六百次救護車,光是英格蘭魯吉利一間倉庫就叫了一百一十五次救護車,一名工會幹部表示,那是「英國最危險的工作場所之一」,而且「亞馬遜應該為此感到羞愧」。工會還表示孕婦被迫每天站十小時從事高體力負荷的工作,還有一名婦女在工作時流產。《商業內幕》報導,亞馬遜堅稱:「我們工作環境不安全的這種說法,並不正確。」

亞馬遜為了壓低勞動成本,運用了各種策略,例如透過分包商僱用勞工,以及強迫勞工當「永久性臨時工」(permatemp),而非正式員工。亞馬遜還利用零工經濟模式來降低運輸成本,讓兼職司機用自己的車、自己付油錢送貨,形式與優步司機差不多。亞馬遜司機的報酬,是以運送件數計算。

在亞馬遜總部工作的白領員工也同樣被剝削。大多數科技公司會給員工股票選擇權(若公司已經上市,就給員工限制股票單位〔restricted stock units〕),並分四年將股份發給員工,所以員工每年會拿到自己那一份的四分之一。然而,記者布萊德.史東(Brad Stone)在《貝佐斯傳:從電商之王到物聯網中樞,亞馬遜成功的關鍵》(The Everything Store)一書中寫道,亞馬遜則是採延後配額發放,一開始給的股份較少,到約定期限後期才愈給愈多,因此員工在第一年只能拿到五%,第二年拿到一五%,接下來兩年則每六個月得到二○%。你也許會說,亞馬遜這麼做是為了激勵員工留下。但也可以解釋為,亞馬遜知道在其殘酷的公司文化中,大多數員工都不會待太久,採取延後發放應得的股份配額,可以讓公司支付較少的費用。美國薪資調查網站 PayScale 的一篇研究顯示,在二○一三年,亞馬遜的人員流動率是《財富》全球企業五百大裡的第二名,每個員工平均只在亞馬遜工作一年。

亞馬遜的倉儲人員不僅薪資低廉,據報導工作環境更是惡劣。他們上廁所不僅被監控還有時間限制;液晶電視螢幕顯示了被抓到偷竊或違規的員工人形剪影,並在人形輪廓剪影上標示「已開除」(TERMINATED)或「已逮捕」(ARRESTED)等字樣──「這真是一種詭異的嚇阻方式」,一名員工如此對彭博社表示。另一名員工則說:「這就是要讓你知道,你是被監視著的。」員工會被追蹤撿貨時間,嚴格執行時間限制和達成目標額,以致一些人為了節省時間直接尿在寶特瓶裡。二○一五年,英國的一個工會聲稱,亞馬遜員工因工作壓力導致身心都生病了,工會代表告訴《泰晤士報》(London Times):員工被迫成為生產力「高於平均的亞馬遜機器人」,然後被「公司的殘酷文化榨乾後,再棄之如敝屣」。

英國一些亞馬遜員工的薪資少到他們只能在高速公路旁搭帳篷居住。二○一六年十二月的聖誕節前幾天,蘇格蘭報社記者克雷格.史密斯(Craig Smith)開著他的本田喜美(Honda Civic)在A90公路上疾馳,瞥見距離位於鄧弗姆林(Dunfermline)的亞馬遜分部大約半英里處,有幾頂帳篷搭在一片空地上。史密斯心想:現在是氣溫零度以下的十二月,怎麼會有人出門露營,而且還挑了這麼奇怪的地方露營?

史密斯把車停在路邊,徒步走進樹林。「我一早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敲敲』帳篷看裡頭有沒有人。」他對我說。帳篷主人告訴史密斯,他在附近那間亞馬遜航空貨運中心工作,之所以住在帳篷裡,是因為他家在三十英里外,雖然亞馬遜有提供交通工具,但公司會向搭乘巴士的員工收取交通費,而且車資占去薪水很大一部分,於是他決定將就點搭帳篷住。

史密斯告訴我:「很顯然他想保住這份工作,但你不能怪他,雖然我不會為了工作過那麼辛苦的生活。」

史密斯關於亞馬遜員工搭帳篷的報導,登上了丹狄市(Dundee)《郵報》(Courier)頭版,故事迅速傳遍全球,引起英國人民的憤慨。根據一名蘇格蘭政治人物的估算,扣除交通費、強制實行的無薪午休後,亞馬遜給員工的薪水比基本工資少了六十便士。他表示:「亞馬遜應該感到羞恥。」史密斯的文章引用了亞馬遜發言人的說詞,其表示亞馬遜創造了數千份工作,也給了員工「有競爭力的薪資」。

亞馬遜可以做得更好。該公司在二○一七年的銷售額高達近一千八百億美元,獲利三十億美元,亞馬遜有能力支付倉儲人員足夠的薪資,讓他們過上舒服的中產階級生活,享受有經濟保障的退休生活。但它卻沒有這麼做。

亞馬遜並不是鬥志旺盛、為生存奮鬥,尚未獲利的新創公司,也不是一時爆紅、創辦人急著套現後帶著戰利品揚長而去的科技公司。亞馬遜已經成立二十四年,貝佐斯似乎也有意長期發展下去。亞馬遜已經是本世紀最重要的公司之一,有著想要吞併新市場的雄心壯志。

或許貝佐斯認為亞馬遜最終會在沒有人力的狀態下運作,至少在它的倉庫是如此,所以善待現在這些員工是沒有意義的。儘管如此,他為降低人工成本毫不留情地壓低工資,以及他無視勞工尊嚴的態度,實在令人膽寒。

亞馬遜在二○一七年宣布計畫興建第二個總部時,貝佐斯考慮的不是把總部設在哪裡對當地建設最好,或是怎麼做才能幫助到最多人,而是開放美國各大城市競標,看看誰能為他的企業提供最多利益。這一計畫吸引了超過兩百座城市,包括美國最貧窮的底特律、克里夫蘭、辛辛那提與密爾瓦基競相投標,紐澤西州為了吸引亞馬遜到名聲不佳的紐華克設立總部,甚至提出七十億美元租稅優惠。

一場不堪入目的戲碼就這麼上演了:美國最窮的人竟要送錢給全球首富,求他用一間辦公大樓造福他們的城市。

※ 本文摘自《失控企業下的白老鼠》,原篇名為〈金錢:「光速垃圾」〉,立即前往試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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