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日本人來說，中國是什麼

記錄整理／蔡竣宇（臺大歷史學系碩士生）

時間：二○一七年一月二十日下午二時三十分至五點
地點：王雲五紀念館（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十九巷八號）
對談：吳密察（國史館館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兼任教授）
   林桶法（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蔣竹山（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藍弘岳（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編按】日本講談社於二○○四年至二○○五年間，所出版的「中国の歴史」叢書，將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完整翻譯出版為「中國‧歷史的長河」系列。此一系列已於二○一四年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簡體中文譯本，獲得很大的迴響，臺灣商務的「中國‧歷史的長河」系列，先出版了在中國大陸並未出版的第十一冊《巨龍的胎動：毛澤東、鄧小平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第十二冊《日本人眼中的中國：過去與現在》。

其中《巨龍的胎動》已於二○一六年十一月問世，《日本人眼中的中國》也在二○一七年三月出版，其他十冊即將接續上市。值此之際，臺灣商務邀請了四位臺灣歷史學界的學者，來談「對日本人來說，中國是什麼 」這個問題，以及臺灣應該如何理解並看待日本人的中國觀。

林桶法：日本講談社於二○○四年至二○○五年間出版的「中国の歴史」叢書，此系列的十二部作品，可說是反映了日本學界當時中國史研究成果的集體著作。

能否出現這樣反映學術研究成果的讀物，這與是否有足夠影響力的權威學者出來主導有關，例如，美國在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主持之下，便有了「劍橋中國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誕生。臺灣歷史學界的各個領域，一直以來都未能產生這樣權威的角色，因此要共同編寫一套中國史著作也就大為困難。

以講談社的這套「中国の歴史」來說，由於預設的讀者為一般社會大眾，在日本已經蔚為大家的各冊作者們，便可跳脫學院的框架格式，較為隨興地揮灑他們對於中國歷史的認識與理解。對於臺灣商務印書館能夠翻譯出版這個系列叢書，我給予很大的肯定，希望這套叢書的引進能夠刺激我們臺灣的歷史學界，以指標性的學者為中心，編寫出這樣跨越出學院藩籬的中國史讀物。

蔣竹山：我認為必須將這套「中国の歴史」，放回到日本學術出版的脈絡中來討論。不論是歐美或日本學界，定期都會對一段時間的研究成果進行回顧，或者以學術著作，或者以通俗作品的形式來呈現，這也是學術累積的一種方式。

講談社這套出版於二○○四年至二○○五年間的叢書，到如今的二○一七年也已經過了超過十個年頭，這樣時間的落差，或許也提醒我們必須注意引進這套書的意義何在。其實，類似這樣性質的叢書，講談社過去也曾出版數次，例如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新書東洋史」系列，就是一個例子。

後來臺灣翻譯了其中與中國史有關的四冊，合而為一冊《中國通史》1，由稻鄉出版社於一九九○年出版，並成為國內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通史」課程時的基本用書，這本書直到現在仍在教學的現場中被使用，這其實也反映了臺灣學界所使用的教材，與最新的研究成果之間有著不小的差距。

日本的中國史研究的兩個世代

吳密察：當年我們從講談社一九七七年出版的「新書東洋史」（全十一冊）挑出其中有關中國史的四冊來翻譯。所謂「新書」是日本出版界的一種出版形式，其版式與西洋的企鵝叢書一般大小，設定的讀者對象是一般社會人，因此雖然也都由專家執筆，但強調易讀性。日本史學界自明治時期以來就有所謂「東洋史」，當初涵蓋的空間範圍主要是中國，但目前已經發展擴大到西起西奈半島，東至朝鮮半島。因此這套「新書東洋史」除了五冊是中國史之外， 也還有朝鮮、東南亞、南亞（印度）、中亞、西亞的歷史，共十一冊。

由於我與撰寫第二冊（後漢至隋唐隨堂）的谷川道雄先生認識，因此透過他徵得其他幾位作者的同意，將其中四冊翻譯成中文，由稻鄉出版社出版。如果我們以一九七八年中國的開放為時間區分來談中國史研究的趨勢改變，那麼這套在一九七○年代出版的中國史或許會稍嫌老舊，但內容相當扎實，而且也有獨到的見解，因此似乎還是國內的長銷書。例如，谷川道雄撰寫的第二冊，直到今日在臺灣的歷史系專門課程，都還列為基本的閱讀文獻。

「新書東洋史」這個系列之前，講談社在一九七四～一九七五年也曾經出版「中国の歴史」（全十冊）。這套書的版式就與這次我們將要翻譯出版的「中国の歴史」是一樣大小的了。也就是說，講談社在三十年間先後出版了兩套中國史叢書。這種版式的書，在日本之出版生態來說就定位為入門學術書了，它所設定的讀者對象應該就是大學生程度以上的專業者了（據說，日本的高中歷史教師多讀這種書）。

講談社先後二次的中國史叢書，很值得加以比較。第一次各冊的作者都是我的老師輩的大專家們，如《秦漢帝国》的西嶋定生，《近代中国》的佐伯有一、《人民中国の誕生》的野村浩一等人。這套叢書可以說是標誌著「戰後歷史學」之中國史研究的最高峰。臺灣商務印書館此次翻譯出版的第二次「中国の歴史」之作者，則不少是我的同輩學人，甚至還有幾個是我留學日本的同學、朋友（當然，也有我的「年輕老師」，即彼此年紀雖然相差不多，但當年已經是老師了）。

我們這個世代的中國史研究者，與上一世代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國這個研究對象「改革開放」了。一九八○年代之初，以前只能在日本透過文字來理解中國的日本學者，如今中國改採改革開放政策，因此都積極前往中國開會、旅行，想要親眼看見、親身經驗自己的研究對象中國。年輕一代的學者（或是博士班學生），也多積極找機會實際去中國做或長或短期間的留學。這個系列第十冊《末代王朝與近代中國》的作者菊池秀明教授，就是我的同班同學，他在博士班階段休學赴中國留學，而且他避開一般留學生常去的北京、上海等沿海大城市，前往與他研究主題太平天國有地緣關係的廣西南寧，跟隨廣西師範大學的鍾文典教授學習，兩年後他回到東京時已可以講上一口南寧土話了。第九冊《海與帝國》的作者上田信教授，在碩士班畢業後留校擔任助教期間，也去了上海復旦大學留學，並藉此機會遊歷了大半個中國（當年他的研究室裡，有一幅畫上了各種紅線的中國地圖，他說那就是他的旅行的記錄）。

中國史的研究生或是學者，一旦親自到了中國，自然感受到極大的衝擊，深感中國之複雜與浩瀚，絕非我們的老師輩們在書齋這種封閉空間內只是透過文字所描繪出來的模樣。因此，我的同學們也出版了一份小刊物《老百姓的世界》，來記錄他們在中國的所見所聞。此次翻譯出版的這套「中国の歴史」，就是這個可以實感其研究對象（中國）之新世代日本學者的中國史著作。

林桶法：我非常同意吳館長的意見。相較於上一代，現在的日本學者語言能力確實大幅提升，不僅開始熟悉英文文獻，對中文的掌握也超越前代學者。我熟知的山田辰雄、川島真都有非常不錯的中文程度。在近代中國史領域以外，即使是從事考古學的學者也同樣如此，前一陣子我去了一趟內蒙古考察，實地走一遭去親身觀察，真的可以讓學者產生不同於單純接觸文字的體會，能夠對當地的人地關係，有更直觀和深刻的感受。這種實際的經驗，對於歷史學者去想像歷史場景，去更為生動地寫作歷史，都具有莫大的幫助。

八○年代後日本的中國史研究

吳密察：沒錯，這也就是我這一輩的日本學者和老師輩們最大的不同。這一輩的日本學者大多能熟練使用口語中文，而且頻繁往來中國，能和中國的市井小民、老百姓直接對話。而且，我們這一輩與我們老師輩所面臨的學術與政治社會環境，也極為不同。一九四五～一九八○的大約四十年間，日本的人文社會學科受到馬克思主義的影響相當大，歷史學還特別有一個被稱之為「戰後歷史學」的主要潮流，具有政治上鮮明的色彩。當時中國還很堅持左派教條，而且尚未向外國學者開放，「戰後歷史學」這一代的日本學者抱持著對中國的贖罪意識，而且又無法親歷中國其境，只能藉由馬克思主義的眺望鏡，在文獻中營建一個想像中的中國。

他們可以說是在某種道德氛圍的封閉空間中開展研究工作的，服膺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框架，並依此在各自的領域內卓然成家。但是自從主客觀環境都改變了的一九八○年代以來，如何批判地繼承「戰後歷史學」一代的學術遺產，便成為日本歷史學界的大課題了。而且，這時歐美的中國研究也逐漸進入日本，例如上述的上田信，還有一些研究中國社會的人類學者，也開始注意到歐美學術界另類的關切課題和使用的分析概念。

藍弘岳：我到東京大學留學時，當時在課堂上，或多或少都要讀一些西方的研
究，例如美國學界運用在中國社會史上的「宗族」概念，甚至也滲透到了對中國哲學的研究。當年在這個系列第七冊的作者小島毅教授的課堂上，就必須要研讀「宗族」和「家禮」相關的文獻，這和我當時曾在臺灣上過的中國哲學課程非常不一樣，以社會史的角度切入思想史的課題，對當時的我來說是相當新穎的觀點。

大約在一九九○年代至二○○○年代頭幾年，日本學界盛行從東亞的眼光來看歷史，近年來，則開始主張將在地的歷史放入全球史的脈絡中來理解。

蔣竹山：一九九○年代我在讀碩士班的時候，夫馬進、岸本美緒、森正夫等人的
著作是明清史領域的必讀書目，許多學者們圍繞著地域社會的性質來進行爭論，當時學習明清史的研究生，必須要消化這些論述，才能繼續去研究自己的課題。

但是像這樣大的論題在今日已漸漸衰微，這幾年我到日本，去東京神保町的書街尋書時，發現在明清史、乃至中國史的出書量大為減少，遑論有重量級的著作問世。在東華大學、南開大學、大阪大學每年合辦的研討會裡，會發現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日本學者，很多是來自社會科學的，而研究傳統中國領域的學者比例已經大幅降低，這是日本的中國史學界的一個現象。

此外，有趣的是臺灣習於將歷史區分為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三大領域，就像日本經常將歷史分為日本史、東洋史和世界史，這表現了臺灣與日本對於中國、東洋的關心，但是臺灣在討論世界史時，往往忽略了日本史，相對的，在談論世界史時，有很多關於英國史的討論，但對於東南亞史的研究卻很少。這反映出了一個國家對周邊文明的眼光，往往會有某種既定的視野。

日本東洋史學的發展與變化

吳密察：沒錯，我們總是將眼光放在歐美等具有較大影響力的文明或國家。即使近年來鼓吹以「同心圓」來認識世界，但是焦點還是始終集中在我們的左上角，而右上角、左下角就被忽略了。臺灣的世界史要如何建構起來，是我們必須認真面對的重要課題。

日本的東洋史在明治時代出現的時候，也多僅指中國史而已。但是，以後一方面隨著日本帝國的擴張而逐漸擴大。現在日本以「Oriental」來翻譯「東洋」，因此它已經遠遠地超越了中國，而擴大為包括朝鮮、北亞、東南亞、印度、西亞等廣大的區域了。

藍弘岳：日本東洋史學的成立，固然有其帝國擴張及戰爭需求的外因，但也有來自內部知識傳統的發展。東洋史的命名者那珂通世，出生於幕末時代，當時他撰寫的中國史即題名為《支那通史》，而他的養父那珂通高在江戶時代是盛岡藩儒者，到了明治初期編過一本書叫《支那史略》。我想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或許與該書有些關係。但後來那珂通世倡議將外國歷史區分成東洋史、西洋史，理所當然的支那史就位於東洋史的核心區位。東洋史學是江戶漢學基礎上發展開來的。

在江戶中期，除如《史記》等傳統的中國史書外，荻生北溪等人已開始研究滿族的歷史與制度。又如：內藤湖南有一本著作就叫做《先哲の學問》，主要介紹江戶時代儒者的學問。其次，其實在幕末及明治前期，所謂「東洋」是包括中國與日本的，例如：幕末思想家佐久間象山所說的「東洋道德」就包括日本，但東洋史這個概念出現後，日本被劃分出去。

日本的東洋史是從中學教育開始發展的學科，後來才逐漸延伸到高等教育的設置中。命名者那珂通世正是白鳥庫吉中學時期的老師，白鳥庫吉後來成為東京帝國大學史學科的教授，是東洋史學的主要推動者之一。東京帝大之外，另一重要的東洋史學根據地是京都帝國大學，主張代表人物是內藤湖南、宮崎市定等。從這些人的著作，我們可以觀察到東洋史學發展的內在理路，甚至其起源可以追溯到江戶漢學。在其發展與奠定的過程中，與西方的漢學也保持一種既學習又對抗的關係。

當然，由於日本帝國的發展，除了東洋史學以外，日本也有對其他周邊地域的研究。例如在臺灣是日本殖民地時的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就設置有「南洋史學」講座。這些後來成為二戰後才成立的地域研究學科的學術基礎，這些確實是與現實政經利益與戰略的考量息息相關的學科。臺灣（中華民國）是個對比明顯的例子，缺乏對周邊地域研究的傳統，例如對東南亞諸國歷史的研究並不多，而且，往往也是限於華人在當地的移民史、墾殖史、商業史，而較少拓展到其他在地的脈絡中。

林桶法：日本的東洋史學應該從東洋史學科的發展來觀察其理路，由白鳥庫吉、內藤湖南到宮崎市定等人奠定，東洋史一路從東京大學、京都大學，逐次向外開枝散葉到日本各地的學校之中。另外，我們引進日本的東洋史研究到臺灣的學術社群中，也能開闊我們的視野，即使不認同，也能理解到別的地方有這樣迥異的看法。例如在民國史上，在中國大陸和臺灣共同認定的南京大屠殺三十萬人的數字，日本學界對此並不能接受，但是我們卻對此幾乎無所知悉。

吳密察：日本戰後的東洋史是以反省戰爭和侵略為主流開始的，而且多可以被歸類為左派。但是在我們臺灣的一般認識，卻似乎不是這樣。例如，這些年來我們社會的印象是日本歷史教科書相當保守、右派，事實上右派教科書的市占率並不高，日本歷史學界和教育現場之主流氛圍和我們想像的並不一樣。當然，這種左派的學術、教育界，和實際的日本社會氣氛也不見得一致。

藍弘岳：最後我想談一下，這本書的書名和這次座談會的主題，叫做「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其實日本的中國觀，從江戶時代以來，就有一個複雜而多元的發展過程，與本書裡的作者所呈現的是有很大的落差，這些東洋史學者，往往將重點放在中國歷史、社會與自然環境關係的討論，及陳述日中交流史的狀況，我覺得，如果要從學術史的角度來檢討「日本人眼中的中國」，除東洋學學者外，也要審視從江戶時代的儒學者、國學者、蘭學者，一直到近代的日本思想家對於中國的思考與反省。這可能是更為切題的作法。

吳密察：是的，總的來說，日本東洋史學界的論點不能就代表日本的史學界，日本的史學界也不能就代表整個日本學術界，日本學術界也不代表日本社會。這其中還有很多需要討論，也值得再做分辨的。

※ 本文摘自《【中國‧歷史的長河】套書》後記，原篇名為〈「日本人眼中的中國」對談側記〉，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