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經濟大蕭條之前，美國金字塔頂端的國民所得占比都不像目前那麼高⋯⋯

文／史迪格里茲；譯／陳儀

印第安那州蓋瑞市（Gary）位於密西根湖南畔，那裡是我的故鄉。在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長大成人的我，直到事後驀然回首，才發覺那是資本主義的黃金年代。當時的我並未感覺周遭的一切有那麼繁榮興盛，在整個成長過程中，我目睹大規模種族差別待遇與隔離政策、嚴重的不平等、勞工抗爭乃至偶發的經濟衰退等現象，而這一切的一切，對這個城市的樣貌、對我同學的人生，都留下令人難以忽視的影響。

蓋瑞市是美國工業化到去工業化的歷史活見證。這個城市設立於一九○六年，當年世界最大的一貫作業鋼鐵廠便座落於此，而它是以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創辦董事長蓋瑞（Elbert H. Gary）的姓來命名，是個徹頭徹尾的公司市鎮（company town）。我在二○一五年回到蓋瑞市參加第五十五屆高中同學會時，川普（Trump）尚未成為如今這麼舉足輕重的角色，但局勢明顯已劍拔弩張，這座城市已跟隨整個美國的軌跡，一步步邁向去工業化。那一年，當地人口已比我成長時期少了一半，整個城市簡直只能用油盡燈枯來形容。如今蓋瑞市，已經成為好萊塢電影中受戰火蹂躪或世界末日後等衰敝場景的拍攝地之一。

我的同學長大以後，有的成了老師，也有少數人當上醫師和律師，還有很多人擔任祕書職務。不過，那次同學會上最令人感到辛酸的話題，是有些人談到當年高中畢業後，原本期待在本地的鋼鐵廠謀個差事，但由於整個國家正好陷入另一場經濟衰退，他們不得不選擇從軍，生命的軌跡自此朝維護治安的職涯推進。看著已離世同學的名冊，再看看在場許多同學的身體狀態，我不由得再次想起美國人平均餘命（life expectancy）與健康狀況的不平等問題。正當我陷入思索之際，突然有兩名同學起了爭執。一名曾當過警察的同學用惡毒的言語批判政府，另一名曾任學校教師的同學則反批，說那名退休警察的社會安全與失能給付，正是來自他所惡言批判的政府。

我在一九六○年離開蓋瑞市到麻州的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求學。在當時，任誰都無法預測歷史將會如何發展，更不可能想像得到，歷史的發展會對蓋瑞市和我的同學造成什麼影響。這個城市對我的人生態度影響至深：年少時期目睹的不平等現象與苦難，在我的腦子裡留下深刻烙印，那些記憶不斷啃噬著我，導致我對理論物理學的熱情漸漸消退，並對經濟學產生極大興趣。我熱切的希望了解，為何美國經濟體系會導致那麼多人陷入匱乏，更想釐清要如何解決那樣的困境。

等到我開始進行研究，更能理解為何市場的運作經常不完美之際，上述種種問題已變得更加嚴重，不平等的程度惡化到超乎年輕的我所能想像的地步。直到多年後的一九九三年，也就是我加入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擔任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委員那時，世人才終於漸漸開始正視這些議題。這個國家不平等的程度，在一九七○年代中期或一九八○年代初期間突然嚴重惡化，一九九三年時已達到我有生以來最嚴重的水準。

透過經濟學研究，我體察到很多保守派人士的意識型態是錯的；他們幾乎像信仰宗教般篤信「市場的力量」，甚至相信我們幾乎可以完全仰賴自由不受束縛的市場來管理經濟體系，問題是，這樣的信念並沒有理論基礎或證據可言。當時，我面對的挑戰不僅在於如何說服其他人相信保守派人士的意識型態有誤，更在於如何設計出真正有效的計畫與政策，來扭轉不平等程度惡化的危險趨勢，並阻止一九八○年代雷根（Ronald Reagan）政府以來，因積極推動金融自由化帶來的不穩定與潛在風險發生。更令人煩惱的是，到一九九○年代，愈來愈多人對市場的力量堅信不移，我在柯林頓政府裡的某些同僚更是不遺餘力的推動金融自由化，甚至連總統本人都積極朝這個方向前進。

我在任職經濟顧問委員會期間，就對不平等程度的日益惡化憂心忡忡，不過從二○○○年起，隨著不平等的程度持續不斷惡化，這個問題更達到令人不得不提高警覺的狀態。因為，即使是經濟陷入大蕭條之前，美國金字塔頂端的國民所得占比都不像目前那麼高。

距離我加入柯林頓政府二十五年後，我開始反思：美國怎麼會落入如此這般的境地？未來我們將何去何從？還有，要做些什麼才能改變未來的方向？我是以經濟學家的身分來回答這些問題，所以不意外的，我認為我們至少可以從經濟失靈之中，找到這些問題的部分解答。美國現在面臨的經濟失靈包括：未能妥善處理由製造業經濟到服務業經濟的轉型歷程、未能有效馴服金融部門、未能適當管理全球化及其後果，以及最重要的：儘管美國已漸漸變成一個「一％所有、一％所治、一％所享」的經濟體系與民主政治，我們卻未能針對這樣日益惡化的不平等情勢採取回應。

過往的經驗和學術研究都清楚顯示，經濟和政治無法切割，尤其是美國這種「有錢能使鬼推磨」式的政治。因此，儘管本書多數內容聚焦在和美國眼前局勢有關的經濟情勢，但若未對美國的政治稍加著墨，將是我的疏忽。

上述診斷結果的許多要素如今已為人所熟知，包括不節制的金融化，管理不善的全球化，以及不斷增強的市場操縱力（market power）等。我將說明這些要素之間的交互關聯性，並說明當這些要素結合在一起後，如何造成經濟成長趨於貧乏，並導致經濟成長果實的分享變得那麼不平等。

但無論如何，本書的目的不只是要診斷問題的癥結，更要提供解決問題的處方，也就是未來我們能做些什麼，來解決眼前的問題。為了回答這些疑問，我必須先解釋國家財富的來源，並區隔「財富創造」（wealth creation）和「財富搾取」（wealth extraction）之間的差異。所謂的財富搾取，是指透過剝削或其他不良手段取走他人財富。國家財富並非源自財富榨取，而是奠基在財富創造上。國家財富奠基在一國人民的創造力與生產力，以及人民之間建設性的互動。國家財富奠基在科學的進步，科學讓我們學會如何發掘隱藏在大自然的真理，並利用那些真理來促進技術升級。更深入來說，國家財富奠基在我們對社會組織理解的進步，這些理解源自於理性對話，並促成「法治」、「權力制衡」以及「正當法律程序」等制度的設立。 在本書中，我將提出一份改革計畫的綱要，這個改革計畫的論述和川普及其支持者的計畫完全相反。某種意義來說，這是一個融合老羅斯福（Teddy Roosevelt）與小羅斯福（FDR）的主張，但完全適用於二十一世紀的改革計畫。我要強調的核心論點是，經過這些改革，經濟將更快速成長，但在此同時，經濟的繁榮將得以共享；在那樣的環境下，多數美國人所渴望的生活將不再只是白日夢，而是可以達成的現實。總之，如果我們真正理解國家財富的來源，就能實現更有活力且繁榮共享的經濟體。但要達到那個目標，政府必須勇於承擔和目前不同、甚至更大的責任；在二十一世紀的複雜世界裡，我們不能逃避集體行動的必要性。我也將說明，只要政府採行一系列財力許可下的卓越政策，中產階級生活將再次成為常態。在上個世紀中葉，我們曾經差一點就實現那樣的生活方式，但目前看來，我們距離那種生活方式已愈來愈遙遠。

※ 本文摘自《史迪格里茲改革宣言》，〈前言 〉，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