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小說家楊青矗，以筆承接下等人的卑微命

文／房慧真

阿波和阿塗在工廠時，都看過作家楊青矗的工人小說，張金塗說：「當時就知道工廠有這麼一個工人小說家，他那時寫這個算是黑五類，但非常貼近工人的生活。」蔡滄波和楊青矗的淵源更深，讀大二時蔡滄波在臺大成立勞工服務團，到新莊紡織工廠做訪調，也曾請楊青矗到社團演講。一九七八年楊青矗以中油工會成員的身分，出來競選工人團體立委（與區域立委不同，選舉後來因臺美斷交而中斷），蔡滄波還曾經為其助選。

楊青矗的父親是專屬於煉油廠的消防隊員，在楊青矗二十一歲時因搶救油輪爆炸而殉職，家中頓失所依，中油安排長子楊青矗進來工作，並非繼承父職，沒去危險的消防隊，而是安排在事務課，負責家具倉庫。能有專門一個放家具的倉庫，和中油的優厚的員工福利有關，不過僅限於主管階級，楊青矗曾在小說〈囿〉裡寫：「在公司裡，重視職員，不注重工人。職員待遇好，住的是高級宿舍，一切家具由公司供給，只差太太要自己娶。職員有股長、課長一直長上去的機會，工人永遠是工人。」

七十五歲的楊青矗站在從前他負責修繕家具的宏南宿舍前，如今已恍如隔世。宏南、宏毅宿舍群占地八十七公頃，兩年前已被高雄市文化局登錄為文化景觀。昔日宛如小別墅的氣派已難想像，如今長滿青苔，蕭索破敗。這天一大早，楊青矗拄著拐杖，由外傭和女兒陪同，從臺北坐高鐵南下，重回他在一九七九年因美麗島事件入獄後，就離開的工作崗位。

職務的緣故，使得他能進去宏南宿舍一探究竟，「那時候裡頭的家具，像沙發椅、彈簧床，都是外面沒有的，外面還在睡木板床。」陪同父親一起重返舊地的女兒楊士慧，她記得父親每次下班回家都會買剛出爐的「胖」（麵包）回來，廠內的福利社自己有麵包廠，「在這裡可以買到太陽餅，外面都沒有。」

「外面都沒有」，是重返舊地的蔡滄波、張金塗以及楊青矗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廠內的中山堂當時有設備最好的電影院，外面都沒有，張金塗津津樂道，「一個禮拜放三次電影，而且都是不一樣的片子，看一次五毛錢而已。」宏南宿舍區有保齡球館，蔡滄波說，「十二個球道，那時還沒有排球瓶的電動機器，所以在球道的盡頭有十二個boy，負責把球瓶擺好。除了保齡球館，還有冰宮，是真正的冰塊，要穿冰刀的那一種，帶外面的朋友來玩，很有面子。」外面沒有的，還有位於宏南社區的招待所，當時高雄市中心的飯店都不及這裡高級豪華，楊青矗說，「中央的官員來到高雄，往往都來住在這裡，還會派黑頭轎車給他們。」

楊青矗二十二歲進入煉油廠工作，他原來只有小學學歷，由於煉油廠的工作穩定，讓他可以白天工作，晚上讀書，取得高中補校文憑。從小因家貧而失學，但他大量閱讀，也試圖寫作，二十八歲時發表〈在室男〉一炮而紅。一九七○年開始他發表一系列以煉油廠為背景的工人小說，原先登在兩大報副刊，但因為工人題材容易讓人扣上工農兵文學的紅帽子，《聯合報》登了一篇就不敢登，楊青矗說，「我還要寄第二篇過去，《聯合報》叫我不要寄了，還說警備總部要找我去說明。」

煉油廠是國營事業，當時公家機關都有情治單位，有廠內小警總之稱的「人事二課」常叫楊青矗不要發表，但楊青矗也沒因此被免職，小說不能登在副刊，但還能登在文學刊物上，仍然保有創作的空間。小說反映了煉油廠內部逢迎拍馬送紅包、靠關係才能升遷的生態，那是〈上等人〉；還有另一種是〈低等人〉，寫的是清潔工董粗樹的故事。

楊青矗在半屏山腳下，跟我們說起低等人董粗樹。董粗樹經年和垃圾混在一起，膚色混沌黑銹，像是永遠洗不乾淨，有一身和蟾蜍一樣的疙瘩皮，人見人嫌。清潔工不是編制內的正式員工，而是臨時工，因此粗樹沒有資格搭交通車，每天透早出門，單程要走兩個小時的路才能到工廠。

粗樹在高級主管的社區裡收垃圾，楊青矗藉由粗樹的眼，穿透以宏南社區為雛型的高等人住宅區，家家有女傭（彼時還沒輸入外傭，女傭大多是從鄉村出來幫傭的農家女孩），每家門前就是一個小花園，煉油廠還編制有園丁幫忙剪枝除草。先生去上班，太太在家裡沒事就約人來打麻將，此起彼落的洗牌聲就像條小溪，淙淙流過。

上等人悠閒度日，低等人卻要拖著疲憊的身軀，收工後再走兩小時的路回家，家裡還有一個九十二歲的瞎眼老父等他回去吃飯，白飯加鹽就是一餐。粗樹將滿六十五歲，將要被強制退休，但因為是臨時工，工作三十年卻沒有退休金。粗樹憂心沒有積蓄的將來，他設想了好幾種意外死法，最後慘死在車輪下。在解僱日的前幾天，終於「升為正工」，讓盲父獲得撫卹。

董粗樹的故事，確有所本，楊青矗說著說著身體開始抖動，眼角淌淚。他在《工廠人》裡寫了很多臨時工的故事，他自己不是，但他選擇用小說將其卑微的命運承接起來。從前他常來半屏山腳下的公園散步、構思小說題材，這裡幾乎不會有什麼人來，工廠的工人沒有閒情逸致來，工廠外的後勁居民想進來也不得其門而入。煉油廠圍起高牆後，後勁居民早不能直直走到半屏山下，孩提時期，他們的共同記憶是到山上割五節芒，曬乾後販售給農家，當成番茄攀爬的支架。後來煙囪架起，噴發烈焰，稻也不能種了，當然菅芒也割不了了。

後勁的孩子長大，成為憤怒的中年人，只因他們望向半屏山，一邊是排出惡臭的燃燒塔，一邊是籠罩在粉塵中的水泥廠。

時間回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國際人權日，在高雄發生美麗島事件。當時楊青矗已經在《美麗島》的高雄服務處幫忙編雜誌，山雨欲來，煉油廠怕他惹事，還特別把他支開，派車讓他去臺北出差，楊青矗說，「我叫司機趕回高雄，大街小巷已經開始封鎖了。」當時熱衷政治活動，在《美麗島》雜誌當志工的蔡滄波，因為準備研究所考試，因此沒有南下。張金塗在煉油廠工作一年半後先去當兵，那時他是憲兵，隨時待命要去處理「暴民」，但他知道事實並非像媒體報的那樣，他的許多煉油廠同事都在現場，跟他講事情不是那樣。

美麗島事件後，楊青矗被判刑四年，離開他工作十九年的煉油廠。蔡滄波逃過一劫，順利考上研究所及外交特考，後來出國讀書。張金塗當兵回來，繼續在煉油廠工作到不用賠公費後，靠自修考上臺大法律系，一時傳為佳話。

兩個建教班小工，一個工人作家，在命運的交叉點上從此錯開，動如參商。將近四十年後，他們仨約定在關廠前一起回來高雄煉油廠，巡舊景，探故人，與共同的年少青春，做一次最後的告別。

※ 本文摘自《煙囪之島》，原篇名為〈我在高雄煉油廠的日子：三位工人的命運交叉點〉，立即前往試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