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特說，自欺就是逃避自由，它是一種你對自己說的謊

文／奈傑爾・沃伯頓；譯／吳妍儀

如果你能夠時光旅行回到一九四五年，到巴黎一間名為雙叟的咖啡館，你會發現自己坐在一個雙目圓瞪的矮小男人附近。他一邊抽菸斗，一邊在一本筆記本裡寫字。這個男人是沙特[1]，最知名的存在主義哲學家，也是小說家、劇作家與傳記家。他大半輩子都住在各家旅館裡，在咖啡館寫下大部分的作品。他看起來不像領導特殊潮流的人物，但幾年之內，他將變成那樣的人。

常常有一位聰明絕頂的美麗女性來跟沙特會合，她是西蒙・波娃[2]。各自在大學時代相遇相識，她是沙特的長期伴侶，但他們從未結婚，也從來沒有住在一起。他們也都有別的情人，但他們之間的關係一直維持著。他們形容這是「必要的」關係，其餘關係則都是「偶然的」（意思是「非必然的」）。波娃像沙特一樣是哲學家兼小說家，她寫了一本重要的早期女性主義著作《第二性》（一九四九年出版）。

二次大戰剛剛結束，大戰中多數時候巴黎都是被納粹勢力占領，法國人的日子過得非常艱難。有些人設法加入反抗軍，對抗德國人；有些人則跟納粹合作，背叛朋友以拯救自己。食物供應短缺，街頭發生槍戰。人會憑空消失，再也見不到。巴黎的猶太人被送到集中營去，大多數在那裡慘遭謀害。

現在既然同盟國擊敗了德國，是人生重新開始的時候了。戰爭結束讓大家鬆了一口氣，也覺得必須把過去留在腦後，正該通盤思考我們的社會該是什麼模樣。經過戰時的恐怖，各式各樣的人都在用哲學家會問的那種問題問自己，好比說：「活著的意義是什麼？」「神存在嗎？」「我非得一直做別人期待我做的事嗎？」

選擇自我人生的自由

沙特已經寫了一本晦澀的長篇著作，叫做《存在與虛無》（一九四三年），於戰時出版。這本書的中心主題是自由。人類是自由的。在被占領的法國，這樣的思想很古怪，因為那時大多數法國人覺得好像（或者真的就是）在自己國家裡成了囚犯。然而沙特的意思是，人類跟小刀之類的東西不同，並非設計來做特定的事。沙特並不相信有個神能夠先設計好我們，所以他拒斥神為我們設定好目的的想法。小刀被設計來切割物體，那是它的本質，就是那種本質讓小刀是一把小刀。但人類是設計來做什麼的？人類並沒有一個本質。他認為我們並不是基於某個理由才出現在此。我們並不必然要是什麼特定的樣子才算是人類。人類可以選擇要做什麼、要成為什麼。我們全是自由的。沒有人能決定你怎麼造就自己的人生，只有你能決定。如果你讓別人決定你怎麼活，那也是一個選擇，選擇成為別人期待你成為的那種人。

顯而易見的是，當你選擇要做一件事，不一定會做得很成功。你不成功的理由可能完全在你的控制範圍之外。但想做那件事、企圖做那件事以及如何回應自己的失敗，都是你的責任。

自由是很難掌控的，我們許多人都會逃離或躲避它。有一種躲避方式是假裝你其實根本不自由。如果沙特是對的，我們就不能找藉口：我們要為自己每天的所作所為、還有如何感受這些作為負起完全的責任，連對自己的情緒都要負責到底。如果你現在很悲傷，根據沙特的說法，那是你的選擇。你不是非得悲傷不可。如果你很悲傷，你要為此負責。這樣說很嚇人，有些人寧可不要面對，因為那太痛苦了。沙特說我們「被判處自由之刑」。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這種自由都黏上了我們。

沙特描述了一個咖啡館裡的侍者。侍者以一種非常制式的方式移動，他的舉止就像一個木偶。他身上的每件事都指出，他認為自己的生命完全被界定為侍者的角色，就好像他對於任何事情都沒有選擇。他拿著托盤的方式，在桌子之間移動的方式，全屬於一種舞蹈，而編出這支舞的是他的侍者工作，不是表演舞蹈的人。沙特說，這個男人是在「自欺」。自欺就是逃避自由。它是一種你對自己說的謊，而你也幾乎相信了：「你不是真的有自由選擇怎麼看待自己的人生以及這輩子要做什麼。」然而沙特認為，不管你喜不喜歡，你就是自由的。

選擇的責任與痛苦

在一場戰後發表的演講〈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之中，沙特描述人類的生命裡充滿了痛苦。這種痛苦是由於我們了解自己不能編織任何藉口，只能為一切作為負責；更糟的是，我人生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一種給別人看的樣板，告訴別人要怎麼過他們的生活。如果我決定結婚，我是在暗示每個人都該結婚；如果我決定懶散度日，在我眼中，人類存在就該這樣，懶散就是每個人應該做的事。透過人生中的這些選擇，我勾勒出一幅圖畫，描繪人類應該是什麼樣子。如果我真誠地做選擇，就有了很大的責任。

沙特以一位學生的真實故事來解釋他所謂的「選擇的痛苦」。戰時，這個年輕的學生必須做一個非常艱難的決定，於是來請教他的建議。學生可以待在家裡照顧母親，也可以逃走，設法加入法國反抗軍作戰，從德國人手中拯救他的國家。這是他人生中最艱難的決定，他不確定該怎麼做。如果離開母親，她會因沒有他變得很脆弱。他可能聯絡不上反抗軍鬥士，然後被德國人逮到，義舉的企圖就會變成精力與生命的浪費。但如果留在家裡陪母親，就是讓別人為他戰鬥。他應該怎麼做？你會怎麼做？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

沙特的建議有點讓人氣餒。他告訴這個學生，他是自由的，應該自己選擇。就算沙特給了學生該做什麼的實質建議，學生還是必須決定要不要聽從。身為人類，責任重擔隨之而來，無從逃避。

人的存在先於本質

「存在主義」是別人替沙特哲學取的名字。這個名稱來自以下的觀念：我們首先發現自己存在於世上，接下來就必須決定我們要如何過自己的人生。這本來可能是反過來的：我們本來會像把小刀，被設計來滿足特定的目的。但沙特相信我們不是這樣。用他的話來說，我們的存在先於我們的本質，至於設計出來的物體，卻是本質先於存在。

在《第二性》中，波娃將存在主義轉向了別處。她聲稱女人並非生而為女人，而是變為女人。她的意思是，女人傾向接受男人看待女人的觀點。成為男人期待中的妳是一種選擇。但女人生來自由，可以自己決定想要成為什麼。女人沒有本質，沒有自然賦予的必然狀態。

存在主義的另一個重要主題是我們存在的荒謬。人生完全沒有意義，直到我們做決定才賦予了人生意義，然後不久死亡就來臨，將我們能給人生的所有意義都加以去除。如果照沙特版本的說法，人是「一種無用的熱情」：我們的存在完全沒有意義。我們每個人透過自己的抉擇才創造出意義。一位也與存在主義相關的小說家與哲學家卡繆[3]，曾用希臘的薛西弗斯神話來解釋人的荒謬。薛西弗斯因騙了天神而受到懲罰，必須把一顆大石頭推到山頂。等他抵達山頂，石頭就會滾下來，他必須從山底下重新開始。薛西弗斯必須永遠一而再、再而三地推石頭。人類的生命就像薛西弗斯的勞役一樣，完全沒有意義，也無任何目的，缺乏解釋一切的答案。人生是荒謬的。

但卡繆並不認為我們應該絕望；我們不該自殺。我們反而應該承認薛西弗斯是快樂的。為什麼呢？因為在把巨石滾上山頂的毫無意義的掙扎之中，有某種特質讓他的人生值得活。人生仍然比死來得好。

存在主義引領了一方風潮。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受到吸引，討論人類存在的荒謬直到深夜。這個學說激發了種種小說、劇本與電影。它是人可以照著生活、應用到自身抉擇的哲學。

沙特自己隨著年齡增長，越來越投入政治活動，也更傾向左派。他試著將馬克思主義與他自己早期的觀點結合在一起，這工程相當艱鉅。他一九四○年代的存在主義是把重心放在為自己做決定的個人；但到了晚期，他試圖弄清楚我們如何是較大群體裡的一部分，還有社會與經濟因素如何影響我們的人生。不幸的是，他的作品變得越來越難理解；或許部分原因在於許多內容是他嗑多了安非他命時寫的。

註釋
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年－1980年，法國哲學家。
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1908年－1986年，法國作家、存在主義哲學家。
阿爾貝．卡繆（Al-bert Camus），1913年－1960年，法國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 本文摘自《哲學的40堂公開課》，原篇名為〈自由帶來的痛苦：沙特、波娃與卡繆〉，立即前往試讀►►►